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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中国》序言:准备回家

2010年4月30日,我们一家人离开中国广州来到香港,随后于5月6日离开香港抵达美国。香港《南华早报》在5月10日的报道中称我们此行为“自我放逐”。 我们离开中国之前处于紧张、沮丧和极度惊恐状态。情况糟糕透顶,不仅机构无法正常运转,我也担心当局要动手了。 我们最大的资助方撤资了,资金一下子少了200多万。国家外汇局更加严格的管制外汇,特别是境外基金会赠给国内企业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新外汇政策要求基金会和国内组织之间的赠款协议书需要得到公证,境内机构才能接受境外基金会的赠款。基金会的赠款也拨付的出奇的慢。外面的钱进不来,机构就在等死。 我们16周年庆被取缔了。在那个土地上辛苦了16年,政府毫无谢意。我的心情沮丧到极点。在2月底的一次短暂会谈中,北京市国保的警员们询问我,其他国家有没有艾滋病这样的问题,万先生如果去这些国家去从事慈善事业,不是也很好吗?我不清楚这究竟是委婉的驱逐令,还是暗示我大难要临头了,快点走吧!不管怎样,我意识到,我需要走了,我在中国的极限到了,而且因为机构没有钱,我需要出去把机构盘活了。 我们离开中国之后,很快面临在美国合法居留、工作和自由进出的法律身份问题。在律师朋友和人权组织协助下,我们先获得在美国工作许可,随后获得绿卡。我们的身份允许我们永久居留在美国,但同时我们可以回到中国。期间,我先后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里士满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我也受到邀请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作证,介绍中国公民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和遭遇的政府打击。

美国应该继续资助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及其研究吗?

7月26日,美国“传统价值联盟”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不当地为中国提供医学研究经费。传统价值联盟对国立研究卫生所预算进行了6个月的研究,发现在过去2年半内,该研究所资助中国研究人员3000万美元用于中国的医学研究,在过去10年中,有9000万美元用于中国政府的科学研究,其中主要是艾滋病研究。美国保守派团体已要求美国国会冻结给该机构的拨款,“负债累累的美国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其最大债主中国,无法想象”。 根据该组织的报告,国家卫生研究所在2003年至2008年间向中国的一个研究机构资助了1700多万美元,在中国云南省对420个性工作者和她们的241个“顾客”进行艾滋病状况调查,平均每个被调查者花了2.6万多美元。 8月4日,美国参议员乔恩泰斯特联手两党参议员写信给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要求停止对中国的援助款,其中包括每年700万美元的艾滋病防治援助经费。参议员们的理由是,一方面中国经济富有,有能力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方面,美国援助款并没有被很好使用。

纪念伊丽莎白泰勒女士

“我不会沉默,我不会放弃,我不会被人忽视。”说着说着,泰勒女士离开人世。 2011年3月23日凌晨,美国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女士去世,美国艾滋病组织纷纷举办悼念活动,纪念泰勒女士并感谢她为美国和人类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1980年代中期,面对不断传来的艾滋病和死亡的消息,包括好莱坞演员死于艾滋病,泰勒女士很愤懑,为什么没有人出来为艾滋病做点工作?但她很快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一样,也是毫无作为,于是开始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关于美国之音

听说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能要关闭的消息,心中难免有几份惆怅。关于美国之音,除了文革期间关于敌台的传说、学生时代和八九年天安门运动期间的记忆外,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件事情。 1999年底和2000年初,我在北京的住所小区散步,突然听到一群人高谈阔论。我原先以为发生啥事情,等到我走近,参与其中讨论后,发现原来是一批中老年听完国际短波电台新闻节目后,每天聚集在那里谈论国家大事。我于是每天吃晚饭,到时候就到园子里去,和大家一起分析国内外大事。我也鼓动大家在具体事务上采取积极的行动。大家有各自喜爱的节目,美国之音是其中之一。 2000年初,我参加北京学术界一个双周聚会,聊起这样的情况,一位老者给我说,北京各个街区、街心花园和公园里,天天聚在一起骂共产党的人到处都是。我2006年准备参选北京市海淀区地方人大代表的时候,我就去找选区里聊天的人们,希望获得大家的帮助。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放弃了那次参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