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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何清涟美国之音中文博客</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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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中国底层为什么怀念“文革”?-写于5•16通知发布46周年之际</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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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17 May 2012 22:48:42 +0000</pubDate>
		<dc:creator>何清涟</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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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谈到“文革”，大多数亲历者都会根据自身的回忆勾画出一幅“文革”图景。描绘这幅图景有两个维度：个人及家庭在“文革”前所处的地位，以及“文革”为其带来的变化。但鲜有人从文明进化这一角度来看，即“文革”到底是人类文明的演进，还是毁灭人类文明。出自个人境况来评价“文革”，毕竟非史家眼光。 “文革”对中国最大的破坏作用其实在于它斩断了中国与人类文明的联系。毛泽东要反对的“封资修”，其实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三大形态。封建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留给现代中国的文明积累；资本主义，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修正主义，是毛曾视为老师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观察毛泽东一生“功业”，无论是中共建政前还是建政后，其主脉就是他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照搬过来、且最欣赏的一句话：“要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这个“颠倒”，不只是江山易主，而是文明另造，他不仅要打碎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经过自然选择构建的社会秩序，而且还要颠倒过来。 这个“颠倒”世界的梦想，应该起源于毛接受马克思主义及苏俄革命理论之前。因为他幼年时就非常崇拜洪秀全与孙中山。这两位头上的桂冠现在很不相同，洪秀全是“农民革命领袖”，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两人的社会改造方式完全不同，但却有一点本质相同，即以行动在践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梦想。毛泽东将锦绣江山纳入中共之手以后，农村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形式改变了农村的人地关系之后，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最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制度，让他觉得很不顺手。对苏联老大哥那套“专家治国”（即官僚要有高等教育学历、专业资格），提高全民教育水准、生活情调布尔乔亚化，毛泽东心里很不以为然。到以“九评苏联共产党”为武器与苏联打了一场口水战之后，毛泽东终于放开手实施其社会改造理想，其序曲是1964年开始了阶级斗争为纲（标志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类话剧的登台），再后来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真正让社会底层怀念的，应该说是社会地位提高的尊荣感。中共建政之后，50年代的社会改造虽然按照1949年以前的社会资源（政治、经济、文化）划分了成份，厘定了阶级等级，在农村里对原有的社会精英采取肉体消灭政策，地主富农阶层确实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政治贱民。但城市里的景象与农村很不相同，1949年以前的中上阶层不少被消灭，活下来在政治上虽然成了贱民，但其家庭成员却因为知识、专业技能而进入各种中、高阶社会职业，如医生、教师、工程技术人员，这类家庭与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及游民出身的家庭，无论在生活方式、家庭成员教养方面还是很不相同。后者面对前者，无论如何还是克服不了那种因社会习俗带来的自卑感。 更重要的是社会上升管道对低阶家庭来说还并非畅通无阻。按中国1963年以前的学制，升学考试是择优录取，1949年以前的中上阶层家庭在文化资源上有天然优势，纯工农出身的青年这方面虽然有“出身”这一政治优势，少数人能够被“保送”，但在成绩面前总体上还是要败给前者。 毛泽东当然认为这种按能力开放上升通道的格局是个“颠倒了的世界”（他认为自己当年在北大受到教授歧视始终是个心结）。他的“文革”就是要将这种经过自然选择形成的社会格局再颠倒过来，要害就是要将以工农城市贫民游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彻底从这种自卑感中解放出来。“文革”初期在政治层面有两个指向，一是针对中共官僚体制内的人物，当时各省地市县的负责人莫不被抓去批斗游街，抄家剃阴阳头，直到差不多两年后被陆续“解放”并恢复官位；二是针对以“黑五类”为主的“二十一种人”，这类人更惨，抄家批斗游街剃阴阳头一样不少，在广西湖南北京等地还发生过对这类人全家集体屠杀之事。这些人受到的迫害甚至都不在以后的“平反”之列，许多地方的地方志还避讳此类事情。“红五类”成员可以奉毛主席革命路线之名肆意践踏上述两类人及其家属子弟的尊严， 对社会底层更重要的肯定，是社会上升管道对他们的特殊开放，当时的招工、招干、招军以及招生，都以工农革命干部子弟等红五类子弟优先，这类出身加上政治表现就能够获得向上升迁的机会。记得1968年结束停课闹革命，小学生可以升中学，但要居民小组评定。我所在的居民小组包括我在内有3个需要升学的同龄人，但只能有两个升学。那位出身于乞丐、当时为特困五保户的街道积极分子刘赐生唾沫横飞地说：“谁读谁不读，就看他们的父母解放前谁喝的面汤多，不喝面汤的没资格读”。以做乞丐与终身享受社会照顾为荣，也真只有毛泽东创造的那个颠倒世界里才有的现象。 毛泽东还对社会底层智力与生活习惯予以肯定。毛泽东有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成为一些底层成员经常表现自己反智情结时念颂的“圣谕”。“工人农民脚上有牛屎，但思想最干净”甚至成为一些人斥骂卫生习惯良好者的话。中国社会的审美观在那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均以穿一身军装为荣，没有军装就穿上解放装。1972年中美建交后，外国人来中国，形容他们看到的中国人是一群群蓝色灰色黑色的蚂蚁。随地吐痰在全国到处可见，随地大小便在小城镇及农村更是常事。但当这一切被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摄入纪录片《中国》之后，中共政府与中国人又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严重冒犯，展开了一场由《人民日报》、新华社领军的大批判，还发动居委会生产队批判这部“反华影片”。一些社会底层成员在居民小组会上“大义凛然”地说：“吐口痰，妨碍帝国主义什么事了？老子就吐了。”然后鼻涕浓痰一把一把地往地上甩，直到挤不出为止。 今天的社会底层怀念“文革”，理由是社会公正与没有腐败，城市工人则怀念当时有保障的生活。前两点是怀念者臆相出来的话语。“文革”带给底层人的欢欣，其实并非什么“社会公正”，因为逆向性的社会歧视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不公正与人权剥夺。但社会底层却可以在“文革”当中将原来比较优裕的人踩入泥里，获得一种翻身的快感；“文革”也不缺少腐败，城市里掌握稀缺资源的白衣战士（医疗工作者）与一把刀（卖肉的）都是令人艳羡的职业。那些掌握资源的官员家里餐桌上的菜肴永远比普通人家里丰裕，就连农村里的生产队长、会计与保管员都在多吃多占上蛇有蛇路、鼠有鼠路。至于工人阶级在“文革”获得的地位，其实是种特殊的政治恩赐，是通过贬损其他阶层而得到的，与今天西方国家那种奠基于权利保障之上的工人地位完全不同。 可以说，邓小平的改革是将被毛颠倒了的世界再度颠倒过来，只是那种权贵私有化的方式不值得肯定。社会底层在改革中失去的，主要不是经济地位与他们幻想曾经存在的“社会公正”，而是曾经昙花一现的政治地位，这种政治地位主要由身份逆向歧视带来的尊荣感构成。但这种以贫穷、愚昧、落后为荣的尊荣感，以贬损侮辱中上阶层来提高底层社会地位的“文化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过去以身份型为特点的封建社会不曾出现，那是重视家世、名誉、财富及文化传承的社会；在现代契约型社会也不会出现，因为这种社会重视个人能力，通过公平竞争，个人能力可以帮助人们向上升迁，变得富有、知性、有教养。 上述问题是中国人不愿意触及的问题。知识阶层不愿意触及，因为害怕得罪社会底层；社会底层不愿意承认这点，乃因为他们多少知道贫穷愚昧永远无法上升为褒义词。也许，只有当中国社会的上升通道畅通（如同80年代一样），改革的不公引起的社会痛苦消逝之后，社会底层怀念毛时代与“文革”的现象才会从中国这块土地上彻底消失。]]></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谈到“文革”，大多数亲历者都会根据自身的回忆勾画出一幅“文革”图景。描绘这幅图景有两个维度：个人及家庭在“文革”前所处的地位，以及“文革”为其带来的变化。但鲜有人从文明进化这一角度来看，即“文革”到底是人类文明的演进，还是毁灭人类文明。出自个人境况来评价“文革”，毕竟非史家眼光。</p>
<p>“文革”对中国最大的破坏作用其实在于它斩断了中国与人类文明的联系。毛泽东要反对的“封资修”，其实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三大形态。封建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留给现代中国的文明积累；资本主义，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修正主义，是毛曾视为老师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观察毛泽东一生“功业”，无论是中共建政前还是建政后，其主脉就是他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照搬过来、且最欣赏的一句话：“要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这个“颠倒”，不只是江山易主，而是文明另造，他不仅要打碎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经过自然选择构建的社会秩序，而且还要颠倒过来。</p>
<p>这个“颠倒”世界的梦想，应该起源于毛接受马克思主义及苏俄革命理论之前。因为他幼年时就非常崇拜洪秀全与孙中山。这两位头上的桂冠现在很不相同，洪秀全是“农民革命领袖”，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两人的社会改造方式完全不同，但却有一点本质相同，即以行动在践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梦想。毛泽东将锦绣江山纳入中共之手以后，农村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形式改变了农村的人地关系之后，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最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制度，让他觉得很不顺手。对苏联老大哥那套“专家治国”（即官僚要有高等教育学历、专业资格），提高全民教育水准、生活情调布尔乔亚化，毛泽东心里很不以为然。到以“九评苏联共产党”为武器与苏联打了一场口水战之后，毛泽东终于放开手实施其社会改造理想，其序曲是1964年开始了阶级斗争为纲（标志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类话剧的登台），再后来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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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真正让社会底层怀念的，应该说是社会地位提高的尊荣感。中共建政之后，50年代的社会改造虽然按照1949年以前的社会资源（政治、经济、文化）划分了成份，厘定了阶级等级，在农村里对原有的社会精英采取肉体消灭政策，地主富农阶层确实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政治贱民。但城市里的景象与农村很不相同，1949年以前的中上阶层不少被消灭，活下来在政治上虽然成了贱民，但其家庭成员却因为知识、专业技能而进入各种中、高阶社会职业，如医生、教师、工程技术人员，这类家庭与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及游民出身的家庭，无论在生活方式、家庭成员教养方面还是很不相同。后者面对前者，无论如何还是克服不了那种因社会习俗带来的自卑感。 </p>
<p>更重要的是社会上升管道对低阶家庭来说还并非畅通无阻。按中国1963年以前的学制，升学考试是择优录取，1949年以前的中上阶层家庭在文化资源上有天然优势，纯工农出身的青年这方面虽然有“出身”这一政治优势，少数人能够被“保送”，但在成绩面前总体上还是要败给前者。</p>
<p>毛泽东当然认为这种按能力开放上升通道的格局是个“颠倒了的世界”（他认为自己当年在北大受到教授歧视始终是个心结）。他的“文革”就是要将这种经过自然选择形成的社会格局再颠倒过来，要害就是要将以工农城市贫民游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彻底从这种自卑感中解放出来。“文革”初期在政治层面有两个指向，一是针对中共官僚体制内的人物，当时各省地市县的负责人莫不被抓去批斗游街，抄家剃阴阳头，直到差不多两年后被陆续“解放”并恢复官位；二是针对以“黑五类”为主的“二十一种人”，这类人更惨，抄家批斗游街剃阴阳头一样不少，在广西湖南北京等地还发生过对这类人全家集体屠杀之事。这些人受到的迫害甚至都不在以后的“平反”之列，许多地方的地方志还避讳此类事情。“红五类”成员可以奉毛主席革命路线之名肆意践踏上述两类人及其家属子弟的尊严，</p>
<p>对社会底层更重要的肯定，是社会上升管道对他们的特殊开放，当时的招工、招干、招军以及招生，都以工农革命干部子弟等红五类子弟优先，这类出身加上政治表现就能够获得向上升迁的机会。记得1968年结束停课闹革命，小学生可以升中学，但要居民小组评定。我所在的居民小组包括我在内有3个需要升学的同龄人，但只能有两个升学。那位出身于乞丐、当时为特困五保户的街道积极分子刘赐生唾沫横飞地说：“谁读谁不读，就看他们的父母解放前谁喝的面汤多，不喝面汤的没资格读”。以做乞丐与终身享受社会照顾为荣，也真只有毛泽东创造的那个颠倒世界里才有的现象。</p>
<p>毛泽东还对社会底层智力与生活习惯予以肯定。毛泽东有句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成为一些底层成员经常表现自己反智情结时念颂的“圣谕”。“工人农民脚上有牛屎，但思想最干净”甚至成为一些人斥骂卫生习惯良好者的话。中国社会的审美观在那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均以穿一身军装为荣，没有军装就穿上解放装。1972年中美建交后，外国人来中国，形容他们看到的中国人是一群群蓝色灰色黑色的蚂蚁。随地吐痰在全国到处可见，随地大小便在小城镇及农村更是常事。但当这一切被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摄入纪录片《中国》之后，中共政府与中国人又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严重冒犯，展开了一场由《人民日报》、新华社领军的大批判，还发动居委会生产队批判这部“反华影片”。一些社会底层成员在居民小组会上“大义凛然”地说：“吐口痰，妨碍帝国主义什么事了？老子就吐了。”然后鼻涕浓痰一把一把地往地上甩，直到挤不出为止。</p>
<p>今天的社会底层怀念“文革”，理由是社会公正与没有腐败，城市工人则怀念当时有保障的生活。前两点是怀念者臆相出来的话语。“文革”带给底层人的欢欣，其实并非什么“社会公正”，因为逆向性的社会歧视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不公正与人权剥夺。但社会底层却可以在“文革”当中将原来比较优裕的人踩入泥里，获得一种翻身的快感；“文革”也不缺少腐败，城市里掌握稀缺资源的白衣战士（医疗工作者）与一把刀（卖肉的）都是令人艳羡的职业。那些掌握资源的官员家里餐桌上的菜肴永远比普通人家里丰裕，就连农村里的生产队长、会计与保管员都在多吃多占上蛇有蛇路、鼠有鼠路。至于工人阶级在“文革”获得的地位，其实是种特殊的政治恩赐，是通过贬损其他阶层而得到的，与今天西方国家那种奠基于权利保障之上的工人地位完全不同。</p>
<p>可以说，邓小平的改革是将被毛颠倒了的世界再度颠倒过来，只是那种权贵私有化的方式不值得肯定。社会底层在改革中失去的，主要不是经济地位与他们幻想曾经存在的“社会公正”，而是曾经昙花一现的政治地位，这种政治地位主要由身份逆向歧视带来的尊荣感构成。但这种以贫穷、愚昧、落后为荣的尊荣感，以贬损侮辱中上阶层来提高底层社会地位的“文化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过去以身份型为特点的封建社会不曾出现，那是重视家世、名誉、财富及文化传承的社会；在现代契约型社会也不会出现，因为这种社会重视个人能力，通过公平竞争，个人能力可以帮助人们向上升迁，变得富有、知性、有教养。</p>
<p>上述问题是中国人不愿意触及的问题。知识阶层不愿意触及，因为害怕得罪社会底层；社会底层不愿意承认这点，乃因为他们多少知道贫穷愚昧永远无法上升为褒义词。也许，只有当中国社会的上升通道畅通（如同80年代一样），改革的不公引起的社会痛苦消逝之后，社会底层怀念毛时代与“文革”的现象才会从中国这块土地上彻底消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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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从北京对外放料看权斗终盘轮廓</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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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14 May 2012 20:21:47 +0000</pubDate>
		<dc:creator>何清涟</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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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薄熙来]]></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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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5月11日，日本《富士晚报》发布一条惊人消息“失势中国大人物薄熙来独家专访”，报道说：4月26日，日本大和新闻社宇田川敬介在中国国安的安排监视下，与失势后的薄熙来共进晚餐。 这是薄熙来被软禁后第一次与外界见面，消息无疑具有爆炸性，凡读到这条消息的人第一反应莫不是震惊之余加上不相信，大多人都在想：1、为什么这次按常情不可能的会面会选择宇田川敬介？ 为什么这次北京会选择日本新闻业中一家并不以政治新闻报道见长的娱乐性媒体，而不是象4月中旬以前那样选择英美大媒体及港台媒体？2、为什么4月26日的见面采访，却延至半个月后的5月11日才发表？ 对于第一问，宇田川其实已经在文中回答了，那是因为他本人与薄熙来有渊源，1997年，宇田川曾在“MYCAL”大型超市集团负责法务工作。当时，MYCAL在大连投资，宇田川得以认识大连市长薄熙来，后来还与当时做律师工作的谷开来合订顾问契约，因而与薄家有联系。加上宇田川在报道中说了，本次由国安特别安排的餐叙不许拍照与录音，这等于事先说明，读者如果想要证据证明此次会面的真实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只能凭借日本媒体业对他的专业信誉与《富士晚报》的媒体信誉来判断这条消息的真实性了。 因为上述原因，虽然众媒体对宇田川个人资历、目前任职的大和新闻社（Yamato Press），再到《富士晚报》的报纸发行量及其报道品味逐项考证，依然无法就此次会面的真实性做出一致判断。我本人亦搜索到他的推特帐号“宇田川敬介@udaxyz”， 用英语向他问了两个问题：见薄熙来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安排，还是出自他个人的请求？他以不愿意与陌生人公开在推特上讨论这一问题为由拒绝了，尔后又说他可以接受采访，只是需要我用日文。 鉴于自从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各种耸人听闻、匪夷所思的消息纷至沓来，莫辨真假，有些已经超出常识判断范围，如薄熙来制造大连空难、王立军保存的杀人证据是一小片肉而不是通常的毛发、指甲等（通常后者取证易保管易，前者取证难保管亦难）。所以，我觉得去注目一时半会难有结果的会面之真假，还不如分析这篇报道所释放的信息。 通篇报道不长。但要传递的重要信息却有三条：一是报道中说薄熙来否认与自己有关的大多数丑闻，没有否认谷开来的犯罪行为，并声言两人感情不好，后悔没早点离婚；二是否认是权力斗争，说是在重庆打黑遭受报复；三是最后声称“我会回来”。 这三点对于解薄熙来之套实在太具有针对性，几乎可以说代表了挺薄者的重要愿望，而且也给中央A（公开化的、人们可见到的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搭了一架下台的梯子：将薄熙来与谷开来夫妻两人切割开来，可大大减轻薄要承担的罪责；说是“打黑”引致的报复，不是权力斗争，即给中央A全了面子；甚至为薄的复出埋下伏笔。高官受家属牵连不影响仕途，这在中共党内也有先例可循，根据传言，贾庆林之妻林幼芳据说曾深陷厦门远华案，贾通过离婚解套，仍然做他的全国政协主席，安享尊荣。最后那句“我会回来”的，几乎就是宣布“王者归来”，意在为挺薄者打气。 上述信息，并非宇田川敬介这位日本记者能编造出来的。据一位日本推友考证，宇田川将自己的博客评论为“C级政治界说”，其博文主要是关于日本民主党的政治评论，也写关于中国的评论，文章带有日本人少有的幽默感。但即使如此，他要编得这么对景是做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他本人并无主动编此信息的动机，还有冒因编假新闻而被损失信誉的风险。因此，我大胆做一推论：他与薄的见面是否虚构尚待进一步证实，但该篇采访的信息要点，却是中国方面放料给他，从有利于薄这点来看，应该是中央B。 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在4月24日陈光诚出逃消息出来之前，中央A通过好几位隐身的放风者（只有一位王康愿意显露真名）向外媒喂料，全是有关薄家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陈光诚出逃事件成为各国媒体热点之后，放风者几乎同时停止行动（他们向外媒表示上面有指示不能再讲了）。从陈光诚事件的结果来看，中央B占了上风，美国经历了近年对华外交上最大的一次失败。5月8日下午河南省襄城县村民聂木妮夫妇双双闯馆事件发生。次日，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对外公开说，美中双方都希望确保陈光诚事件不要成为未来企图在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的模式。 就在媒体对陈光诚事件的关注热度消退之际，宇田川敬介却在5月11日突然将半个多月之前与薄熙来共进晚餐之事写成独家采访，时间拿捏得很准：因为就在5月10日，广州《时代周报》刊发了一篇“谷望江曲线控股喜多来的资本谱系揭秘”，此文被多家网站转载，有的已被删去。但在金羊网上干脆就以“谷开来大姐资本谱系揭秘”为题刊登（写明转自《中国新闻周刊》5月11日）。《富士晚报》发表的文章将薄、谷伉俪从政治上切割开来，正好针对这篇文章。 如我以前所说，中共这次权力斗争除了在中共内部开展之外，还借助了国际媒体。日本《富士晚报》11日登载宇田川宣示薄熙来表达“我将回来”之后，英国《金融时报》于5月13日登载“薄的同盟放弃中国安全部门的角色”（Bo ally gives up China security roles），该文的要点是：据来自三个高层党官的和外交官的消息，周永康将对国家安全机器的控制权转交给公安部长孟建柱，他不会被公开地被撤职，会任职至正式今年退休为止；如果公开剥夺周永康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作为政法委书记拥有很多其他官员多年来的阴暗秘密。该报道说，高官们透露，周永康被迫在政治局常委为自己保薄做检查，但在媒体上还保持活动。 这条消息如果没有写周虽然失势，“但在媒体上还保持活动”，也许更能取信于人。因为中国人习惯性地通过从媒体上查寻领导人行踪来判断其是否失势，这句话等于预先公示：周永康的公开活动，只是党中央从稳定大局考虑的安排，事实上周已经铁定“出局”。但事实上，开完十八大之后，周与胡温一起正常退休，目前交权给孟建柱，也只能算是退休前的正常工作交接，这算成了“大输家”吗？ 4月20日以前放出有关薄氏家族的传言，以抹黑为主，凡有利于薄不利于中共的则一律斥为谣言。这一轮放料多了一个特点：不再辟谣，而是故意搅水。结合所有的消息看，我只能得出一个判断：拥有党政军全部制度化资源的中央A与只拥有非制度化资源（即不少红二代及老太子党成员支持）的中央B在这场政治厮杀之中算打了个平手。 真正的结果，还得等着看十八大人事安排。 （宇田川敬介：《中国“失脚大物”薄煕来氏を独占インタビュー！初めて明かされる真実》，http://www.zakzak.co.jp/society/foreign/news/20120511/frn1205111124000-n1.htm） 何清漣氏：北京が対外に流す情報から見る権力闘争の終盤の形 http://twishort.com/afpp1 Translated by @Minya_J ①５月11日、日本の夕刊フジが「失脚した中国の大物薄熙来独占インタビュー」 を発表。4月２６日、日本のやまと新聞宇田川啓介氏が中国国家安全部の監視下に権力を失ったとみられる薄熙来と晩餐をした、と。 ②これは薄熙来軟禁後、初めて外に姿を現した爆弾的なニュースで、聞いた人の最初の反応は仰天か不信だった。皆、❶なぜフツーならあり得ない面会が宇田川氏に許されたのか？なぜ日本の新聞から政治報道にたけてない娯楽性の高い新聞を選んだのか？ ③　なぜ4月中旬以前のように英米の大メディアや香港のそれを選ばなかったのか？❷なぜ4月２６日の会見を５月の11にようやく発表したのか、という疑問だ。 ④第一の疑問には、宇田川がその記事の中で１９９７年に大型スーパーのマイカルの法務担当として大連に投資し、市長だった薄熙来と関係があった、と説明。後に弁護士をしていた谷開（薄熙来夫人）と顧問契約を結び、薄一家と関係があった、と。 ⑤さらに晩餐は国家安全部が整えたもので写真撮影と録音は許されなかった、と述べている。で、読者は今回の会見がホンモノであったかどうかの証拠や証明を得るのは不可能になった。 ⑥だから人々は日本のメディアの彼に対する職業的信用と夕刊フジのメディアとしての信頼性からこのニュースの真実性を判断するしかなかった。 ⑦というわけで、目下、彼が属するやまと新聞や、夕刊フジの発行部数や報道の質を考えても、依然、真実か否かを判断する術はなかった。で、筆者“宇田川敬介@udaxyz”氏に英文メールを送って２つ質問した。 ⑧今回の会見は中国側から申し出があったのか、あなたが求めたのか？彼はツィッター上で知らない人と議論するのを拒否し、取材は受けるが日本語でないとダメだ、と言った。 ⑨王立軍事件以来、信じ難い仰天ニュースが色々出ており真偽不明の突飛なものもある。中には薄熙来が大連航空事故を起こしたとか、王立軍の殺人の証拠は毛髪やツメでなく（保存困難な）肉片だとか。 ⑩かくて私は真偽判別しかねる情報よりも、この報道の生み出した情報効果に注目して分析したほうがよい、とおもった。このさして長く無い記事の伝えたい重要な情報は３点ある。 ⑪その伝えたい重要な点❶は薄熙来は自分に関係する醜聞の大部分を否定。谷開の犯罪行為は否定せず。そして妻とは不仲であって、早く離婚しておればよかった、と。❷は「これは権力闘争ではなく、重慶のマフィアの復讐で有る」と。❸は「俺は復活する」と。 ⑫　この３点は薄熙来を読み解くのにぴったりな具体性を持っている。まず薄熙来支持者の重要な願いを代表するもので、かつまた党中央A（公開化派。胡・温に代表される中共）に”下りる梯子”を提供したといえる。 ⑬　それは、妻（*英国人殺害容疑者）と切り離すことによって、薄の罪の負担を軽くして、「マフィア退治」の報復で権力闘争を否定して「中共A」の面子を立て、薄熙来復活の伏線まで残す、ということだ。 ⑭　高官は家族の巻き添えで出世の道が影響を受けることはない。先例も中共には多い。贾庆林の妻の林幼芳は事件を起こしたが贾は離婚によって全国政協会議の主席に留まれたといわれる。最後の「復活」宣言は「王者の帰還」のように支持者を元気づけるわけだ。 ⑮以上述べた事は宇田川という日本人記者がねつ造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ある日本ツイ友によると、宇田川は自分のブログを「C級政治評論」と題し、主な内容は日本民主党の政治評論で、中国評論もてがけている。その文章は日本人にしてはユーモアがある、と。 ⑯だとしてもこれは彼が描きうる絵図ではない。一番重要なことは宇田川氏本人が積極的にこのような情報を流したり、偽ニュースで自身の信用を無くす危険を冒す必要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 ⑰　というわけで、大胆な推論をすれば、彼が薄熙来にあったかどうかはまだ証明されていないとしても、その取材の肝要な点は中国側が彼に流したもので、薄熙来に有利な点から見て、それをやったのは「中共B」の側だろう、ということだ。 ⑱ここで注目したいことがある。４月24日、陳光誠が逃げた、という情報が出てくる前に、中央A側は何人かの匿名情報源（実名は王康１人）を通じて外国メデイアにリーク情報で薄熙来一家仰天ニュースを流した。 ⑲が、陳光誠事件が国際メディアの焦点になると彼らは一斉に行動を停止した。（上からもう言うな、と言われたと）。陳事件の結果からみると中共Bが優勢になり、これは米国の対中外交史上最大の失敗だった。 ⑳　５月８日に河南省襄城县村民の聂木妮夫婦が領事館に逃げ込んで、次の日Jeffrey Bader前国家安全保障会議アジア局長が「米中両国は陳光誠事件みたいなこんなことがこれからもはやっちゃ困っちゃうのよ」と公開の席で述べたものだ。 (21）メディアの陳光誠熱が冷めたとき、宇田川敬介が５月11日、突然、半月前の”独占インタビュー”が発表された。実に周到なタイミングである。 (2２）というのは５月10日に広州の「時代周報」が「谷望江（谷開の姉？）が裏から支配する喜多来（企業名？）資本系列の秘密」が発表されたのだ。これは他のサイトに数多く転載された。削除されたのもあるが、金羊ネットにある。http://news.ycwb.com/2012-05/11/content_3799831.htm (2３）夕刊フジの記事はまさに薄熙来と谷開夫婦が政治上、切り離されたタイミングにぴったりで発表されたのである。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5月11日，日本《富士晚报》发布一条惊人消息“失势中国大人物薄熙来独家专访”，报道说：4月26日，日本大和新闻社宇田川敬介在中国国安的安排监视下，与失势后的薄熙来共进晚餐。</p>
<p>这是薄熙来被软禁后第一次与外界见面，消息无疑具有爆炸性，凡读到这条消息的人第一反应莫不是震惊之余加上不相信，大多人都在想：1、为什么这次按常情不可能的会面会选择宇田川敬介？ 为什么这次北京会选择日本新闻业中一家并不以政治新闻报道见长的娱乐性媒体，而不是象4月中旬以前那样选择英美大媒体及港台媒体？2、为什么4月26日的见面采访，却延至半个月后的5月11日才发表？</p>
<p>对于第一问，宇田川其实已经在文中回答了，那是因为他本人与薄熙来有渊源，1997年，宇田川曾在“MYCAL”大型超市集团负责法务工作。当时，MYCAL在大连投资，宇田川得以认识大连市长薄熙来，后来还与当时做律师工作的谷开来合订顾问契约，因而与薄家有联系。加上宇田川在报道中说了，本次由国安特别安排的餐叙不许拍照与录音，这等于事先说明，读者如果想要证据证明此次会面的真实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只能凭借日本媒体业对他的专业信誉与《富士晚报》的媒体信誉来判断这条消息的真实性了。</p>
<p>因为上述原因，虽然众媒体对宇田川个人资历、目前任职的大和新闻社（Yamato Press），再到《富士晚报》的报纸发行量及其报道品味逐项考证，依然无法就此次会面的真实性做出一致判断。我本人亦搜索到他的推特帐号“宇田川敬介@udaxyz”， 用英语向他问了两个问题：见薄熙来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安排，还是出自他个人的请求？他以不愿意与陌生人公开在推特上讨论这一问题为由拒绝了，尔后又说他可以接受采访，只是需要我用日文。</p>
<p>鉴于自从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各种耸人听闻、匪夷所思的消息纷至沓来，莫辨真假，有些已经超出常识判断范围，如薄熙来制造大连空难、王立军保存的杀人证据是一小片肉而不是通常的毛发、指甲等（通常后者取证易保管易，前者取证难保管亦难）。所以，我觉得去注目一时半会难有结果的会面之真假，还不如分析这篇报道所释放的信息。</p>
<p>通篇报道不长。但要传递的重要信息却有三条：一是报道中说薄熙来否认与自己有关的大多数丑闻，没有否认谷开来的犯罪行为，并声言两人感情不好，后悔没早点离婚；二是否认是权力斗争，说是在重庆打黑遭受报复；三是最后声称“我会回来”。</p>
<p>这三点对于解薄熙来之套实在太具有针对性，几乎可以说代表了挺薄者的重要愿望，而且也给中央A（公开化的、人们可见到的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搭了一架下台的梯子：将薄熙来与谷开来夫妻两人切割开来，可大大减轻薄要承担的罪责；说是“打黑”引致的报复，不是权力斗争，即给中央A全了面子；甚至为薄的复出埋下伏笔。高官受家属牵连不影响仕途，这在中共党内也有先例可循，根据传言，贾庆林之妻林幼芳据说曾深陷厦门远华案，贾通过离婚解套，仍然做他的全国政协主席，安享尊荣。最后那句“我会回来”的，几乎就是宣布“王者归来”，意在为挺薄者打气。</p>
<p>上述信息，并非宇田川敬介这位日本记者能编造出来的。据一位日本推友考证，宇田川将自己的博客评论为“C级政治界说”，其博文主要是关于日本民主党的政治评论，也写关于中国的评论，文章带有日本人少有的幽默感。但即使如此，他要编得这么对景是做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他本人并无主动编此信息的动机，还有冒因编假新闻而被损失信誉的风险。因此，我大胆做一推论：他与薄的见面是否虚构尚待进一步证实，但该篇采访的信息要点，却是中国方面放料给他，从有利于薄这点来看，应该是中央B。</p>
<p>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在4月24日陈光诚出逃消息出来之前，中央A通过好几位隐身的放风者（只有一位王康愿意显露真名）向外媒喂料，全是有关薄家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陈光诚出逃事件成为各国媒体热点之后，放风者几乎同时停止行动（他们向外媒表示上面有指示不能再讲了）。从陈光诚事件的结果来看，中央B占了上风，美国经历了近年对华外交上最大的一次失败。5月8日下午河南省襄城县村民聂木妮夫妇双双闯馆事件发生。次日，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对外公开说，美中双方都希望确保陈光诚事件不要成为未来企图在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的模式。</p>
<p>就在媒体对陈光诚事件的关注热度消退之际，宇田川敬介却在5月11日突然将半个多月之前与薄熙来共进晚餐之事写成独家采访，时间拿捏得很准：因为就在5月10日，广州《时代周报》刊发了一篇“谷望江曲线控股喜多来的资本谱系揭秘”，此文被多家网站转载，有的已被删去。但在金羊网上干脆就以“谷开来大姐资本谱系揭秘”为题刊登（写明转自《中国新闻周刊》5月11日）。《富士晚报》发表的文章将薄、谷伉俪从政治上切割开来，正好针对这篇文章。</p>
<p>如我以前所说，中共这次权力斗争除了在中共内部开展之外，还借助了国际媒体。日本《富士晚报》11日登载宇田川宣示薄熙来表达“我将回来”之后，英国《金融时报》于5月13日登载“薄的同盟放弃中国安全部门的角色”（Bo ally gives up China security roles），该文的要点是：据来自三个高层党官的和外交官的消息，周永康将对国家安全机器的控制权转交给公安部长孟建柱，他不会被公开地被撤职，会任职至正式今年退休为止；如果公开剥夺周永康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作为政法委书记拥有很多其他官员多年来的阴暗秘密。该报道说，高官们透露，周永康被迫在政治局常委为自己保薄做检查，但在媒体上还保持活动。</p>
<p>这条消息如果没有写周虽然失势，“但在媒体上还保持活动”，也许更能取信于人。因为中国人习惯性地通过从媒体上查寻领导人行踪来判断其是否失势，这句话等于预先公示：周永康的公开活动，只是党中央从稳定大局考虑的安排，事实上周已经铁定“出局”。但事实上，开完十八大之后，周与胡温一起正常退休，目前交权给孟建柱，也只能算是退休前的正常工作交接，这算成了“大输家”吗？</p>
<p>4月20日以前放出有关薄氏家族的传言，以抹黑为主，凡有利于薄不利于中共的则一律斥为谣言。这一轮放料多了一个特点：不再辟谣，而是故意搅水。结合所有的消息看，我只能得出一个判断：拥有党政军全部制度化资源的中央A与只拥有非制度化资源（即不少红二代及老太子党成员支持）的中央B在这场政治厮杀之中算打了个平手。</p>
<p>真正的结果，还得等着看十八大人事安排。</p>
<p>（宇田川敬介：《中国“失脚大物”薄煕来氏を独占インタビュー！初めて明かされる真実》，<a href="http://www.zakzak.co.jp/society/foreign/news/20120511/frn1205111124000-n1.htm" target="_blank">http://www.zakzak.co.jp/society/foreign/news/20120511/frn1205111124000-n1.htm</a>）</p>
<p><strong>何清漣氏：北京が対外に流す情報から見る権力闘争の終盤の形<br />
</strong></p>
<p>http://twishort.com/afpp1</p>
<p>Translated by  @Minya_J</p>
<p>①５月11日、日本の夕刊フジが「失脚した中国の大物薄熙来独占インタビュー」 を発表。4月２６日、日本のやまと新聞宇田川啓介氏が中国国家安全部の監視下に権力を失ったとみられる薄熙来と晩餐をした、と。</p>
<p>②これは薄熙来軟禁後、初めて外に姿を現した爆弾的なニュースで、聞いた人の最初の反応は仰天か不信だった。皆、❶なぜフツーならあり得ない面会が宇田川氏に許されたのか？なぜ日本の新聞から政治報道にたけてない娯楽性の高い新聞を選んだのか？</p>
<p>③　なぜ4月中旬以前のように英米の大メディアや香港のそれを選ばなかったのか？❷なぜ4月２６日の会見を５月の11にようやく発表したのか、という疑問だ。</p>
<p>④第一の疑問には、宇田川がその記事の中で１９９７年に大型スーパーのマイカルの法務担当として大連に投資し、市長だった薄熙来と関係があった、と説明。後に弁護士をしていた谷開（薄熙来夫人）と顧問契約を結び、薄一家と関係があった、と。</p>
<p>⑤さらに晩餐は国家安全部が整えたもので写真撮影と録音は許されなかった、と述べている。で、読者は今回の会見がホンモノであったかどうかの証拠や証明を得るのは不可能になった。</p>
<p>⑥だから人々は日本のメディアの彼に対する職業的信用と夕刊フジのメディアとしての信頼性からこのニュースの真実性を判断するしかなかった。</p>
<p>⑦というわけで、目下、彼が属するやまと新聞や、夕刊フジの発行部数や報道の質を考えても、依然、真実か否かを判断する術はなかった。で、筆者“宇田川敬介@udaxyz”氏に英文メールを送って２つ質問した。</p>
<p>⑧今回の会見は中国側から申し出があったのか、あなたが求めたのか？彼はツィッター上で知らない人と議論するのを拒否し、取材は受けるが日本語でないとダメだ、と言った。</p>
<p>⑨王立軍事件以来、信じ難い仰天ニュースが色々出ており真偽不明の突飛なものもある。中には薄熙来が大連航空事故を起こしたとか、王立軍の殺人の証拠は毛髪やツメでなく（保存困難な）肉片だとか。</p>
<p>⑩かくて私は真偽判別しかねる情報よりも、この報道の生み出した情報効果に注目して分析したほうがよい、とおもった。このさして長く無い記事の伝えたい重要な情報は３点ある。</p>
<p>⑪その伝えたい重要な点❶は薄熙来は自分に関係する醜聞の大部分を否定。谷開の犯罪行為は否定せず。そして妻とは不仲であって、早く離婚しておればよかった、と。❷は「これは権力闘争ではなく、重慶のマフィアの復讐で有る」と。❸は「俺は復活する」と。</p>
<p>⑫　この３点は薄熙来を読み解くのにぴったりな具体性を持っている。まず薄熙来支持者の重要な願いを代表するもので、かつまた党中央A（公開化派。胡・温に代表される中共）に”下りる梯子”を提供したといえる。</p>
<p>⑬　それは、妻（*英国人殺害容疑者）と切り離すことによって、薄の罪の負担を軽くして、「マフィア退治」の報復で権力闘争を否定して「中共A」の面子を立て、薄熙来復活の伏線まで残す、ということだ。</p>
<p>⑭　高官は家族の巻き添えで出世の道が影響を受けることはない。先例も中共には多い。贾庆林の妻の林幼芳は事件を起こしたが贾は離婚によって全国政協会議の主席に留まれたといわれる。最後の「復活」宣言は「王者の帰還」のように支持者を元気づけるわけだ。</p>
<p>⑮以上述べた事は宇田川という日本人記者がねつ造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ある日本ツイ友によると、宇田川は自分のブログを「C級政治評論」と題し、主な内容は日本民主党の政治評論で、中国評論もてがけている。その文章は日本人にしてはユーモアがある、と。</p>
<p>⑯だとしてもこれは彼が描きうる絵図ではない。一番重要なことは宇田川氏本人が積極的にこのような情報を流したり、偽ニュースで自身の信用を無くす危険を冒す必要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p>
<p>⑰　というわけで、大胆な推論をすれば、彼が薄熙来にあったかどうかはまだ証明されていないとしても、その取材の肝要な点は中国側が彼に流したもので、薄熙来に有利な点から見て、それをやったのは「中共B」の側だろう、ということだ。</p>
<p>⑱ここで注目したいことがある。４月24日、陳光誠が逃げた、という情報が出てくる前に、中央A側は何人かの匿名情報源（実名は王康１人）を通じて外国メデイアにリーク情報で薄熙来一家仰天ニュースを流した。</p>
<p>⑲が、陳光誠事件が国際メディアの焦点になると彼らは一斉に行動を停止した。（上からもう言うな、と言われたと）。陳事件の結果からみると中共Bが優勢になり、これは米国の対中外交史上最大の失敗だった。</p>
<p>⑳　５月８日に河南省襄城县村民の聂木妮夫婦が領事館に逃げ込んで、次の日Jeffrey Bader前国家安全保障会議アジア局長が「米中両国は陳光誠事件みたいなこんなことがこれからもはやっちゃ困っちゃうのよ」と公開の席で述べたものだ。</p>
<p>(21）メディアの陳光誠熱が冷めたとき、宇田川敬介が５月11日、突然、半月前の”独占インタビュー”が発表された。実に周到なタイミングである。</p>
<p>(2２）というのは５月10日に広州の「時代周報」が「谷望江（谷開の姉？）が裏から支配する喜多来（企業名？）資本系列の秘密」が発表されたのだ。これは他のサイトに数多く転載された。削除されたのもあるが、金羊ネットにある。http://news.ycwb.com/2012-05/11/content_3799831.htm</p>
<p>(2３）夕刊フジの記事はまさに薄熙来と谷開夫婦が政治上、切り離されたタイミングにぴったりで発表されたのである。</p>
<p>(2４）前にも述べたが、中共のこの度の権力闘争では中共内部だけでなく、国際メディアの力を借りておこなわれた。日本の夕刊フジの11日の宇田川報道の 後、英国のファイナンシャルタイムズも13日には『薄一派が安全部内での役割（＝権力）を諦めた」という記事がでている。</p>
<p>(2５）この記事の要点は「３人の政府高官筋によると、周永康（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薄熙来派？）は国家安全部の権力を公安部長の孟建柱に譲渡したが、本人の職務停止は公開されず、今年の退職まで任に留まる、というものだった。</p>
<p>(2６）周永康は政法委書記として他の高官の長年来の秘密を握っておりいるからもしおおっぴらに周の権力を剥奪するのは大変危険だからこのような措置に成った、と。</p>
<p>(2７）この報道によると高官は『周は政治局常務委で地位を守るため薄を調べるように言われている。がメディア上では健在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と。<br />
（原文；周永康被迫在政治局常委为自己保薄做检查」；この訳でいいのかな(･･?)）</p>
<p>(2８）このニュースはもし「周が権力を手放したが、メディア上では活動を保持する」などといわなければもっと信用されただろう。中国人はメディア上のリーダーの名前によって健在か失脚かを判断する習慣がついているからだ。</p>
<p>(2９）だからこの話は、周永康の公開活動は、党中央が大局の安定を考慮したからでで、実際は既に周はゼッタイ”アウト”なんだと宣言したに等しい。</p>
<p>(３０）しかし、事実上１８回大会が終わって、周が胡や温と同時に正常に引退するなら、今、権力を孟に手渡すのは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これが果たして「完全に負け組の姿だ」と言えるだろうか？</p>
<p>(31）４月20日以前には薄熙来の家族に対して言いふらされたのは、罪を着せる話ばかりだった。薄熙来に有利で中共に不利な噂はすべて”嘘っぱち”とされたものだった。</p>
<p>(3２）今回の一連の「情報流し」の特徴は、「デマを打ち消すのではなく、故意に水を掻き混ぜる」やり方だ。かくて様々ななニュースをみて、私はこう結論せざるをえない。</p>
<p>(3３）すなわち、党・政・軍の制度上のリソースを占める中共Aと、多くの指導者の二代目世代や古い太子党員が支持する「非制度的リソース」の中共Bがこの政治闘争の中で「手打ち」をしたのだ、と。</p>
<p>(3４）真相は、やはり１８回大会の人事配置をみないとわからない。（終）宇田川記事　http://www.zakzak.co.jp/society/foreign/news/20120511/frn1205111124000-n1.htm<br />
（拙訳御免、ご指摘歓迎）</p>
<p>（爺注）何清漣さんの記事で出てくる中共Aと中共Bの抗争については、金鰤さんの頁にしっかりした読みやすい日本語での記事があります。 爺の翻訳より数倍よみやすいので御薦め(^^;)。<br />
http://kinbricksnow.com/archives/51784281.html 08:42 AM May 15th via we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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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民工荒”现象背后的两大问题</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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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10 May 2012 18:54:01 +0000</pubDate>
		<dc:creator>何清涟</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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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现阶段，中国这个第一人口大国在就业上面临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的问题，第一个是“民工荒”，不少代工企业在用工旺季无法招足工人；第二个是已长达十余年的大学生就业难。这两个问题的并存揭示了中国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存在的严重缺陷。本文分析民工荒现象背后的两大问题。 第一，中国的企业必须改变以往那种只使用劳动力黄金年龄段的奢侈模式。 就我所知，对劳工体能要求强但技能要求低的代工企业，在中国一向只使用劳动力一生中的青春时期。在民工潮涌现的上世纪，沿海的代工企业的招工广告上往往写着不超过25岁，有的还要求“未婚”。我曾向招工者问及原因，是因为工厂经常需要加班，这种加班往往是每天3至4小时乃至更多。我曾参与过一位江西籍农民工过劳死事件，这位小伙子21岁进厂，干了四年，常年工作在每天12小时以上，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是死前连续工作48小时。这种劳动强度年龄大了根本顶不住。到本世纪初，这类代工企业才慢慢将年龄限制提高至28岁。以后随着年轻劳动力供给减少，企业逐渐将招工年龄上限提高至35岁，今年看到有的地方开始放宽至40岁。 以前中国有人因民工荒在感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时，我就指出中国必须改变只使用劳动力黄金年龄段这种极为奢侈、也不人道的用工方式。同属东亚文 化圈的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时期，工厂里的劳动力主体就是30岁至50多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即使在服务行业——中国人认为这一行业天经地义应该使用秀色可餐的年轻女子，日本、美国也大量使用中年妇女乃至老年女士。我曾在日本京都皇宫附近一家庭园式餐厅用餐（仿御膳），女侍是一位身着美丽和服的老年女士，仪态万方，风姿极雅，让我们一行五人充分领受了御膳的用餐礼仪，见识了传统日本女子的风韵。在东京入住的新大谷酒店，清洁工当中也有不少仪态极佳的老年女士。这种用工方式对我们这群中国客人触动很大，认为劳动力的标准不在于年龄，而在于素质。后来到了美国，在航班上见到的服务员也多为中年妇女，其服务水平一点也不比年轻姑娘逊色。 可以说，中国农民工不能真正城市化（即因工作性质的转换而移居城市），这种年龄歧视导致的阶段性就业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国政府对代工企业应该有法律规定，不能有年龄歧视，企业也不要将招收35岁至40岁的工人当作权宜之计，工人工作时间长，有利于培养与企业的感情。 第二，“民工荒”现象意味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曾一度拥有令世界侧目的辉煌。这种“辉煌”确实是依靠透支环境与劳工生命福利而带来的。但正如环境的透支已到极限一样，对劳工生命福利的透支也有极限。近几年，中国劳工工资约上涨了30%左右，但但考虑到国内通货膨胀及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扬等因素，劳工工资其实还是在生存底线徘徊。这种工资水平对劳工失去了吸引力。 最近，一条消息在中国广为流传，赫赫有名的富士康在成都招工遇到困难。故事梗概如下：成都自2010年引入富士康这一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四川省政府将其列为该省1号工程，将打造几千亿元IT产品产业链的希望寄托其上。在引入富士康时，四川省政府除了优惠的税收、用地等条件之外，还承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条件：帮助招募一线劳工。一年多过去了，这项劳工招募承诺远没有当初政府设想的那么简单，除了各地市摊派招工指标之外，一些如“买人头”式的灰色市场行为也已浮现出来，政府在招工难以达标的情况下陷于窘迫，于是让没完成招工指标的公务员顶包进厂，以完成政府许诺的用工名额。 为什么富士康招工会如此困难？其实并不牵涉到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说白了就是富士康的劳动强度过大，待遇与薪酬缺乏吸引力。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3月4日）引述一位已经离职的富士康管理者说，很多一线现场的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到了3个月就走人。富士康的待遇并不好，与宣传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原来承诺8小时，加班2个小时，实际上要加班四五个小时。薪酬待遇跟不上物价上涨水平。我一朋友在一线流水线，有时就只拿1300元。” 企业要降低成本，与工人要增加待遇，这是企业中一对永恒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中国的解决之道应该是政府只当真正的仲裁者，为劳资双方构建一个可以平等博弈的制度平台，让工人自由结社，自由地表达利益诉求。中国政府习惯性地人为压制工人的利益诉求，结果就会出现劳动力流动过快的现象——以富士康为例，工人流动频繁，就是因为不满工厂的工作环境与薪酬待遇，但又无法通过博弈争取权益，于是用脚投票，走人。 我不想回避中国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低阶层妇女修养不够，中年以后进入服务行业有困难这一事实。这里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文化层面问题，当整个社会都粗俗不堪，官员以讲黄段子为乐，文化人以粗言秽语为荣时，指望低阶妇女一枝独秀地展现修养，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奇迹，因此，中国服务业还将长期维持这种以年轻女子养眼的雇佣方式，但至少在工厂里可能先解决年龄歧视问题，让40岁以上的劳动力还能继续工作。]]></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现阶段，中国这个第一人口大国在就业上面临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的问题，第一个是“民工荒”，不少代工企业在用工旺季无法招足工人；第二个是已长达十余年的大学生就业难。这两个问题的并存揭示了中国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存在的严重缺陷。本文分析民工荒现象背后的两大问题。</p>
<p>第一，中国的企业必须改变以往那种只使用劳动力黄金年龄段的奢侈模式。   </p>
<p>就我所知，对劳工体能要求强但技能要求低的代工企业，在中国一向只使用劳动力一生中的青春时期。在民工潮涌现的上世纪，沿海的代工企业的招工广告上往往写着不超过25岁，有的还要求“未婚”。我曾向招工者问及原因，是因为工厂经常需要加班，这种加班往往是每天3至4小时乃至更多。我曾参与过一位江西籍农民工过劳死事件，这位小伙子21岁进厂，干了四年，常年工作在每天12小时以上，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是死前连续工作48小时。这种劳动强度年龄大了根本顶不住。到本世纪初，这类代工企业才慢慢将年龄限制提高至28岁。以后随着年轻劳动力供给减少，企业逐渐将招工年龄上限提高至35岁，今年看到有的地方开始放宽至40岁。</p>
<p>以前中国有人因民工荒在感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时，我就指出中国必须改变只使用劳动力黄金年龄段这种极为奢侈、也不人道的用工方式。同属东亚文 化圈的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时期，工厂里的劳动力主体就是30岁至50多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即使在服务行业——中国人认为这一行业天经地义应该使用秀色可餐的年轻女子，日本、美国也大量使用中年妇女乃至老年女士。我曾在日本京都皇宫附近一家庭园式餐厅用餐（仿御膳），女侍是一位身着美丽和服的老年女士，仪态万方，风姿极雅，让我们一行五人充分领受了御膳的用餐礼仪，见识了传统日本女子的风韵。在东京入住的新大谷酒店，清洁工当中也有不少仪态极佳的老年女士。这种用工方式对我们这群中国客人触动很大，认为劳动力的标准不在于年龄，而在于素质。后来到了美国，在航班上见到的服务员也多为中年妇女，其服务水平一点也不比年轻姑娘逊色。<br />
<span id="more-1187"></span></p>
<p>可以说，中国农民工不能真正城市化（即因工作性质的转换而移居城市），这种年龄歧视导致的阶段性就业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国政府对代工企业应该有法律规定，不能有年龄歧视，企业也不要将招收35岁至40岁的工人当作权宜之计，工人工作时间长，有利于培养与企业的感情。</p>
<p>第二，“民工荒”现象意味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p>
<p>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曾一度拥有令世界侧目的辉煌。这种“辉煌”确实是依靠透支环境与劳工生命福利而带来的。但正如环境的透支已到极限一样，对劳工生命福利的透支也有极限。近几年，中国劳工工资约上涨了30%左右，但但考虑到国内通货膨胀及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扬等因素，劳工工资其实还是在生存底线徘徊。这种工资水平对劳工失去了吸引力。</p>
<p>最近，一条消息在中国广为流传，赫赫有名的富士康在成都招工遇到困难。故事梗概如下：成都自2010年引入富士康这一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四川省政府将其列为该省1号工程，将打造几千亿元IT产品产业链的希望寄托其上。在引入富士康时，四川省政府除了优惠的税收、用地等条件之外，还承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条件：帮助招募一线劳工。一年多过去了，这项劳工招募承诺远没有当初政府设想的那么简单，除了各地市摊派招工指标之外，一些如“买人头”式的灰色市场行为也已浮现出来，政府在招工难以达标的情况下陷于窘迫，于是让没完成招工指标的公务员顶包进厂，以完成政府许诺的用工名额。</p>
<p>为什么富士康招工会如此困难？其实并不牵涉到什么高深的理论问题，说白了就是富士康的劳动强度过大，待遇与薪酬缺乏吸引力。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3月4日）引述一位已经离职的富士康管理者说，很多一线现场的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到了3个月就走人。富士康的待遇并不好，与宣传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原来承诺8小时，加班2个小时，实际上要加班四五个小时。薪酬待遇跟不上物价上涨水平。我一朋友在一线流水线，有时就只拿1300元。”</p>
<p>企业要降低成本，与工人要增加待遇，这是企业中一对永恒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中国的解决之道应该是政府只当真正的仲裁者，为劳资双方构建一个可以平等博弈的制度平台，让工人自由结社，自由地表达利益诉求。中国政府习惯性地人为压制工人的利益诉求，结果就会出现劳动力流动过快的现象——以富士康为例，工人流动频繁，就是因为不满工厂的工作环境与薪酬待遇，但又无法通过博弈争取权益，于是用脚投票，走人。</p>
<p>我不想回避中国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低阶层妇女修养不够，中年以后进入服务行业有困难这一事实。这里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文化层面问题，当整个社会都粗俗不堪，官员以讲黄段子为乐，文化人以粗言秽语为荣时，指望低阶妇女一枝独秀地展现修养，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奇迹，因此，中国服务业还将长期维持这种以年轻女子养眼的雇佣方式，但至少在工厂里可能先解决年龄歧视问题，让40岁以上的劳动力还能继续工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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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集体领导模式的缺陷：权威不足与内部分裂</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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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07 May 2012 18:36:46 +0000</pubDate>
		<dc:creator>何清涟</dc:creator>
				<category><![CDATA[中国略影]]></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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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内部分裂]]></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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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集体领导模式]]></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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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中共以分散最高权威为目标的“集体领导模式”目前正遭遇严重危机。 一向强调全体党员“紧密围绕在某某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中共，今年通过“倒薄事件”与“陈光诚事件”，向世界清晰地展现了自身内部严重的分裂。在如何对待陈光诚的问题上，外界至少看到有两个“中共中央”在死掐。以下戏以“中央A”指代公开化的、人们可见的中共中央，以“中央B”指代在暗中起作用、但其骨干与主要人物是谁，人们却只能猜测的中共高层人物。 中美双方根据陈光诚意愿签订好协议，中央A保证陈光诚的自由与安全，同意他离开临沂，在国内选一城市携全家生活读书并保障他的基本生活；中央B却以他的家人安全在威胁他，迫使陈光诚在走出领馆后又改变主意，引发了美国国务院面临一场短暂的公关危机。美中两国政府又围绕陈光诚达成新的协议，中央A同意陈光诚携妻子及子女赴美，去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美方已经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只待陈光诚养好腿伤来美。中央A还派官员持鲜花去看望陈光诚，并答应调查临沂对陈光诚超强维稳黑幕，尽快为陈办理好护照等。然而5月4日《北京日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四大北京媒体就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使馆一事发表四篇评论，同声合奏“反美批陈”交响曲。由于这几家报纸均由北京市主管，因此让外界联想北京市是否也是中央B的重要堡垒。 另外还有个细节不得不提：陈光诚逃离监视进入美领馆整个过程，目前只有到北京后是清楚可信的。《纽约时报》5月3日登了篇文章，其中提到营救者与美使馆官员交接陈光诚时，有两辆国安的车在分别跟踪他们。美国方面在安顿陈光诚入住美国海军陆战队宿舍后才知会中国外交部。这意味着，陈光诚是在国安的监控下进入美领馆，这些国安并未在陈进入美使馆之前及时通报本该尽早获悉的外交部。由此推理下去，可以假想，中央B希望发生陈光诚“非正常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这样的事件，以利用此事给中央A制造麻烦。北京的四家报纸后来的批判声似乎就与此行为吻合。 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央A最近通过种种途径向外喂料、放风，将薄熙来夫妻涂饰成五毒俱全的大坏蛋的行为，在陈光诚事件发生后停止了。国际媒体的眼球很自然地被吸引到陈光诚事件上来了——对这两者此消彼长过程发生于同一时段，再迟钝的人也能发现，虽然幕后的奥妙不一定人人都能猜到。 中共的集体领导方式当初是为了避免党魁个人专权而设计的，模仿自斯大林之后的苏共。这虽然避免了毛泽东那种个人专权产生的危害，但却导致高层权威分散化。由于九常委比江泽民时期的七常委要多出两名。这种格局说好听一点，是高层权威要形成统一意见更难；说难听一点，就是在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比如接班人、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等），明争暗斗、互相掣肘的可能性更多。 在经济状况还过得去的情况下，这种党内斗争会受到高层维持总体现状的意愿约束，不至于公开爆发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权力交接平稳过渡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如江泽民等第三代将权力平稳交给胡锦涛等第四代。一旦经济状况面临严重局面，高层就可能发生分裂，按最高领导人意志挑选的接班人未必能够平稳接班，原有的党魁也未必能够掌控局面。这种事情在苏共历史中发生过。比如赫鲁晓夫任内苏联经济逐渐恶化，苏共高层就背着他作出了撤换总书记的集体决定。中共自邓小平之后基本沿袭了苏共的集体领导制度，但又进了一步，即以年龄为理由，每五年更新一些高层成员，看起来似乎是找到了一种高层权力平稳交接的办法。然而，它仍然只使用于经济状况尚可的局面。一旦经济社会局势恶化，明争暗斗就必然浮出水面。如今，中央B对中央A的指控，即为明证。但是，中央B在制度框架内的位势并未占据优势。 目前，中共以胡温为代表的党内高层，虽然拥有体制内资源，比如党政军的最高权力等，但其弱项是吏治极其腐败、政绩乏善可陈，官民仇恨已如干柴烈火，除了一个善于软语抚慰民意的温家宝之外，几乎已经丧尽了民意。如果说江朱交班时，内里虽然已经隐伏各种矛盾（如同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所说），但处在疽痈初发时期，表面上“艳如桃李”，但外人看不出即将溃烂。中国此刻的情况已不比第三、四代交接之时，那时朱鎔基通过抓大放小、再造国企垄断寡头，为中央财政留下了较可靠的税源，环境生态也尚未耗损殆尽。而现阶段，胡温除了留下千疮百孔的环境生态与入不敷出的中央财政、债台高筑的地方财政，就只有一个权力架构与庞大的镇压机器了。以薄熙来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向胡温挑战就是基于这点：你们将我们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的江山折腾成这样，我们必须救党。他们的思想武器就是红色江山开创者毛泽东及其思想。这一政治势力除了薄熙来之外，表面上并无明显的代表人物，但在京城却无处不在，这次北京四报纸体现的就是这种势力（并不一定是媒体人的愿望，但出于掌控媒体者的愿望）。 中央A因温家宝口头宣示尊重普世价值、民主、人权，因而能得到知识阶层的一些支持；而中央B则借崇毛，以及虚构出来的毛时代的平等、工农阶级当家作主人那种虚幻的领导地位争取政治合法性，在一些红二代及底层民众中获得支持。西方国家自然不喜欢薄表现的崇拜“文革”倾向，所以除了个别被收买的外国人，国外媒体对薄督少有正面评价。外国观察者没弄明白的是：不管是谁上台，都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难题，更不可能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温未必真会引导中国走上民主，薄及其同志上台也未必就能采取毛早期的闭关锁国。中央B其实并无救党良策，只能在意识形态上一味纠缠不已。 在共产党国家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党内两种合法的意识形态为权斗双方运用，谁也无法将对方置于“反党”的境地。即便此次权力斗争以中央A的暂时取胜而告一段落，党内的分裂依然照旧。今后中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一党专制，改变目前这种高层权威分散的互相掣肘局面，强化党魁位置。但即使这样，也难逃穆巴拉克与卡扎菲那样的命运；另一条是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的问题是中国已经没剩下多少支撑政改的资源。 『集団指導モデルの欠陥、権威不足と内部分裂」 何清漣 @HeQinglian　氏ブログより20120507 http://twishort.com/afnbk Translated by @Minya_J 中共はトップ権威の分散による集団指導モデルで目下重大な危機に ②ずっと「全ての党員は△△同志を中心とする党中央の周囲にしっかりと団結し」と強調してきた中共が、今年、薄熙来打倒と陳光誠事件で世界に自己の内部の深刻な分裂を暴露した。（続） ③以下、”中央A”を人びとが中共中央を見ることのできる”公開型A”とし”中央B”を指令は発するが誰が出しているかわからないから推測するしかない”密室型B”としてシミュレーション。 ④中米両国は陳光誠の意向に基づいて協議同意し、Aは陳の自由と安全を保障し、臨浙（山東省）を一家で離れ国内のどこかで安全に暮らし、学者生活をおくることを保証した。 ⑤しかし中央Bは逆に家族の安全を保障しないと脅迫し、領事館から離れさせ、その考えを変えさせ、米国国務省スポークスマンに短時間だが危機的な状況に直面させた。 ⑥米中両国政府は再び陳光誠について新たな協議をし、中共Aは陳一家が米国でニューヨーク大で招待教授となることを認め、米国はそのための準備をし、陳の足の傷が癒え次第訪米することを決めた。 ⑦中共Aはその上、花を持たせた役人を派遣し陳を病院に見舞い、臨浙で陳光誠を脅した黒幕の調査を約束し、早急に陳のパスポート等の手続きを行うことを承知した。 ⑧しかし、５月４日、《北京日報》《京華時報》《新京報》《北京青年報》の４大北京メディアは陳光誠が米国領事館に行った事について４つの論評を発表し、声を一にして『反米・陳批判』の大合唱。 ⑨　これら４紙はすべて北京市当局の管轄下にある。だから外から見ると、北京市が中央Bの重要拠点だ、と想像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 ⑩他の細かいことも触れざるを得ない。陳が監視を逃れ米領事館にいった全過程で、現在のところ北京に行った後のことだけがはっきりして信用できる。ニューヨークタイムス５月３日の記事では、陳の協力支援者と米国領事館員が陳を迎えたとき、国家安全部の車２台が尾行。 ⑪米国側は陳光誠が海軍陸戦隊宿舎に落ち着いた後に中国外務省に通知した。ということは陳は国家安全部の監視下に米領事館に入り、同部はそれを事前には外務省に通知し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⑫これはつまり、中央Bは陳光誠が”非正常なやり方で”米国領事館に行く事件を起こす事を希望していた、と言えるわけで、これを利用して中共Aに面倒を与えたい、と願っ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想像できるわけだ。 ⑬北京の４新聞が一斉に批判の声をあげたのもどうやらこれに符合する動きである。興味深いのは中央Aが最近様々なルートで薄熙来夫婦が「悪辣の限りを尽くしたスゴイ悪者」のイメージを広めていたのが、陳事件以来停まったことである。 ⑭外国メディアの目は自然に陳光誠事件に引き寄せられた。この両者（薄熙来と陳光誠事件）は同時に”あちらが目立てばこちらが目立たず”的過程を経ていることはアホでもわかるが、誰がなんのためにそうしているかはそう簡単にはわからない。 ⑮中共の集団指導体制は当初、個人の独裁専制を防止するためにスターリン後のソ連をモデルにつくられた。これにより毛沢東などのああいう専制は防止できたが、トップの権威の分散化も招くことになった。 ⑯で、９回常任委員は江沢民時期の７人より２人増員した。このような勢力構造は良く言えば最高権威による独裁的統一意見を産みにくくするが、悪く言えば重大な政治問題（後継者、次期政治局員選考）で暗闘や互いの掣肘を産みやすい。 ⑰経済状況がまだなんとかなっているうちはこの種の党内闘争はとトップ層の現状維持指向のもとで、おおっぴらに互いに生死を賭けた闘争の爆発迄には至らず、江沢民−胡錦濤の３、４代権力委譲のように平穏な可能性が高い。 ⑱だが、経済状況がキビシイ局面だと、トップ層が分裂しかねず、必ずしも最高指導者の意向どおり平穏に後継者が権力継承できるたり、党の大物が局面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きれるとは必ずしも言えない状態がうまれる。これはソ連共産党史上発生した。 ⑲フルシチョフの任期中、経済が悪化したときソ共リーダーは離反し総書記交代を集団決定した。中共は?小平の後、基本はソ連の集団指導制にそって、更に一歩すすめ年齢を理由に５年に一度、トップ層成員を入れ替えている。 ⑳これは一種のトップ層の平和的交代法を見つけたようにみえるが、しかしこの方法はやはり経済状態が良い局面で使用できるのであって、一旦経済・社会局面が悪化すると、”明闘””暗闘”がおきてくる。中央Aと中央Bの非難合戦がその証拠。 (21）だが、中央Bも制度の枠内ではまだ優勢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現在の胡温体制は、例えば党政治や軍の最高権力を握る等体制内リソースを持っている。が、弱点は官吏の腐敗がその極に達し、実績が乏しく、朝野の恨みが燃え上がっていることだ。 (2２）口のうまさで民意をなだめるのが得意の温家宝を除いて、ほとんど民意を失っている。江沢民・朱鎔基から交代の時は、内部矛盾は既に高まっていたが（拙著；「現代化の陥穽」で指摘）、初期症状で表面上は絶好チョー、でその腐乱の兆候は外からはみえなかった。 (2３）今の中国の状況は其の頃の比ではない。朱?基は重要国有企業を選別し、改革を進める一方で、それ以外の国有企業の統合再編などは市場競争に任せ、寡占化で中央財政に財源を確保でき、環境問題もさほど深刻でなかった。 (2４）しかし今や、胡温は穴だらけの環境生態と赤字の中央財政、借金漬けの地方財政、そして唯一の権力構造と膨大な鎮圧暴力装置を残したのだ。 (2５）薄熙来を代表とする政治勢力はまさにこの点で胡温に挑戦したのである。即ち「お前等、先輩が命がけで血を流して築いた国家をこんなテイタラクにしやがって、我らは党を救わなければ」と。 (2６）薄熙来達の思想的武器は即ち共産党国家を築いた毛沢東とその思想だった。この政治勢力は薄熙来以外、表面上では目立った人物はいないが、しかし北京には至る所に居るのだ。 (2７）今回の北京の４メディアが体現したのはまさにこの勢力であった。（メディア人が希望したのではなく、メディアを規制している勢力の願望である）。 (2８）中央Aは温家宝の口頭宣言どおり人類共同の価値観や民主、人権などの尊重をうたい、一定程度のインテリ層の支持もある。中共Bは毛沢東崇拝に名を借りた毛時代の労働者・農民が国家の主人で有るといった虚構の平等で政治的なセイギを主張。 (2９）これは一部の革命二代目世代と底辺民衆の中に支持を得ていた。西側は当然、薄熙来の文革を讃える傾向をキライ、一部の買収された外人を除けば国外メディアから正面切って評価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３０）外国メディアがわかってないのは、「誰が舞台に上がったとしても、中国の社会経済社会生態環境面の難題を解決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し、現在の利益配分構造を変える事は更に不可能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３１）温家宝が中国を民主国家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と同様、薄熙来とその仲間も権力をとったとしても毛沢東時代の鎖国政策のようなことができるとは限らない。中共Bはその実、党を救う良策など無く、ただイデオロギーにしがみつくだけなのだ。 (３２）共産党の歴史上、初めて党内の両方のイデオロギーが権力闘争をして、どちらも相手に「反党分子」のレッテルを貼れなかった。たとえ今回の闘争で中央Aが一時的に勝利を得て一段落したとしても、党内の分裂は依然としてある。 (３３）今後の共産党の選択は２種類だ。ひとつは一党専政を堅持して、目下のトップレベルの権威が分散して相互に牽制し合う局面を打開し、党首の地位を強化する。しかし、こうしてもムバラクやカダフィの運命は免れまい。 (３４）もうひとつの道は政治改革だが、問題は中国にすでに政治改革をサポートできるリソースがいくばくも残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終） （原文はこちら→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5/china-politic-flights/）拙訳御免。誤字あるかも。 10:12 AM May [...]]]></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中共以分散最高权威为目标的“集体领导模式”目前正遭遇严重危机。</p>
<p>一向强调全体党员“紧密围绕在某某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中共，今年通过“倒薄事件”与“陈光诚事件”，向世界清晰地展现了自身内部严重的分裂。在如何对待陈光诚的问题上，外界至少看到有两个“中共中央”在死掐。以下戏以“中央A”指代公开化的、人们可见的中共中央，以“中央B”指代在暗中起作用、但其骨干与主要人物是谁，人们却只能猜测的中共高层人物。</p>
<p>中美双方根据陈光诚意愿签订好协议，中央A保证陈光诚的自由与安全，同意他离开临沂，在国内选一城市携全家生活读书并保障他的基本生活；中央B却以他的家人安全在威胁他，迫使陈光诚在走出领馆后又改变主意，引发了美国国务院面临一场短暂的公关危机。美中两国政府又围绕陈光诚达成新的协议，中央A同意陈光诚携妻子及子女赴美，去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美方已经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只待陈光诚养好腿伤来美。中央A还派官员持鲜花去看望陈光诚，并答应调查临沂对陈光诚超强维稳黑幕，尽快为陈办理好护照等。然而5月4日《北京日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四大北京媒体就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使馆一事发表四篇评论，同声合奏“反美批陈”交响曲。由于这几家报纸均由北京市主管，因此让外界联想北京市是否也是中央B的重要堡垒。</p>
<p>另外还有个细节不得不提：陈光诚逃离监视进入美领馆整个过程，目前只有到北京后是清楚可信的。《纽约时报》5月3日登了篇文章，其中提到营救者与美使馆官员交接陈光诚时，有两辆国安的车在分别跟踪他们。美国方面在安顿陈光诚入住美国海军陆战队宿舍后才知会中国外交部。这意味着，陈光诚是在国安的监控下进入美领馆，这些国安并未在陈进入美使馆之前及时通报本该尽早获悉的外交部。由此推理下去，可以假想，中央B希望发生陈光诚“非正常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这样的事件，以利用此事给中央A制造麻烦。北京的四家报纸后来的批判声似乎就与此行为吻合。</p>
<p>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央A最近通过种种途径向外喂料、放风，将薄熙来夫妻涂饰成五毒俱全的大坏蛋的行为，在陈光诚事件发生后停止了。国际媒体的眼球很自然地被吸引到陈光诚事件上来了——对这两者此消彼长过程发生于同一时段，再迟钝的人也能发现，虽然幕后的奥妙不一定人人都能猜到。</p>
<p>中共的集体领导方式当初是为了避免党魁个人专权而设计的，模仿自斯大林之后的苏共。这虽然避免了毛泽东那种个人专权产生的危害，但却导致高层权威分散化。由于九常委比江泽民时期的七常委要多出两名。这种格局说好听一点，是高层权威要形成统一意见更难；说难听一点，就是在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比如接班人、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等），明争暗斗、互相掣肘的可能性更多。<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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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状况还过得去的情况下，这种党内斗争会受到高层维持总体现状的意愿约束，不至于公开爆发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权力交接平稳过渡的可能性会大一些，如江泽民等第三代将权力平稳交给胡锦涛等第四代。一旦经济状况面临严重局面，高层就可能发生分裂，按最高领导人意志挑选的接班人未必能够平稳接班，原有的党魁也未必能够掌控局面。这种事情在苏共历史中发生过。比如赫鲁晓夫任内苏联经济逐渐恶化，苏共高层就背着他作出了撤换总书记的集体决定。中共自邓小平之后基本沿袭了苏共的集体领导制度，但又进了一步，即以年龄为理由，每五年更新一些高层成员，看起来似乎是找到了一种高层权力平稳交接的办法。然而，它仍然只使用于经济状况尚可的局面。一旦经济社会局势恶化，明争暗斗就必然浮出水面。如今，中央B对中央A的指控，即为明证。但是，中央B在制度框架内的位势并未占据优势。</p>
<p>目前，中共以胡温为代表的党内高层，虽然拥有体制内资源，比如党政军的最高权力等，但其弱项是吏治极其腐败、政绩乏善可陈，官民仇恨已如干柴烈火，除了一个善于软语抚慰民意的温家宝之外，几乎已经丧尽了民意。如果说江朱交班时，内里虽然已经隐伏各种矛盾（如同我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所说），但处在疽痈初发时期，表面上“艳如桃李”，但外人看不出即将溃烂。中国此刻的情况已不比第三、四代交接之时，那时朱鎔基通过抓大放小、再造国企垄断寡头，为中央财政留下了较可靠的税源，环境生态也尚未耗损殆尽。而现阶段，胡温除了留下千疮百孔的环境生态与入不敷出的中央财政、债台高筑的地方财政，就只有一个权力架构与庞大的镇压机器了。以薄熙来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向胡温挑战就是基于这点：你们将我们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的江山折腾成这样，我们必须救党。他们的思想武器就是红色江山开创者毛泽东及其思想。这一政治势力除了薄熙来之外，表面上并无明显的代表人物，但在京城却无处不在，这次北京四报纸体现的就是这种势力（并不一定是媒体人的愿望，但出于掌控媒体者的愿望）。</p>
<p>中央A因温家宝口头宣示尊重普世价值、民主、人权，因而能得到知识阶层的一些支持；而中央B则借崇毛，以及虚构出来的毛时代的平等、工农阶级当家作主人那种虚幻的领导地位争取政治合法性，在一些红二代及底层民众中获得支持。西方国家自然不喜欢薄表现的崇拜“文革”倾向，所以除了个别被收买的外国人，国外媒体对薄督少有正面评价。外国观察者没弄明白的是：不管是谁上台，都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难题，更不可能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温未必真会引导中国走上民主，薄及其同志上台也未必就能采取毛早期的闭关锁国。中央B其实并无救党良策，只能在意识形态上一味纠缠不已。</p>
<p>在共产党国家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党内两种合法的意识形态为权斗双方运用，谁也无法将对方置于“反党”的境地。即便此次权力斗争以中央A的暂时取胜而告一段落，党内的分裂依然照旧。今后中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一党专制，改变目前这种高层权威分散的互相掣肘局面，强化党魁位置。但即使这样，也难逃穆巴拉克与卡扎菲那样的命运；另一条是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的问题是中国已经没剩下多少支撑政改的资源。<br />
『集団指導モデルの欠陥、権威不足と内部分裂」<br />
何清漣 @HeQinglian　氏ブログより20120507</p>
<p>http://twishort.com/afnbk</p>
<p>Translated by  @Minya_J </p>
<p><strong>中共はトップ権威の分散による集団指導モデルで目下重大な危機に</strong></p>
<p>②ずっと「全ての党員は△△同志を中心とする党中央の周囲にしっかりと団結し」と強調してきた中共が、今年、薄熙来打倒と陳光誠事件で世界に自己の内部の深刻な分裂を暴露した。（続）</p>
<p>③以下、”中央A”を人びとが中共中央を見ることのできる”公開型A”とし”中央B”を指令は発するが誰が出しているかわからないから推測するしかない”密室型B”としてシミュレーション。</p>
<p>④中米両国は陳光誠の意向に基づいて協議同意し、Aは陳の自由と安全を保障し、臨浙（山東省）を一家で離れ国内のどこかで安全に暮らし、学者生活をおくることを保証した。</p>
<p>⑤しかし中央Bは逆に家族の安全を保障しないと脅迫し、領事館から離れさせ、その考えを変えさせ、米国国務省スポークスマンに短時間だが危機的な状況に直面させた。</p>
<p>⑥米中両国政府は再び陳光誠について新たな協議をし、中共Aは陳一家が米国でニューヨーク大で招待教授となることを認め、米国はそのための準備をし、陳の足の傷が癒え次第訪米することを決めた。</p>
<p>⑦中共Aはその上、花を持たせた役人を派遣し陳を病院に見舞い、臨浙で陳光誠を脅した黒幕の調査を約束し、早急に陳のパスポート等の手続きを行うことを承知した。</p>
<p>⑧しかし、５月４日、《北京日報》《京華時報》《新京報》《北京青年報》の４大北京メディアは陳光誠が米国領事館に行った事について４つの論評を発表し、声を一にして『反米・陳批判』の大合唱。</p>
<p>⑨　これら４紙はすべて北京市当局の管轄下にある。だから外から見ると、北京市が中央Bの重要拠点だ、と想像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p>
<p>⑩他の細かいことも触れざるを得ない。陳が監視を逃れ米領事館にいった全過程で、現在のところ北京に行った後のことだけがはっきりして信用できる。ニューヨークタイムス５月３日の記事では、陳の協力支援者と米国領事館員が陳を迎えたとき、国家安全部の車２台が尾行。</p>
<p>⑪米国側は陳光誠が海軍陸戦隊宿舎に落ち着いた後に中国外務省に通知した。ということは陳は国家安全部の監視下に米領事館に入り、同部はそれを事前には外務省に通知し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p>
<p>⑫これはつまり、中央Bは陳光誠が”非正常なやり方で”米国領事館に行く事件を起こす事を希望していた、と言えるわけで、これを利用して中共Aに面倒を与えたい、と願っ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想像できるわけだ。</p>
<p>⑬北京の４新聞が一斉に批判の声をあげたのもどうやらこれに符合する動きである。興味深いのは中央Aが最近様々なルートで薄熙来夫婦が「悪辣の限りを尽くしたスゴイ悪者」のイメージを広めていたのが、陳事件以来停まったことである。</p>
<p>⑭外国メディアの目は自然に陳光誠事件に引き寄せられた。この両者（薄熙来と陳光誠事件）は同時に”あちらが目立てばこちらが目立たず”的過程を経ていることはアホでもわかるが、誰がなんのためにそうしているかはそう簡単にはわからない。</p>
<p>⑮中共の集団指導体制は当初、個人の独裁専制を防止するためにスターリン後のソ連をモデルにつくられた。これにより毛沢東などのああいう専制は防止できたが、トップの権威の分散化も招くことになった。</p>
<p>⑯で、９回常任委員は江沢民時期の７人より２人増員した。このような勢力構造は良く言えば最高権威による独裁的統一意見を産みにくくするが、悪く言えば重大な政治問題（後継者、次期政治局員選考）で暗闘や互いの掣肘を産みやすい。</p>
<p>⑰経済状況がまだなんとかなっているうちはこの種の党内闘争はとトップ層の現状維持指向のもとで、おおっぴらに互いに生死を賭けた闘争の爆発迄には至らず、江沢民−胡錦濤の３、４代権力委譲のように平穏な可能性が高い。</p>
<p>⑱だが、経済状況がキビシイ局面だと、トップ層が分裂しかねず、必ずしも最高指導者の意向どおり平穏に後継者が権力継承できるたり、党の大物が局面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きれるとは必ずしも言えない状態がうまれる。これはソ連共産党史上発生した。</p>
<p>⑲フルシチョフの任期中、経済が悪化したときソ共リーダーは離反し総書記交代を集団決定した。中共は?小平の後、基本はソ連の集団指導制にそって、更に一歩すすめ年齢を理由に５年に一度、トップ層成員を入れ替えている。</p>
<p>⑳これは一種のトップ層の平和的交代法を見つけたようにみえるが、しかしこの方法はやはり経済状態が良い局面で使用できるのであって、一旦経済・社会局面が悪化すると、”明闘””暗闘”がおきてくる。中央Aと中央Bの非難合戦がその証拠。</p>
<p>(21）だが、中央Bも制度の枠内ではまだ優勢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現在の胡温体制は、例えば党政治や軍の最高権力を握る等体制内リソースを持っている。が、弱点は官吏の腐敗がその極に達し、実績が乏しく、朝野の恨みが燃え上がっていることだ。</p>
<p>(2２）口のうまさで民意をなだめるのが得意の温家宝を除いて、ほとんど民意を失っている。江沢民・朱鎔基から交代の時は、内部矛盾は既に高まっていたが（拙著；「現代化の陥穽」で指摘）、初期症状で表面上は絶好チョー、でその腐乱の兆候は外からはみえなかった。</p>
<p>(2３）今の中国の状況は其の頃の比ではない。朱?基は重要国有企業を選別し、改革を進める一方で、それ以外の国有企業の統合再編などは市場競争に任せ、寡占化で中央財政に財源を確保でき、環境問題もさほど深刻でなかった。</p>
<p>(2４）しかし今や、胡温は穴だらけの環境生態と赤字の中央財政、借金漬けの地方財政、そして唯一の権力構造と膨大な鎮圧暴力装置を残したのだ。</p>
<p>(2５）薄熙来を代表とする政治勢力はまさにこの点で胡温に挑戦したのである。即ち「お前等、先輩が命がけで血を流して築いた国家をこんなテイタラクにしやがって、我らは党を救わなければ」と。</p>
<p>(2６）薄熙来達の思想的武器は即ち共産党国家を築いた毛沢東とその思想だった。この政治勢力は薄熙来以外、表面上では目立った人物はいないが、しかし北京には至る所に居るのだ。</p>
<p>(2７）今回の北京の４メディアが体現したのはまさにこの勢力であった。（メディア人が希望したのではなく、メディアを規制している勢力の願望である）。</p>
<p>(2８）中央Aは温家宝の口頭宣言どおり人類共同の価値観や民主、人権などの尊重をうたい、一定程度のインテリ層の支持もある。中共Bは毛沢東崇拝に名を借りた毛時代の労働者・農民が国家の主人で有るといった虚構の平等で政治的なセイギを主張。</p>
<p>(2９）これは一部の革命二代目世代と底辺民衆の中に支持を得ていた。西側は当然、薄熙来の文革を讃える傾向をキライ、一部の買収された外人を除けば国外メディアから正面切って評価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p>
<p>(３０）外国メディアがわかってないのは、「誰が舞台に上がったとしても、中国の社会経済社会生態環境面の難題を解決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し、現在の利益配分構造を変える事は更に不可能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る。</p>
<p>(３１）温家宝が中国を民主国家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と同様、薄熙来とその仲間も権力をとったとしても毛沢東時代の鎖国政策のようなことができるとは限らない。中共Bはその実、党を救う良策など無く、ただイデオロギーにしがみつくだけなのだ。</p>
<p>(３２）共産党の歴史上、初めて党内の両方のイデオロギーが権力闘争をして、どちらも相手に「反党分子」のレッテルを貼れなかった。たとえ今回の闘争で中央Aが一時的に勝利を得て一段落したとしても、党内の分裂は依然としてある。</p>
<p>(３３）今後の共産党の選択は２種類だ。ひとつは一党専政を堅持して、目下のトップレベルの権威が分散して相互に牽制し合う局面を打開し、党首の地位を強化する。しかし、こうしてもムバラクやカダフィの運命は免れまい。</p>
<p>(３４）もうひとつの道は政治改革だが、問題は中国にすでに政治改革をサポートできるリソースがいくばくも残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終）<br />
（原文はこちら→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5/china-politic-flights/）拙訳御免。誤字あるかも。<br />
10:12 AM May 8th via web</p>
<p><strong>The flaw in CPC Collective Leadership System: Insufficient authority and Internal Split </strong></p>
<p>By He Qinglian on May 7, 2012<br />
Translated by Krizcpec</p>
<p>http://hqlenglish.blogspot.com/2012/05/flaw-of-collective-leadership-system.html</p>
<p>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System,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uses to disperse the highest authority, is now facing grave crisis.</p>
<p>The CPC, the Party which has always emphasized its entire membership to be “in close solidarity with the Party Central that centers on comrades so-and-so”, has shown the world clearly its severe inner-split through the “Ouster of Bo Xilai” and the Chen Guangcheng incident.</p>
<p>From the handling of the Chen Guangcheng incident, the outside world could at least see two “CPC Centrals” at loggerheads with each other. “Party Central A” would be used below to indicate the openly visible Central Committee; “Party Central B” would be used to refer to the faction of top CPC members that is playing a role in the hiding and people could only who the main figures are.</p>
<p>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gned an agreement based on the wishes of Chen Guangcheng. Party Central A guaranteed Chen’s freedom and safety; it agreed that he could leave Linyi and choose a city inside the country to live in with his family, to study and would protect his basic living. Party Central B, however, threatened Chen with the safety of his family, forcing Chen to change his mind after he stepped out of the U.S. embassy, which triggered a brief public relations crisis for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p>
<p>The U.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n reached a new agreement, Party Central A agreed that Chen could take his wife and children to America; he could go to New York University as a visiting scholar. The U.S. has made every preparation to receive him, as soon as his foot injury is cured. Party Central A has also sent an official to bring flowers to visit Chen, and promised to look into the dark veil of Linyi&#8217;s ultra-powerful stability maintenance measures that targeted Chen, and have Chen&#8217;s passport ready as quickly as possible. </p>
<p>But on May Fourth, Beijing Daily, Beijing Times, Beijing News, and Beijing Youth Daily, the four leading media in Beijing published four commentaries on Chen&#8217;s entering the U.S. embassy in China, producing a symphonic ensemble of “Opposing the U.S. and criticizing Chen”. Given that all these four newspapers are managed by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people have come to ponder the possibility of Beijing city being a stronghold of Party Central B.</p>
<p>There is another detail that I have to mention: so far the whole process of Chen fleeing surveillance and entering the U.S. embassy, only the part after his arrival in Beijing is clear and trustworthy. The New York Times ran an article on May 2, which mentioned that when the Chen was passed to the U.S. embassy official, the car of the rescuers and that of the U.S. embassy was tailed by a state security vehicle respectively. The U.S. only informed China&#8217;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fter they settled Chen in the U.S. marine dormitory. This means Chen entered the U.S. embassy under the watchful eyes of Chinese state security agents, who did not make timely report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hich should have been informed at the earliest time possible. </p>
<p>It could be assumed from this that Party Central B wanted incidents like Chen Guangcheng “making abnormal entry” to the U.S. embassy in China to happen, so as to use that to create trouble for Party Central A. The subsequent concerted criticism from the four Beijing newspapers appeared to be in line with this behavior.</p>
<p>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at,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the Chen Guangcheng incident, Party Central A&#8217;s actions of feeding informa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kite-flying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to portray Bo Xilai and his wife as total villains has stopped. The eyeballs of international media have quite naturally been attracted to the Chen Guangcheng incident. The shift of attention between the two is blindly obvious to anyone; not necessarily everyone could guess the secrets behind it, though.</p>
<p>Modeled after the Post-Stalin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PSU), 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system was initially designed to prevent personal dictatorship of the Party leader. Although this could help avert the potential harms of personal dictatorship like that of Mao Zedong, it leads to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top level authority. With nine members, the Central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now is up by two compared to the seven-member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Jiang Zemin era. Such a system could at best make it harder for the top-level authority to reach unanimity; at worst, it would mean a greater likelihood of infighting and mutual constraints when it comes to divisive political issues that are of significance, such as successors, the formation of the next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nd so on.</p>
<p>At times when the economy is doing okay, this type of inner-party struggle is limited by the top-level wishes to maintain overall stability and would not erupt into life-and-death disputes that unfold in front of the public. A smooth transition of power would be more likely, as was the case when Jiang Zemin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the CPC leadership smoothly transferred power to Hu Jintao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p>
<p>But when serious problems happen to the economy, the top level could split, and the successors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wishes of the top leaders might not be able to have a smooth takeover, the incumbent party leader might also be unable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This type of incident has happen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SU. For instance, when Nikata Khrushchev was in office, the economy of the Soviet Union gradually deteriorated; and senior CPSU members made a collective decision behind his back to replace the General Secretary. </p>
<p>After Deng Xiaop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ically inherited 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system of the CPSU, and took it one step further: using age as the reason, new members are added to the top level of the Party every five years to replace the older ones. Seemingly a solution to ensuring a smooth transition, this would work only when the economy is doing okay. Onc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have deteriorated, the infighting would surely rise to the surface. </p>
<p>And now, the allegations Party Central B makes against Party Central A serve as perfect evidence. However, the Party Central B does not have an upper hand 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br />
At the moment, senior CPC members headed by Hu Jintao and Wen Jiabao have in their hands resources within the system, for example the supreme power in the Par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Yet, their weaknesses are the extremely corrupt officials, the lack of noteworthy political achievement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is on the verge of ignition. Except for Wen Jiabao the skilled pacifier, they have almost completely lost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p>
<p>If it is said that at the time when Hu and Wen succeeded Jiang Zemin and Zhu Rongji, China had already had various hidden diseases—as I pointed out in my book, the Pitfalls of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ose diseases were only at the initial stage back then, things looked good on the outside and the outsiders could hardly tell the impending ulceration.</p>
<p>Things in China today could in no way be comparable to the situation back when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leadership took place. At that time, Zhu Rongji passed on a more reliable source of tax revenue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y concentrating resour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enterprises, leaving the small and medium sized companies to fend for themselves, and re-establish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onopoly.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t that time had not yet been depleted. </p>
<p>In today&#8217;s China, however, all that Hu and Wen would leave behind are a power structure and an enormous stability maintenance machine, apart from an environment and ecosystem that have holes all over, a central finance which revenue could not cover the expenses, and debt-laden local governments. That the political faction headed by Bo Xilai challenges Hu and Wen is based on this: the country our fathers fought and died for, you reduced it to this! We must save the Party. The ideology weapon they use i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Red regime—Mao Zedong and his thoughts. Superficially, the faction does not have apparent representative except Bo Xilai; however, its presence could be felt everywhere in the capital. This time what the four leading newspapers of Beijing manifested is exactly this force. (Those articles did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attitude of the media practitioners; rather, they might have manifested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in control of those media.)</p>
<p>Because Wen Jiabao of Party Central A made verbal statements that universal values,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re respected, the faction enjoys some support from the intelligentsia; on the other hand, Party Central B seeks political legitimacy by worshiping Mao and fabricating [tales] of an equal society and the illusory leadership of the worker-peasant class during the time of Mao and manages to secure some popularity among some members of the &#8216;Red second-generation&#8217; and the bottom of society.</p>
<p>Naturally, Western countries do not lik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orship tendency that Bo manifested. Therefore,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foreigners who have been bribed, foreign media seldom rate Bo positively. What the foreign watchers failed to comprehend is that: no matter who come to power, they could not do anything to [solve]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China, nor could they change the existing system of benefits distribution. Wen may not genuinely lead China to the path of democracy; Bo and his supporters may not be able to implement the closed-door policy of the earlier years of the Mao Zedong era, either. In fact, Party Central B does not have any sound strategy to save the Party, all it could do is to keep making a fuss about ideology.</p>
<p>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ommunist countries, this is for the first time two legitimate ideologies within the Party are being used by the two sides in a power struggle, neither could portray the rival as anti-Party. Even if this struggle ended with Party Central A emerged victorious for now, the split within the Party remains. </p>
<p>The Communist Party has two choices in front of it: either it adheres to the one-party dictatorship, changes the system of high-level authority decentralization that is currently in place and strengthens the position of the Party leader—which does not necessarily help it avoid the downfall of Hosni Mubarak and Muammar Gaddafi; or it reforms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problem now is, there is not much resource left in China to support such a refor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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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北京“倒薄”遇到的意识形态陷阱</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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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04 May 2012 15:56:21 +0000</pubDate>
		<dc:creator>何清涟</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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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北京今年在“倒薄”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不象当年江泽民处理陈希同、胡锦涛处置陈良宇那样，罪名一经公布就百鸟息声。虽然师法“文革”那种层表态的的故伎，“倒薄”还是遇到了“红二代”的强大阻力与民间的公开反对声音。一些挺薄者利用在公园聚会广播、写公开信、联名信、在网上匿名发文的方式来声援薄熙来并谴责中共中央。其原因剖析起来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中共陷入自身罗织的意识形态陷阱。 何谓“意识形态陷阱”？ 共产党统治与历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权不同。世俗政权一般不禁宗教，不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共产党统治既禁止独立宗教，还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从这点来说，共产党政权比所有的世俗政权更接近神权政治。 中国在毛时代，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规训国民；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格局无法继续，对思潮与理论之争，缺乏理论兴趣的邓小平，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种种麻烦，下达“不争论”的禁令，对毛的功过采取“三七开”评价，中国从此失去清理毛泽东极左思想的机会，以后的江泽民与胡锦涛无论资望与能力根本无法与邓相比，只能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在第二任期内勉强成形的“科学发展观”放在一起，成为“毛邓三科”，成为党内奉行的“理论”经典，高校学生的必修课。 但是“毛邓三科”就其思想内核来说，并无继承与发展关系。比如毛泽东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是其政治思想，即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鄙视知识分子、过分拔高工农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贡献；而邓小平当年改革破局之始就是放弃阶级斗争，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实质作用就是在工农等阶层日渐边缘化的时期，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三者的联合。邓、江的“理论”，正好与毛推重工农的“理论”成相反之势。 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则纯粹是一些空话的罗列，甚至不代表胡锦涛本人的真正政治倾向。因为胡锦涛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是通过朝拜西柏坡、回延安并主张“以德治国”来彰显其思想倾向，后来大概发现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上的右实在是无法融为一体，才改为不知所云的“科学发展观”。 这些主张相反的理论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中共并未认识其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 乘时而动的“毛左” 在中央权威强大之时，最高领导层能压制住各种不同声音，这些矛盾就不显化。但到胡锦涛统治时期，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显，“意识形态陷阱”造成的各种麻烦就日益显露：最开始是郑州等地的下岗工人借着推崇毛泽东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经常举行小规模集会；接着就是“老左”与“新左”合流登台，用不同的语言阐述对毛时代的向往。毛时代被打扮成了一个平等、没有腐败、工农与人民当家作主、在国际上地位很高的时代。这些人的信仰真诚度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打着“毛左”旗号的人是看准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保险性这点却确凿无疑。他们想的是：这是你自家供在神坛上的理论，我们借着它说事，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反革命”、反政府吧？ 这时候，“意识形态陷阱”开始显露其作用。对于“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后出生的70、80两代青年来说，中国教育的洗脑式政治学习让他们无从辨别有关毛泽东信息的真假。老一代的工人们由于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双重失落，有意忽视毛时代普遍贫穷、思想严厉管制、血腥镇压政治异己的事实（包括三年大饥荒在内），以毛为符号的“红色文化”开始在中国粉墨登场。一幅根据俄国列宾名画“不期而至”的油画被改成“毛主席意外归来”，那画面上的人物没敢将政治领导人列进去，但列上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国势力、资产阶级与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 胡锦涛面对“重庆模式”的尴尬 　　 在商务部长任上还一副洋务派作风的薄熙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重庆利用“唱红打黑”，开始了他的“问常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很多人 不同，很多人认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督到重庆，只是其“入常”前的一个驿站。我认为，正是因为薄熙来“入常”无望，才开始“唱红打黑”。“唱红”是为了表示自己以老太子党（红二代）的身份承接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打黑”则是政绩与扫清地盘的需要。 薄熙来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批不甘心父辈夺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进而毁于一旦的“红二代”。他们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其父辈追随毛泽东创立了红色政权，要肯定这位党酋，就得肯定他的思想及其政绩。他们对现实的解释基本上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拿着民生做幌子，而现任领导的难处在于：既要承认毛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又要承认邓政治遗产的合法性。邓的“不争论”只是换得了党内暂时的安定，却留下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一旦这两份遗产被两拨具有不同利益的党内势力用作斗争工具，那就无法再维持党内的安定团结了。薄党挑起的党内斗争实际上是让中共陷足于其中，从此中共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将无法掩盖弥合。 “倒薄”事件上，中共采取刑事定罪而回避路线斗争，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意识形态陷阱”将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北京今年在“倒薄”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不象当年江泽民处理陈希同、胡锦涛处置陈良宇那样，罪名一经公布就百鸟息声。虽然师法“文革”那种层表态的的故伎，“倒薄”还是遇到了“红二代”的强大阻力与民间的公开反对声音。一些挺薄者利用在公园聚会广播、写公开信、联名信、在网上匿名发文的方式来声援薄熙来并谴责中共中央。其原因剖析起来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中共陷入自身罗织的意识形态陷阱。</p>
<p>何谓“意识形态陷阱”？</p>
<p>共产党统治与历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权不同。世俗政权一般不禁宗教，不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共产党统治既禁止独立宗教，还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从这点来说，共产党政权比所有的世俗政权更接近神权政治。</p>
<p>中国在毛时代，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规训国民；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格局无法继续，对思潮与理论之争，缺乏理论兴趣的邓小平，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种种麻烦，下达“不争论”的禁令，对毛的功过采取“三七开”评价，中国从此失去清理毛泽东极左思想的机会，以后的江泽民与胡锦涛无论资望与能力根本无法与邓相比，只能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在第二任期内勉强成形的“科学发展观”放在一起，成为“毛邓三科”，成为党内奉行的“理论”经典，高校学生的必修课。<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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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但是“毛邓三科”就其思想内核来说，并无继承与发展关系。比如毛泽东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是其政治思想，即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鄙视知识分子、过分拔高工农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贡献；而邓小平当年改革破局之始就是放弃阶级斗争，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实质作用就是在工农等阶层日渐边缘化的时期，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三者的联合。邓、江的“理论”，正好与毛推重工农的“理论”成相反之势。</p>
<p>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则纯粹是一些空话的罗列，甚至不代表胡锦涛本人的真正政治倾向。因为胡锦涛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是通过朝拜西柏坡、回延安并主张“以德治国”来彰显其思想倾向，后来大概发现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上的右实在是无法融为一体，才改为不知所云的“科学发展观”。</p>
<p>这些主张相反的理论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中共并未认识其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p>
<p>乘时而动的“毛左”</p>
<p>在中央权威强大之时，最高领导层能压制住各种不同声音，这些矛盾就不显化。但到胡锦涛统治时期，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显，“意识形态陷阱”造成的各种麻烦就日益显露：最开始是郑州等地的下岗工人借着推崇毛泽东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经常举行小规模集会；接着就是“老左”与“新左”合流登台，用不同的语言阐述对毛时代的向往。毛时代被打扮成了一个平等、没有腐败、工农与人民当家作主、在国际上地位很高的时代。这些人的信仰真诚度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打着“毛左”旗号的人是看准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保险性这点却确凿无疑。他们想的是：这是你自家供在神坛上的理论，我们借着它说事，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反革命”、反政府吧？</p>
<p>这时候，“意识形态陷阱”开始显露其作用。对于“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后出生的70、80两代青年来说，中国教育的洗脑式政治学习让他们无从辨别有关毛泽东信息的真假。老一代的工人们由于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双重失落，有意忽视毛时代普遍贫穷、思想严厉管制、血腥镇压政治异己的事实（包括三年大饥荒在内），以毛为符号的“红色文化”开始在中国粉墨登场。一幅根据俄国列宾名画“不期而至”的油画被改成“毛主席意外归来”，那画面上的人物没敢将政治领导人列进去，但列上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国势力、资产阶级与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p>
<p>胡锦涛面对“重庆模式”的尴尬<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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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务部长任上还一副洋务派作风的薄熙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重庆利用“唱红打黑”，开始了他的“问常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很多人 不同，很多人认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督到重庆，只是其“入常”前的一个驿站。我认为，正是因为薄熙来“入常”无望，才开始“唱红打黑”。“唱红”是为了表示自己以老太子党（红二代）的身份承接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打黑”则是政绩与扫清地盘的需要。</p>
<p>薄熙来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批不甘心父辈夺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进而毁于一旦的“红二代”。他们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其父辈追随毛泽东创立了红色政权，要肯定这位党酋，就得肯定他的思想及其政绩。他们对现实的解释基本上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拿着民生做幌子，而现任领导的难处在于：既要承认毛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又要承认邓政治遗产的合法性。邓的“不争论”只是换得了党内暂时的安定，却留下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一旦这两份遗产被两拨具有不同利益的党内势力用作斗争工具，那就无法再维持党内的安定团结了。薄党挑起的党内斗争实际上是让中共陷足于其中，从此中共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将无法掩盖弥合。</p>
<p>“倒薄”事件上，中共采取刑事定罪而回避路线斗争，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意识形态陷阱”将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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