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18日，浙江瑞安法院公开审理八旬老汉邱某于“文革”时期故意杀害洪某一案，顿时在网络上激起舆论千重浪。有人认为不应该只追究一个普通凶手；有人则认为这这是带有风向标性质的审判；还有人则认为这是国家责任，认为只有公开历史真相，才能进行公正的审判。
我认为，对于“文革”杀人罪行的追索，不仅必要，还应该与“文革”这一重大国家罪错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对“文革”中数百万“非正常死亡者”亡灵的抚慰，还是一个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有助于民族集体反省。
“文革”中死亡人数成谜
先得说清楚“文革”中被屠杀的人数究竟有多少？我曾查阅无数资料，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8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美国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在其著作China’s Bloody Century （《中国血色百年》，1991年）中估算，“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死亡数据是共计为172万8千人死亡；这些死亡者的死因都被笼统归之于一个官方给定的模糊解释——非正常死亡。
“文革”中的杀人罪行有哪几类？
死亡人数不确定，但“文革”中涉及杀人的罪行却可以归类。
第一类杀人罪是以国家的名义，对所有怀疑、批评意识形态的人、包括对领袖有微辞的人予以剥夺生命的惩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列出的数据是13万5千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其中为公众熟知的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他们生前被关在国家的监狱里，受尽种种非人的折磨侮辱，最后被政府以反革命的罪名枪杀，其中钟海源还被活杀取肾。可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政府除了宣布原先的判决是错误的之外，从未为这些罪行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第二类杀人罪，是一些地区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庭成员的集体屠杀，有史可考的就有湖南道县（1967年）、湖南邵阳县（1968年）、湖南、广东、广西三省（1967-1968）、北京大兴县（1966年）。政府方面一直将这解释为“贫下中农”的自发“革命行动”。但据已有研究，这种杀人行为是有地方行政机构命令的，比如邵阳县大屠杀的命令来自于该县武装部部长、革委会主任柴春泽；大兴县是奉当地公安局命令行事。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苏扬教授曾查阅逾千种县志与大量内部档案，估算出“文革”时期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其中大量就死于这种集体专杀。这类罪行，至今官方不仅未见检讨，还蓄意销毁资料。由于中共阶级斗争教育的作用，在当年的杀人者眼中，“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本就被视为政治贱民，活着只配受侮辱与损害，死了也未足惜。据说，在屠杀发生之地，仍然是少数幸存者害怕杀人者。我在少年时期曾亲历1968年邵阳县的“黑杀风”，对这种屠杀的血腥与非正义有着旁观者不能比拟的生命痛感。它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因为屠戮者与被屠戮者都是同一民族；也不是战争结束后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屠杀，因为这些被杀害者无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早就处于被统治集团与其他社会成员凌虐的凄惨境地。他们之所以被杀害，其根源就在于当时主宰中国的神灵毛泽东对“敌人”的定义。
“文革”中的第三类杀人犯罪，是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文革”结束后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曾于1978年6月至1979年8月，经过调查复核相关资料后统计出：从1966年至1975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 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这一数字与《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中列出的“武斗死亡23万7000人”接近。
这些大规模武斗发生的表面原因是各“造反派”组织要争正统，即要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面前争宠，但实质是“造反派”受中央文革的鼓励从“走资派”手中夺得权力后重新分配权力的斗争。这种争夺权力让毛泽东感到造反派不听话，尾大不掉，不利于他要进行的“革命大业”，于是将其抛弃。因此，武斗杀人在“文革”中及“文革”后都受到惩处，浙江瑞安邱某的罪行可归于此类。
追索国家之罪是为了中国的未来
“文革”与“反右”“六四”一样，都是国家之罪，其产生与实施均与国家最高政治权威及各级政权的鼓动有关，不是自然人的刑事犯罪。这种发生于非战争年代的大规模迫害直至屠杀，至今为止在国际社会只有“红色高棉”可以相比，必须追究，这种追究不仅是为了昨天，而是为了中国的今天与明天。
我一直提醒中国人不要忘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强调一个国家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历史习惯因素产生的影响。诺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人习惯用“向前看”来抚慰自己虚弱的心灵，除了中共领导人至今还坚持“不能用后30年（改革）否定前30年”之外，我还见过许多“文革”的施虐者轻飘飘地将自己的罪行诿之于“那是时代原因”。殊不知，这种对自身与本民族恶行毫无原则的宽宥，正是中国今天陷入腐败堕落、连生存环境安全与食物安全都得不到起码保证的根源，也是政府发展成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无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无止境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的根源。
一个对自身在和平时期屠杀本国人民之国家罪错毫无悔罪之意并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的政权，人们怎么能指望它担当起将国家导向光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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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浙江省温州瑞安，何清涟女士你好!你对中国历史问题了解这文章说文革杀人罪，现在法院可以审理，你说这是国家之罪这点说的很对，请问在我们温州有很多托派在文革前被共产党说是反革命有成千上万他们大多是教师，有良心说实话的人大多早前多是共产党员现在人多知道文革和1989年64不知托派反革命你可以说说中国托派历史真相
邱老汉文革杀人罪审理据说当年就做出裁决，一直在逃。内里原因还得当地人才真正了解。我文章里说过，武斗杀人罪在文革期间与文革后都是唯一可以追究的杀人罪。原因是毛在利用完之后就抛弃了这些造反派组织。
关于贵地托派之事，我不了解。文革的事情，因为一直关心，所以能够写。除了我发现有大量可信资料。这类事情，一般来说，还是受害者或者长期追踪了解的人来写更合适。
何老师，那么你怎么看当年广西死了8万人的大屠杀？应该理解成武斗杀人还是集体屠杀？
广西有两类屠杀，一类是农村杀黑五类；一类是你说到的武斗后对失败一方的屠杀。后者是有韦国清支持的，网上有文章说韦后来未被追查，是邓小平庇护。很希望有当事人出来写回忆录记述当时经过。
我个人认为广西组织间武斗后对失败者的大规模杀害，是算屠杀，理由是：当时一方已经处于无力抗争状态，不再是对峙状态下的死伤。
是这样。我有个远房亲戚在文革后期（所以当年的事情他没份）参军，他说他所在的部队当年就参与了广西的屠杀，听前辈讲，因为血债太多，民愤太大，所以只好调走到别的省份去。他还说现在很可惜，官方刻意掩盖当年的屠杀，当年的痕迹现在逐步被抹去。年轻一代知道当年惨状的不多，而且也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
這个邱老汉难道中了六合彩不成，竟然摊上這个事来。怪哉怪哉。
何老師，您好。非常贊您的觀點。不過類似這樣的個案，自己並不持樂觀態度，因為文革都過去幾十年了，除了像我等經歷過文革的人（本人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外，現在的年青人對這段人類歷史上極其黑暗的歷史根本不知道或不瞭解，況且中共當局一直對這段黑暗歷史諱莫如深，在改革開放以來，將人們的思想形態引導到對財富的追求上，而對歷史的創傷漸漸地遺忘，轉眼間，一個對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政黨和政府轉眼又成為人民的領路人，繼續保持其“偉光正”的形象。我覺得我們的民族是個健忘的民族，有時甚至是非不分和不可理喻，別的不說，從去年的所謂保釣大遊行中打砸閙行徑就可以體現出來，所以，我對現時的政府与民眾一起來反省和反思文革的禍害從來不抱有什麽希望。
中国大陆“保钓游行”并不是发自群众，是官方自导自演的荒唐戏！！！
应该说反日游行还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否则也不可能弄出这么多人出来。当然没有官方的指使，根本不可能成气候。广州的「撑粤语」游行就是有人无气候的一例。其实还是官媒理解最近安倍讲话时说得最透彻：中国（加上共产党就完美了）需要冲突巩固统治基础。「忠实信徒」一书就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要抵消一个群众运动的影响，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用一个运动代替另一个运动。现在中国暗潮汹涌，拿起「反日爱国」这张破旗实在是最好不过。当年阿根廷军政府也是这样的，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反日能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在于，官方多年以来的「爱国」主义宣传，加上电视常年累月播放抗战片。群众中的大部分既不是经历过抗战（实际上我见过的经历抗战沦陷区的老人，还真的有人说日本人不那么坏，可见日本人也不是什么恶魔。只是中日两国都有民众在法西斯宣传攻势中被扭曲了人性。），也没有几个见过真正日本人。没有一手直接体验，群众往往是相信声音最大的那个消息源。
中国人不是健忘，而是脊梁弯曲了。这几天读《弯曲的脊梁》，虽然书中说的是德国，但是只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套入书中，就可以发现中国人受专制压迫，不自觉间脊梁弯曲得比德国人还厉害。如果说中国人是非不分，不可理喻，可以看看该书中引用的东德国安部的统计：在1989年的春天（柏林墙倒塌前夕），整个东德只有2600名活跃（反建制）分子以及中间60名异议骨干分子。专制统治从来不需要100%臣民认同其统治，只要有大部分臣民不同程度认同或者假装认同甚至冷漠就可以了。只是东德最后还是垮台了。
另外我是80后，我对文革还是稍有研究。平常喜欢看《炎黄春秋》。当然我现在已经来美国了。不过，要是换了在中国，估计我还是会折弯自己的脊梁委屈求全。中国年轻人有没有你想的那么悲观，我也说不准。
文革是一场烧尽人性良知的大火，纵火者理应立【跪碑】向中华民族谢罪！！！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于一九五六年时教导越南劳动党胡志明主席：皇帝是不能下罪己诏的，皇帝下罪己诏是要亡国的。窃党、窃国毛贼大盗不愧为历史学家，一语道破其皇帝一般的一贯做法：大凡本朕自知有罪，替罪羔羊有的是：手下有那么多忠臣。替罪羔羊不好找？朕看谁不顺眼就找谁！另：指望皇帝继承人勇敢站出来承认先帝的罪孽，这岂不是要教其数典忘祖吗？！中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被列为「国难」而载入史册已是不容置疑。但是制造国难者不但逍遥法外而且其种种「风流」仍为当今欲窃者作为无往而不胜的战神趋向之傚尤之，这才让人震惊！
越共在80年代末就罪己了一次。
现在中国很多人拿日本某些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说事，却不肯检讨反右、文革，甚至64。更有甚者，还有人理直气壮地说：中共建政后发生的，只是“母亲打小孩”。袁腾飞老师就曾反驳说：母亲打小孩，为的是小孩好。以国家名义滥杀无辜，难道是为受害者好？前面列举的四者除了实行人有差异以外，性质一样，都是以国家名义的犯罪。如果拿出声讨日本右翼的标准，说出“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人，最值得中国人去声讨。如果拿出谴责参拜靖国神社的标准，那么每天齐集天安门广场上那个停尸房的那些参拜者，更值得谴责。
文革之祸根源在中共，邓小平将罪责推给毛泽东一人贻害无穷。
文革之根源在于接班人问題，如毛岸英不死，文革大概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至于如此惨烈，因为没有任何人胆敢反对毛岸英上位。文革之罪责不在毛泽东，难道在四人帮嗎？
区区一个毛岸英改变不了历史，自中共诞生文革早晚会发生大小而已。那位温影帝不是说中国有可能会第二次文革吗？他这可不是戏言也不是危言耸听，中共存在一天文革、六四、法轮功等等事件就不可避免。
应该说是推给了林彪和「四人帮」。
看看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性就会明白了，文革就是毛错误发起而被反革命利用了的运动，狗屁！文革产生的根源还在阶级斗争理论，这和三反五反、反右、六四、法轮功事件性质都大同小异。
那么，現在的走资派正在大步迈进，請温先生有本事发动一次文革試試看。如果文革的根源在阶级斗争，請问当時誰是无产阶级，誰是资产阶级？這位邱老汉当年究竞是代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皇太子之生死存亡，而且还是唯一的皇太子，豈是区区二字可糊弄过去的？当然，历史是不可以假設的，只是各有各的理解，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
什么是阶级斗争？利用政权肃清异己就是阶级斗争，中共自始自终都会干这事！毛太子掌了权一样会干这事，不在于他是不是毛的儿子。
共匪之罪恶，罄竹难书。
追索國家之罪? 哈哈哈, 那中共大概要破產了
由中共在野時的井崗山AB團, 延安整風, 到內戰中的中共長春圍城戰,
到竊國後的土改, 鎮反, 反右, 大躍進直至文革, 每次都死一大票人, 而且越搞越瘋狂
開放改革後, 有六四屠城, 鎮壓法輪功, 強搶民地民財, 貪污收黑, 侵佔國有資產
中共從竊國至今, 幹下無數喪盡天良之事, 真要追索國家罪行, 那中共鐵定亡黨, 黨員都要抓去槍斃
我是70后的，小时候常翻看长辈的书信，其中大量文革时期来往的信件，信封贴的邮票、信里夹带的卡片都是那个时代血腥的象征。如果把这些物品集中展览，让后代了解发生了什么很必要。因为我当时就看不懂，问大人，大人也不回答。带着这些童年的疑问，我查找中共的历史。直到04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我被“伟大的党”以“国家”的名义从家里带走在一个秘密地方“关禁闭”。在那里我亲自体验了“党的铁拳”。决定完全放弃了“改良党”的幻想。同年12月，我看到《九评共产党》的书有倡议退党。于是我声明退党组织。
这正如何老师所言：一个对自身在和平时期屠杀本国人民之国家罪错毫无悔罪之意并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的政权，人们怎么能指望它担当起将国家导向光明的责任？
贊成何教授的說法,這個案件若能由法律審判
對未來中國社會的和解是有幫助的
至少可以免去千萬人頭落地的悲劇
共產黨垮桿真的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但真到那一天
對共黨罪行的清算,是要依法審理有罪認定;
還是像毛澤東式的不分青紅皂白亂捕殺?
這是全體中國人都該深思的問題
完全赞同何的观点，但是没有主持正义的机构来审判！
看看溫相的心路歷程，或許會有不少啟發。2003年3月第一任時，他以詩言志：「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到了2007年9月6日(達沃斯)和2008年3月18日(人大記者會)繼任時，他又加上了一句話，就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一加法，說明他總結了「多難興邦」中的經驗教訓。僅有林則徐的芊芊負重，有點行不通。那麼有了王安石宰相心氣的第二任，還有否遺憾呢？答案要等今年3月了。不過把王安石的「三不足論」，用今言表示出來，也可以理解為：「變天沒啥怕、從沒救世主、其他皆廢話!」這句話在中外場合居然各講了一遍，足見溫相無懼王滬寧怎麼寫了。
窃国大盗“伟光正”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涛天罪恶是空前绝后的。比起小日本对中华民族的罪恶那是大巫见小巫。中华民族只有到了认真清算，那个天安门广场停尸房里那团臭肉时才能有光明的明天。如果说要小日本向中国人民谢罪到不如说让“伟光正”向中国人民谢罪更必要。
共匪不彻底倒台，文革冤魂永远不会得到正真的平反！
何止文革！三反五反、反右……再到六四共匪放下过屠刀吗？
必须彻底清算共匪，那8000万华夏冤魂才会瞑目，中国的年轻人就看你们的了！
用文革時期”兩報一刊” 的語言, 邱某是 “被蒙蔽” 億萬中國人的其中一位, 武鬥的互相殘殺里, 邱某做了他以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行動. 試問, 愚民 – 殘民的專制統治者至今仍舊, 沒有民主和法治, 沒有個人權利保障, 那麼, 審判邱某毫無意義, 也可以說, 對風燭殘年的他不會公平.
文革前期，毛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纵容底层攻击基层领导，形成了所谓造反派和保皇派。造反派一般指反对基层领导者，保皇派一般指拥护基层领导者。两派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互相文攻武斗。毛左津津乐道的所谓大民主就是这一时期。基层领导者也称为走资派或当权派。
但是在文革后期，洗牌的目标已经达到，即政治对手已经被击垮（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击垮，参考林彪事件），所谓走资派或者是当权派基本官复原职，腐败的苗头开始滋生，所谓大民主成了海市蜃楼。
请何先生深入剖析毛左的所谓大民主。
忍不住挿句話，其实当年并沒有真正的大民主，主席叫打倒誰就打倒誰。当時己经经历过多少政治运动，稍有普通常識的人都知道造反派只不过是过把瘾就死而已。不过当時并无强迫造反，一般人有自由选择当保皇派或逍遙派。不用工作，工资照发。現在有人缅怀文革，大概是怀念当年短時间的自由岁月和有点民主和新闻自由味道的大字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