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belonging to Category 中国政治
Posted by 万延海 on 四月 11, 2012
新年伊始，中国政治大戏不断。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勇闯美国成都领馆，炸开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铁幕。中国全国两会后，薄熙来被免职，中国进入政治谣言的旺季。2月19日，中国微博上传出“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消息，关于北京出现政变的信息迅速扩散。3月30日，北京市公安部发布新闻，称6名编造谣言者被拘留，更多传谣者受到警告教育，而微博大户新浪和腾讯受到需要整顿的处罚。北京市公安局甚至派人去广东跨省抓捕传播谣言人士。 然而就在此时，《南方都市报》4月9日发布对中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的专访。武和平称“这是需要说话的时代”。关于微博上的谣言，他表示：“真话不说，谣言登场；大道不畅，小道必猖”。武和平说，“为什么会出现谣言呢？我在想，会不会我们掌握信息的一方，不说话，或说得太少。掌握信息的人越封堵，越不告知，谣言就越盛行。”“政府及职能部门应当将公开透明作为常态，不公开作为特例，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可现在这个问题还存在瓶颈，一遇突发事件，由于缺乏透明度，公众就会质疑你的公信力，你越是不敢讲，不愿讲，就等于拱手把椅子让给别人坐，麦克风让别人说，形成一个怪圈：事发———隐瞒———瞒不住———流言四起———被迫公布真相，然后再有事发还重蹈覆辙，这种教训不少。” 中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此时此刻的发言，无异于和北京市公安局唱对台戏，暗示北京市公安局反应过度。我们再看看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差距。2010年，北京市公安局在北京高调发起扫黄严打卖淫嫖娼，而2010年12月10日，公安部却在联合国国际人权日表示，扫黄打击卖淫嫖娼需要尊重卖淫嫖娼人员的人格尊严。2011年初，公安部发起在全国调查监管羁押场所意外死亡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却借茉莉花事变大肆抓捕维权人士，限制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出境，采取一系列法外行动，包括酷刑。我也注意到，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和平奖消息传出后，对诸多受到邀请参加颁奖典礼人士的出境限制令，也出自北京市公安局。 上述信息显示，北京市公安局，特别是其国保部门，直接听从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指令，而中国公安部却在依法治国、政府信息公开、取信于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北京市公安局直接听从中央政法委的指令，主要也是北京市公安局处于保护中共政权稳定性的地位决定的。中国政治变化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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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四月 9, 2012
流亡美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上周五去世，享年76岁。方先生是我们一代人的精神导师。我第一次阅读到关于方先生教授的介绍文章，是在1986年秋天，而现在我自己已经到了方先生当时的年龄。 我的思维回到1986年的秋季。我当时在上海的医学院读书，每天沉浸在图书馆阅读西方哲学史和一些哲学期刊。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读到一篇题为“方励之：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的文章。《自然辩证法通讯》对方励之教授的科学哲学和社会改革思想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校园里政治活跃的时代。我用图书馆棋友的关系，大量复印了介绍方励之教授改革思想的这篇文章，并在同学中流传。 那年冬天，上海突然出现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我们都是当时兴奋的参与者。我在中国期间只参加了两次游行示威，但两次争取民主权利的游行都以不幸而结局。反民主力量控制中国政治，直到今天。 1987年初，学院党委在大教室向全院学生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开除方励之等人党籍的通知和邓小平讲话。在把方励之教授作为卖国贼作比喻的时候，我站起来举手表示反对这个说法。会后，书记专门找我谈话，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一起参与了与书记的谈话，书记表示，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不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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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四月 6, 2012
达赖喇嘛在1988年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不追求西藏独立，只要求真正的自治。1993年以后，达赖喇嘛在他的一些讲话中，把他的想法归纳为“中间道路”，既不寻求西藏的独立，也不承认现有的殖民地状态，要找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联系的全西藏的完全自治”。 尽管中国政府一直怀疑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只是幌子，其真实目的是寻求西藏独立。西藏人寻求自己的独立，无可非议，但达赖喇嘛提出来的中间道路，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的，至少是一个可以谈判和协商的事情。但是，中国政治现实中却难以找到西藏人可以走的中间道路。 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日前发表文章《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提出“要使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过程……，成为促进各民族团结交融的过程，成为巩固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过程。”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朱维群提出：“要把他们的社会活动引入到城市现有的社团、社区中来，防止形成体制外的什么‘民族村’、‘民族社区’、‘民族团体’。” 朱维群主张：“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中共当局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路是去自治化，而强调中央权威和国家高度统一。这与达赖喇嘛提出来的中间道路相距甚远。不仅如此，不仅中共当局不给西藏人提供中间的道路，长期被边缘化的西藏人似乎也缺乏走中间道路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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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三月 16, 2012
中国总理温家宝3月14日在全国人大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家宝关于没有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会重演的警告，是真实的。温家宝讲话后不久，中共立即采取行动控制了正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薄熙来。虽然中共控制薄熙来的长远影响尚不清楚，但人们普遍对薄熙来下台表示欢欣鼓舞。 综观中国最近五年乃至十年的政治发展，政治危机是严峻的。首先，正在兴起的公民力量和维权运动，和中国政法体制以维护社会稳定名义下建立的警察管制形成强烈对抗，全国人大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73条修正案就是试图阻止维权运动的维稳恶法。 其次，中国行政部门依法行政、改造政府职能、推动基层民主发展、支持公民团体参与社会服务和倡导的目标，与中共政法体制挟持保卫中共政权名义下纵容国保警察采取法外行动、动用武警包围愤怒的民众、以及建立全国性公安监控体制形成强烈对比。在警察扩张和滥用权力的国家，政府发展社会经济的目标会受到影响干扰，比如企业家大量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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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三月 12, 2012
2008年2月下旬，我从美国刚刚回到北京，就接到政府部门电话问讯。因以为是常规问讯，而当时我在处理紧急个人事务，就没有回应。一周后，3月4日，形势显得有点急迫，但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北京警方的询问竟然是调查我是否要组织感染者两会期间去天安门自焚的事情。我当然做出否定的回答。意想不到的是，调查在继续进行；河南警方通过渠道继续了解万延海是否要组织河南感染者两会期间来北京闹事。我觉得，形势到了我必须公开做出澄清的时候了。 近年来，因艾滋病（和血友病）相关的药物治疗和赔偿问题，我国各地的感染者们不断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维权活动，包括法律诉讼、新闻发布会、上访和静坐示威等。我本人和我所在机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一向支持感染者们的维权工作。我认为，公民有通过和平手段维护权利的自由，我们鼓励依照法律理性维权。但我也注意到，激烈的维权方式时常也给行动者带来积极的效果，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虽然我认为，上访、集会和游行示威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我本人和我所在机构并不参与感染者们及家属的上访和示威活动。我们为感染者们提供法律援助和道义支持。我们不会参与行动的组织和行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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