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的葵花籽

去年10月,艺术家艾未未在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馆一千多平米的展厅里,展出一亿颗葵花籽,其重量超过150吨。这些葵花籽是景德镇1600名熟练工人历时2年多制作完成。 艾未未挑选葵花籽作为主题,是因为葵花籽在中国是最常见的街头零食,还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葵花籽曾用作政治宣传,中共领袖毛泽东被比作太阳,人民群众被比作向日葵,而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 而笔者理解,艾未未选择一亿颗陶瓷葵花籽来展出,也暗示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情况。有趣的是,一盘散沙的人民,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安全和无法维持稳定的。 2006年初,笔者曾经和一批维权律师交流,有律师表示,中共专制的本性是期待人民无组织、永远一盘散沙。我当时回应说,在现代信息和技术时代,每个个体能量或动量极度增强的时代,一个人,配备手提电脑、无线网络、摄像和录音设备,就可以发挥一个人权组织的功能,也可以成为一个新闻社。在此信息和技术的时代,唯有人民可以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博弈和斗争,利益群体有各自的代表机制,国家才有可能是安全的。反之,执政当局面对高能量的一盘散沙的人民,既无法观察和预测社会的走向,也无法就重大的民生和民权议题进行协商,而致社会于不好治理的状态。 或许在过去的时代,兵器落后,通讯不发达,执政者的监控措施根本和现在无法相提并论,当局害怕有组织的人民,害怕出现新的权力中心,害怕起义或暴动。而今天,有组织的人民很难通过暴力或武力来变更政权了,执政对此应该大可放心。 如果人民组织起来,根本无法通过暴力或武力推翻政权,那执政者需要处理的就是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而不能总是处于应急状态,不能总是追逐短期目标,不能总是发起一个一个战役,好像永远处于和假想的敌人战斗的状态之中。 执政者也需要反思古代执政者的智慧。社会变量已经完全变化了,作为个体的人民,已经远远不是古代的人们。中国的执政者需要新的智慧、新的思维,中国需要新的政治制度。

西方助中国审查互联网?

本周,八国首脑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首脑会议前夕,八国召开了关于全球互联网的会议,探讨全球互联网战略。 会议前夕,我应邀来到巴黎,和法国的新闻界人士、互联网自由活动人士、同性恋权利人士以及艾滋病基金组织进行了交流。八国全球互联网会议前,巴黎媒体纷纷报道专制国家迫害互联网异议人士的情况。 5月22日晚上,我应邀参加法国电台法兰西文化节目现场直播节目,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情况、中国互联网自由和我个人及所在组织运用互联网发展和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交流。 我在电台节目中谴责了下列三种情况:1、民主国家的公司帮助中国政府发展网络监控技术和机制,限制公民政治自由,迫害人权;2、民主国家的投资人的资金用于中国互联网审查和监控;3、中国政府不仅自己进行网络审查和监控,也帮助世界其他专制国家发展网络监控和审查的技术和能力。 5月18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8名纽约居民对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在线搜索服务提供商百度提起诉讼,称其因屏蔽百度搜索结果中支持民主的言论而侵犯了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百度公司在美国上市,吸纳美国投资人的资金,但却帮助中共专制政府进行政治审查。 5月19日,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法律 基金会”和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代表法轮功学员在加州联邦法院对全球互联网设备生产商思科公司(Cisco)提出起诉,指控思科为中共量身订做网络监控系统,协助中共导致高达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捕、被虐待,甚至有部份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 上述诉讼,反映出西方民主国家企业的技术和投资者的资金被用于中国的网络审查、监控和人权侵害。 中国政府不仅运用西方民主国家公司的技术和资金来进行政治审查和监控,中国政府也积极帮助其他专制国家政府获得网络监控和网络审查的技术,帮助专制者控制、压制乃至镇压本国民主运动人士。2009年春天,伊朗发生绿色民主革命,伊朗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权就是运用中国获得的网络监控技术来发现和镇压本国民主运动人士。 中共当局不仅维护本国的专制制度,也在挑战人类的文明。中共当局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资源对抗当代人类文明,所以西方社会必须高度觉醒,要限制互联网技术被专制者所用,也要防止西方的资源进入独裁者的帮凶类的公司那里去。

在奥斯陆和中国人谈和平奖

应“奥斯陆自由论坛”(位于纽约的“人权基金会”创办)邀请,我于2011年5月8日再次来到挪威首都奥斯陆。会议旅店就在市政厅附近的Grand Hotel。 傍晚时分,我去街头散步,也找找吃晚饭的地方。在奥斯陆市政厅附近,见到一个中国代表团,好像是来奥斯陆旅游的。我走过去,听见大家正在谈和平奖和中国对挪威的制裁问题。其中一个讲者很自信,认为中国经济很强势,中国对挪威这样小国的经济制裁,对中国影响不大,对挪威影响却很大。 我加入了讨论。我说自己去年12月份参加了刘晓波的颁奖典礼,我说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参加颁奖典礼,我是受到刘晓波太太邀请来参加的。我介绍自己的名字、家乡、学校和在北京的工作。大家很感兴趣。 我介绍哈维尔提名刘晓波获奖的情况、七七宪章和零八宪章、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温和的政治主张,讲述民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大家特别对刘晓波个人有兴趣,讲述自己听到的各项传言。我用个人经验介绍刘晓波现在的情况,为人很温和、直言不讳、对家庭很负责任等。我讲述了颁奖典礼时的盛况,推荐大家去看和平奖的展厅。 关于中国对挪威政府的制裁,我解释说,第一,诺贝尔委员会是独立的,不受挪威政府控制,挪威政府对刘晓波获奖也无责任可负,第二,挪威向来政治上比较中立,中国的制裁显得很小气,让国际社会看不起中国政府,第三,挪威国家资源丰富,人口不多,负担不大,应该不会受到中国制裁的多大影响。我说,我在飞机上碰到一个挪威人,他对中国政府要求挪威政府就刘晓波获奖之事道歉的事情表达自己的看法;他说,道歉永远不会发生,其次,中国政府的做法恰恰说明给刘晓波和平奖是正确的。 代表团的很多人跟我要名片,我介绍自己在中国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揭发河南艾滋病血祸和多次被抓捕的情况。有些游客是某个大学的人,我介绍自己在那个大学讲课和我们支持该大学学生艾滋病组织的情况。很多人当场表示,中国应该更加民主一些。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我相信,通过我今天的交流,代表团一半的人会受到我的影响。他们/她们把意见带回去家里和单位,讲述海外见闻的时候,间接地会影响更多的人。我希望我们每个支持刘晓波先生和中国民主大业的人们,都可以从自己身边的环境做起,介绍刘晓波、零八宪章和和平奖的事情。如果我们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压在我们中国头上的专制大山总有一天会被搬走的。

警察的职责:执法还是驯服?

今天早晨(美国东部时间4月29日)被电话叫醒。国内同事传来电话,李方平律师北京时间4月29日下午5:30左右被警察绑架,下落不明。不坏的消息是,滕彪律师一个小时前回到家里。 接完电话后,我脑子就出现轮训的概念,好像是北京市公安局国保警察要把一些活跃的维权律师一个一个轮番带走训话或驯化。我上到推特后,推友出现了类似的议论:“这是在搞轮训呢!” “一秒钟前推过滕彪出来,一秒钟后再推李方平进去…”,“带换班的啊。我这重量能不能换胖子(指艾未未)”,“我们该轮流去坐坐。坐烂破号子”。 人们为啥要想起轮训,大概是指下列情况:维权律师被绑架或从家里强行带走,被戴上黑头罩。失踪几周或几个月后,回到家里,一改往日勇猛无畏的形象,对外不说失踪期间的经历,也不对媒体接受采访。类似情况,最近出现在范亚峰律师、唐吉田律师、江天勇律师和滕彪律师身上。期间,人们怀疑存在严重的酷刑问题。 于是有人担心,如果北京市公安局觉得这种方式屡屡有效的话,或许就会不断找出头的维权律师教训一下。 或许在执行政治任务的国保警察看来,这种方法不仅有效,可以让律师们消声,而且不受到法律程序的限制,无其他司法机制可以救济,也可以随时释放。如此不断地出手,自然出现人心的恐慌,人们不知道啥时候会轮到自己。 但问题在于,警察的职责究竟是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是执政党驯化依法维权者的工具?人性毕竟是脆弱的,在暴力和控制的环境下,多数人难免会屈服。但如此以往,法律被破坏,人心恐慌,难道这就符合执政党期待的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吗?未必。 当法制准则被践踏,人的内心不再有准则和底线,中共执政当局需要面对更加广泛的不可预知、不可预测的人民群众,执政当局内心将更加焦虑、缺乏安全感,甚或走向疯狂。 这是一个奇怪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担心政治不稳定,采取法外行动,施行暴力,对反抗者个体进行征服。结果是破坏人们内心对法律的预期,而在开放活泼的社会里,无疑导致社会混乱。在越多越多的社会冲突中,执政当局的法外行动无疑将点燃广泛的社会怒火,而致革命一触即发。

维权者酷刑后需要康复期

2011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强制带走后失踪的维权律师江天勇回到家中。一反过去直言不讳的性格,江律师及其家人对外表示,不便对外说明更多失踪期间的情况。2011年2月19日,在传说中的4月20日茉莉花革命前夕,一向勇猛、参与广泛人权保护工作的江天勇律师和滕彪律师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滕彪律师至今杳无音信。 腾彪律师近年来致力于废除死刑运动,创办北京兴善研究所,为死囚犯提供法律援助。江天勇律师积极参与包括法轮功学员和基督徒的信仰自由案件的代理,2009年开始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工作,参与艾滋病相关法律维权工作。 江天勇的沉默,以及先前被强制失踪后回到家人身边的唐吉田律师也保持沉默,令人想起维权者失踪期间遭遇的酷刑迫害。 似乎没有人对唐律师和江律师失踪期间是否“屈服”或“变节”或“出卖立场”提出疑问。从这一点来讲,两位律师是幸运的,也说明两位律师长期的维权工作获得广泛的支持和理解。而另外一些维权人士,被拘留或强制失踪后,因为不再和同仁们联络,或者发表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而受到各种指责、怀疑乃至声讨。 人们对维权人士道义立场有所要求,是必须的,因为维权人士致力于其中的工作相关人类成员的命运,有些涉及人们的生死存亡。但是,对刚刚获得自由的维权人士要求太高,也是危险的。无论维权者们从事多么高尚的事业、多么勇敢、多么获得人们的爱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维权者和所有人类成员一样,也是血肉之躯,是普通的人类成员,在暴力下可以屈服或被折断。 维权者在拘留或失踪恢复自由后,第一任务是休息、获得医疗、心理康复。在当前中国政治环境下,维权者恢复自由后很难获得专业心理专家的支持,专业的心理康复服务难以获得。获得自由后,不便于立即发表立场声明,因为第一存在再次失去自由的危险,第二对拘留或失踪期间外界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第三当事人不一定了解自己心理处于特殊的危机状态,不一定可以很好地把握不同事务之间的平衡和原则立场的说明。 同时,同仁们应该对刚刚恢复自由的维权者抱有同情立场,不要给压力,不要催促其立即采取行动,但可以提供基本的信息,建议其发布一些中性的说明,比如回到家里、目前身体的基本状况。关于酷刑的信息,是否应该立即发布?值得讨论。 立即发布遭遇酷刑的信息,可能面临再次失踪或拘留的危险、以及进一步遭受酷刑,所以需要慎重。同时,发布有关酷刑的信息,有助于人们对拘留、失踪期间维权者遭遇的关注。适度向其他维权者和人权组织提供拘留或失踪期间的酷刑信息,也有助于自己获得保护。 有些维权者获得自由后立即发布监禁期间的遭遇,包括酷刑迫害,获得广泛的道义支持,视为英雄楷模。这有助于人们团结起来挑战酷刑和各种执法犯法行为。但是,勇敢地公布真相,是维权者自我的选择,不要是来自他人的压力。我们也不应该要求所有的维权者向英雄般的维权者学习,否则就认为他们/她们是“软骨头”、“软蛋”、“叛徒”。 有些维权者出来后发布的信息,引起人们的疑虑和混乱。人们可以指出其信息不准确,或就信息真实性进行交流,但不要对发布信息者进行人身攻击。 有些维权者获得自由后,因为被迫向警察提供同仁的信息,而倍感屈辱。有些人答应帮助警察获得情报,而不原意再和同行接触,担心自己处于价值冲突之中。有些人在监禁和酷刑环境下,思想上处于被强制的状态,倾向于接受警察的指令,获得自由后不久会出现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他们/她们需要明白,自己被监禁期间见到的警察,是执行某项特殊使命和处于那个程序中的警察,和日常执行公务、找人谈话、收集情报和下达指令的警察,以及生活中的警察,是不同的人。 执行某种特殊使命的警察,几乎都查不多的,一个模式。而日常工作中的警察,差别就非常明显,很多人并不一定忠于自己的工作。比如,警察可能一方面假惺惺地说,要你提供信息,一方面却不希望获得这些信息,因为你提供的信息越多,他们的工作任务就越多,完不成任务或犯错误的机会就越多;对维权者工作和个人品格欣赏的警察,可能会暗示你,他们也是人,有自己的判断,不会简单行事的。而日常生活中的警察,也是普通人,但可能有警察的职业特征或当警察养成的恶习。 获得自由的维权者要逐步摆脱思想的强制状态或思想的控制。他们/她们应该明白,他们/她们表示屈服后,警察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维权者可以忽视自己被迫状态下的承诺,不要过于屈从警察的要求。只要对执行警察有基本的人格尊重,彼此友好相处,应该不会出现重大的人身安全变故。对坚守道义立场的维权者,或许警察会从内心多一些钦佩,从而维权者可以获得微妙的“保护”。执行警察向上级汇报维权者的不同信息,就会导致维权者出现不同的遭遇。 总之,我们要善待可能遭遇酷刑后的维权者,等待他们的康复和回到“正常”的维权工作中来。而监禁释放后的维权者,也不好过多的愧疚和恐惧,而需要在探索中走到往日的工作状态中去。这些需要时间和我们人类成员的互相爱护和信任。在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下,被屈服或折断的维权者们,最后依然会回到同仁的行列,为人权战斗。而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环境中,专制当局也无法期待可以实现对人们思想上长期的强制或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