遵义会议

依照传统文本,在“历时两年、行程万里”的长征里边,最光耀并且意义重大而久远的,非遵义会议莫属。因为:

1)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2)   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3)   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

4)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这说法始自1938年毛泽东笃定获得国际认可、开始攀向权力最高峰之际。那时节,他已经有了新的辅弼:刘少奇、高岗、彭真,康生也正踢掉王明贴上来。这帮冉冉新星干的——如果不能说第一档子事,无论如何也是“打底”的——就是以薅住“政治正确”为目标“搞掂”历史(即所谓“第一次提出中央的政治路线”):党出世已十多年,“总书记”长长短短也六个了。一路跌撞,哪些须大书特书、哪些必三缄其口,什么人须打、什么人要拉过来……哪些“派得上用场的”要特别挑出来阐扬——比如遵义会议。但话须说得圆乎,人才通过斗争涌现:胡乔木脱颖而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创作完成[1]。到1978年,虽经伟大领袖狠狠玩了一把,但终于再掌权柄的战友们,反复掂掇权力与民瘼,看准老旗子不能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创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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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遵义

黎平会议之后,三万中央红军改弦更张,开始按新的战略方针行进——“避免大的战斗,建立川黔边新苏区”。但“川黔边”在哪里?他们大致的决定是“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依照前两年新解密的蒋中正日记,为了把自己控制下的中央军部署在他心目中的“抗战后方云贵川……(遂)借剿共以安定西南,借剿共以掩护我抗日准备之决心”。于是,作为专门对付中央红军的剿匪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所辖八个师,也在此时转向贵阳附近,乘机从地方军阀王家烈手中夺取贵州的控制权。其实,就算没有解密日记,在陈布雷文档中,此意已然透露:湘江之役后,蒋介石听到(红军被迫进入贵州)后大喜,对陈布雷说:“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

这里,问史人其实触到一个大命题:声嘶力竭70多年的“艰苦卓绝的长征”,不过蒋某为对付地方军阀,找个开进的名目。到把红军赶到荒芜地带,即次年5月初进入雪山草地,主要意图既已达成,“顺带手”的剿共大致也可以收官了。这意思,中共这边其实早有了大义凛然的阐述——“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从这点看,通道转兵,西进黔川滇,毛蒋二人之意图,竟是相辅相成了。

据杨尚昆回忆,开辟新根据地的决心既下,抛掉坛坛罐罐,大包袱“红星”“红章”也合并为军委纵队,军团得以一路快步。20天之后,司令部进驻遵义。基本没有敌情。他们在那里“修整”了几天——长征以来第一次。1月15日,“声讨最高领导军事指挥错误”,继黎平会议之后,在一所黔军师长的宅邸接着开。

遵义会议已经说得太多。眼下顶要紧的,是扼着大家喉咙的中共十八大就要召开。此时回顾遵义,忍不住想说说该伟大会议里边一直没怎么引起注意的一层意思——这是一次多么生动的英雄聚议呀!君不见,一把手博古做了“报告”之后,同一班底的明智者(周恩来)放下身段作缓和火药气的“副报告”,随后洛甫开始他直抒胸臆的“反报告”。一肚子韬略、有准备、有心机(我们先不称“野心”)但资格稍逊的“与会者”(毛泽东),也有机会按照程序正式发言。如果,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大,胡总背书之后,在世界上放出那么些普世价值大话的“宝宝”对自己同胞来个“副报告”;“反报告”……通观十七大政治局,似乎没有哪位有胆就他们当政十年的贪污、滥权、不作为反问胡总几句——虽然俞正声、李克强可能“心里明镜儿似的”。不知明年李锐精力怎样、也不知辛子陵的党籍能否保留,但如果秦晓、刘亚洲他们能找个名目挤上去如当年毛泽东那样说几句,中国这盘棋不就活了么?

好啦,遵义会议,言归正传.

曾希圣还是卢志英

眼下我们已经知道,“湘江之战,共损失近38000人,而且主要是骨干作战部队”——这是人员。器材呢?有专业研究者给出:带着上路的大功率电台,此时几乎悉数被毁,“只剩15瓦和稍大一点的共40余台”。也就是说,从通道到遵义,中央红军的情报与通讯,只能维持在这样的装备水准上,比如新近推出的献礼作品里提到的30日深夜,周朱如何在湘江边的指挥部,收到红一军团报告“难以固守,催促过河”的电报。

除了军团内部通讯联络,有情报么?

四方面军的宋侃夫对此有过回忆:他们那时在正湘鄂西根据地,也就是说,有大功率电台、有汽油发电机和蓄电池、有比较从容的环境,得以“通过咬住贺国光部,最终破译了蒋介石的密电……掌握了中央红军周围大量敌情……与中央红军约定时间通报”。此说为一方面军的破译家曹祥仁所证实。他说的是:“中央红军在行军中很难收听到敌台,你们的情报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起码在“通道转兵”前后,二局高手曾希圣和曹祥仁,对敌台的截获与破译,因为器材、能源和环境,难于起作用。1

宋侃夫所说“敌情”,不知道是否包括“何键张开口袋”。如果有,这边的收报人,也只能是最高三人团下辖的中革军委指挥部——如果收报员不照规定逐级上报而直接交毛泽东,那就该受军法惩处了。

或许,“何键口袋”,再加上黔军“双枪兵”(即步枪之外还都带着大烟枪)之不堪一击,另有渠道直达毛泽东?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通道、黎平激烈争论的时候,他不合盘向同志们端出,而且直到今天还瞒着?

眼下,“通道转兵”、“黎平会议”(更有马屁精把惨烈的湘江之战也搭上),全都成了“奠定了毛泽东领袖地位之遵义会议”的序幕——也就是说,“真如神”的这位“马克思加秦始皇”,从那时候就正确,一直正确到遵义、正确到雪山草地、正确到甩开张国焘、正确到延安整风、到抗战中自身大发展……直到“光芒万丈、光焰无际”的文革。

“大救星”如此“一贯正确”,大家对他当然要遵奉礼拜。如果说,在艰难危险的创建阶段,他的同志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甘愿如此;到稍后领教了他手段不敢不如此;到共和国拿下的堂皇时刻,或乐得、或暂时敷衍他而如此……再后来,到了他外行的经济建设领域,到了千万农民俄死、他自己的孩子据说也一周吃不上一块肉的景况下,怎么好几亿中国人,从总理到科员、从总书记到小组长、从元帅到士兵、从委员长到夹边沟的囚犯……无不觳觫于他不仅不容置疑,连无意的轻忽也将招致杀身之祸的霸道之下?

到今日,太祖殡天好几十年了——“太阳最红 毛主席最亲”依旧响彻神州。随着权力衣钵经指定下传,接班的列位对红色圣上曾经安享的生拜冥祭也馋涎滴滴。颂圣外加诛心造神,在今日之中国,仍是人欢马叫、云蒸霞蔚——趋利抑或无可救药的痴愚?

最近有文章披露(王清波《卢志英事迹考略》《中华读书报》 2011年07月13日),刘少奇发轫之始的那个“白区党组织损失100%”是不确的:就在湘江激战时刻,受当时依旧活跃着的上海中央特科派遣、潜伏于“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司令部的卢参谋志英,已于12月1日抵达通道一带。卢志英那时在共党内的身份是“军事特派员”,任务是“赶赴贵州搜集情报,帮助地下党组织力量,保证红军顺利通过贵州”。

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否和他的战友项与南,一个半月前曾敲了门牙、妆成乞丐,直奔瑞金报告“铁桶合围”,卢志英这回是否也执有同样重大而准确的薛岳指挥部情报?在那紧急、纷乱的情况下,他见到了谁——他最熟悉的特科前领导的钱壮飞、李克农、周恩来,还是毛泽东?

最为诡秘的,在车载斗量的毛泽东传记与周恩来研究里,对此,没有一处说起。

  1. 关于中革军委下辖无线电营长征途中的工作环境:“无线电队的任务是确保军团首长与中革军委及所属部队的通信联络。那时的电台装备比现在笨重多了,光是一台 收报机和一台发报机就有40多斤重,60斤重的蓄电瓶有6个,还有一个充电机,约有90斤重,其他还有机器零件箱和汽油瓶等,所有这些都要用人力运输。” 有一则回忆提到“通道转兵”前后“两通破译密电”: 12月12日淩晨,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第1兵团总指挥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内容为在通道县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北窜”。当日 19时30分,中革军委根据敌情调整了行军路线,命令全军继续西进。同时,敌情也使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坚定了支援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决心。12月15日, 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2月16日,军委二局破译的敌人密电证明国民党军的企图仍然是要围歼红军於北上湘西的途中。 ——如果属实,或许可以理解为此两通仅为“局部零散情报”而非核心计划,只要毛泽东那样的大家方可据为战略决策依据。 []

通道转兵之依据

近日来,电影《通道转兵》忽然火爆。个中缘由么,当属为90寿诞再添光彩——贫困县官员吃喝嫖游之外,竟然倚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放胆玩新招:甩公款出镜过瘾。

想来这几块料粉妆上阵时候定是底气十足:唱红歌演红戏,人家重庆多少个亿甩下去,眼皮都不眨一下。湖南也要有所动作——卯足了劲宣教“圣祖伟业”,让P民个个“埋头拉车不问路”!

问题是,“英明伟大”喊了60多年,怎么说也得来点新的。有人想起,“遵义会议伟大奠基”够劲是够劲,只是说疲了。官方史家不是还有一说么:“伟大奠基”实际上是近一个月前“黎平会议(12月18日)之继续”。

但在黎平在贵州,而不过几天前在湖南的通道,曾经有过一个“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12月12日),如果将其列为“黎平会议之先声”,“通道转兵”不就成了遵义先声的先声么?潇湘厂亮出彩旗——“毛泽东以其睿智的军事洞察力,敢于担当的道德勇气和天才浪漫的行事风格挑战权威,在风雨飘摇中带领中国红军走出了困境,找准了‘通道’,揭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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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踏上长征途

据官方《毛泽东年谱》,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泽东随着86000人的大队,“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那时节,他在党内的地位,按照正史的说法,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顶点”的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不在四人常委之列。当选常委而进入决策核心,要到一年后的遵义会议上。虽然也算是党内高干,要害的党务军务没他什么事。分派给他的,是“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很像后来朱德、董必武等所处之虚位:参加个代表大会,发布个“五一节宣言”,做个《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报告什么的。

长征前一系列决策,包括上报国际并得到批准的“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以及“最高三人团”成立,他都无缘与闻。为调开围剿军而向浙赣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旋即失败),以及那篇由他打头署名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发表抗日宣言》
,跟他都没什么直接关系。到8月底,眼见打破第五次围剿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他提出“向西,打湖南”,没人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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