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的葵花籽

去年10月,艺术家艾未未在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馆一千多平米的展厅里,展出一亿颗葵花籽,其重量超过150吨。这些葵花籽是景德镇1600名熟练工人历时2年多制作完成。 艾未未挑选葵花籽作为主题,是因为葵花籽在中国是最常见的街头零食,还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葵花籽曾用作政治宣传,中共领袖毛泽东被比作太阳,人民群众被比作向日葵,而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 而笔者理解,艾未未选择一亿颗陶瓷葵花籽来展出,也暗示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情况。有趣的是,一盘散沙的人民,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安全和无法维持稳定的。 2006年初,笔者曾经和一批维权律师交流,有律师表示,中共专制的本性是期待人民无组织、永远一盘散沙。我当时回应说,在现代信息和技术时代,每个个体能量或动量极度增强的时代,一个人,配备手提电脑、无线网络、摄像和录音设备,就可以发挥一个人权组织的功能,也可以成为一个新闻社。在此信息和技术的时代,唯有人民可以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博弈和斗争,利益群体有各自的代表机制,国家才有可能是安全的。反之,执政当局面对高能量的一盘散沙的人民,既无法观察和预测社会的走向,也无法就重大的民生和民权议题进行协商,而致社会于不好治理的状态。 或许在过去的时代,兵器落后,通讯不发达,执政者的监控措施根本和现在无法相提并论,当局害怕有组织的人民,害怕出现新的权力中心,害怕起义或暴动。而今天,有组织的人民很难通过暴力或武力来变更政权了,执政对此应该大可放心。 如果人民组织起来,根本无法通过暴力或武力推翻政权,那执政者需要处理的就是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而不能总是处于应急状态,不能总是追逐短期目标,不能总是发起一个一个战役,好像永远处于和假想的敌人战斗的状态之中。 执政者也需要反思古代执政者的智慧。社会变量已经完全变化了,作为个体的人民,已经远远不是古代的人们。中国的执政者需要新的智慧、新的思维,中国需要新的政治制度。

西方助中国审查互联网?

本周,八国首脑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首脑会议前夕,八国召开了关于全球互联网的会议,探讨全球互联网战略。 会议前夕,我应邀来到巴黎,和法国的新闻界人士、互联网自由活动人士、同性恋权利人士以及艾滋病基金组织进行了交流。八国全球互联网会议前,巴黎媒体纷纷报道专制国家迫害互联网异议人士的情况。 5月22日晚上,我应邀参加法国电台法兰西文化节目现场直播节目,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情况、中国互联网自由和我个人及所在组织运用互联网发展和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交流。 我在电台节目中谴责了下列三种情况:1、民主国家的公司帮助中国政府发展网络监控技术和机制,限制公民政治自由,迫害人权;2、民主国家的投资人的资金用于中国互联网审查和监控;3、中国政府不仅自己进行网络审查和监控,也帮助世界其他专制国家发展网络监控和审查的技术和能力。 5月18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8名纽约居民对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在线搜索服务提供商百度提起诉讼,称其因屏蔽百度搜索结果中支持民主的言论而侵犯了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百度公司在美国上市,吸纳美国投资人的资金,但却帮助中共专制政府进行政治审查。 5月19日,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法律 基金会”和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代表法轮功学员在加州联邦法院对全球互联网设备生产商思科公司(Cisco)提出起诉,指控思科为中共量身订做网络监控系统,协助中共导致高达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捕、被虐待,甚至有部份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 上述诉讼,反映出西方民主国家企业的技术和投资者的资金被用于中国的网络审查、监控和人权侵害。 中国政府不仅运用西方民主国家公司的技术和资金来进行政治审查和监控,中国政府也积极帮助其他专制国家政府获得网络监控和网络审查的技术,帮助专制者控制、压制乃至镇压本国民主运动人士。2009年春天,伊朗发生绿色民主革命,伊朗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权就是运用中国获得的网络监控技术来发现和镇压本国民主运动人士。 中共当局不仅维护本国的专制制度,也在挑战人类的文明。中共当局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资源对抗当代人类文明,所以西方社会必须高度觉醒,要限制互联网技术被专制者所用,也要防止西方的资源进入独裁者的帮凶类的公司那里去。

在奥斯陆和中国人谈和平奖

应“奥斯陆自由论坛”(位于纽约的“人权基金会”创办)邀请,我于2011年5月8日再次来到挪威首都奥斯陆。会议旅店就在市政厅附近的Grand Hotel。 傍晚时分,我去街头散步,也找找吃晚饭的地方。在奥斯陆市政厅附近,见到一个中国代表团,好像是来奥斯陆旅游的。我走过去,听见大家正在谈和平奖和中国对挪威的制裁问题。其中一个讲者很自信,认为中国经济很强势,中国对挪威这样小国的经济制裁,对中国影响不大,对挪威影响却很大。 我加入了讨论。我说自己去年12月份参加了刘晓波的颁奖典礼,我说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参加颁奖典礼,我是受到刘晓波太太邀请来参加的。我介绍自己的名字、家乡、学校和在北京的工作。大家很感兴趣。 我介绍哈维尔提名刘晓波获奖的情况、七七宪章和零八宪章、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温和的政治主张,讲述民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大家特别对刘晓波个人有兴趣,讲述自己听到的各项传言。我用个人经验介绍刘晓波现在的情况,为人很温和、直言不讳、对家庭很负责任等。我讲述了颁奖典礼时的盛况,推荐大家去看和平奖的展厅。 关于中国对挪威政府的制裁,我解释说,第一,诺贝尔委员会是独立的,不受挪威政府控制,挪威政府对刘晓波获奖也无责任可负,第二,挪威向来政治上比较中立,中国的制裁显得很小气,让国际社会看不起中国政府,第三,挪威国家资源丰富,人口不多,负担不大,应该不会受到中国制裁的多大影响。我说,我在飞机上碰到一个挪威人,他对中国政府要求挪威政府就刘晓波获奖之事道歉的事情表达自己的看法;他说,道歉永远不会发生,其次,中国政府的做法恰恰说明给刘晓波和平奖是正确的。 代表团的很多人跟我要名片,我介绍自己在中国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揭发河南艾滋病血祸和多次被抓捕的情况。有些游客是某个大学的人,我介绍自己在那个大学讲课和我们支持该大学学生艾滋病组织的情况。很多人当场表示,中国应该更加民主一些。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我相信,通过我今天的交流,代表团一半的人会受到我的影响。他们/她们把意见带回去家里和单位,讲述海外见闻的时候,间接地会影响更多的人。我希望我们每个支持刘晓波先生和中国民主大业的人们,都可以从自己身边的环境做起,介绍刘晓波、零八宪章和和平奖的事情。如果我们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压在我们中国头上的专制大山总有一天会被搬走的。

警察的职责:执法还是驯服?

今天早晨(美国东部时间4月29日)被电话叫醒。国内同事传来电话,李方平律师北京时间4月29日下午5:30左右被警察绑架,下落不明。不坏的消息是,滕彪律师一个小时前回到家里。 接完电话后,我脑子就出现轮训的概念,好像是北京市公安局国保警察要把一些活跃的维权律师一个一个轮番带走训话或驯化。我上到推特后,推友出现了类似的议论:“这是在搞轮训呢!” “一秒钟前推过滕彪出来,一秒钟后再推李方平进去…”,“带换班的啊。我这重量能不能换胖子(指艾未未)”,“我们该轮流去坐坐。坐烂破号子”。 人们为啥要想起轮训,大概是指下列情况:维权律师被绑架或从家里强行带走,被戴上黑头罩。失踪几周或几个月后,回到家里,一改往日勇猛无畏的形象,对外不说失踪期间的经历,也不对媒体接受采访。类似情况,最近出现在范亚峰律师、唐吉田律师、江天勇律师和滕彪律师身上。期间,人们怀疑存在严重的酷刑问题。 于是有人担心,如果北京市公安局觉得这种方式屡屡有效的话,或许就会不断找出头的维权律师教训一下。 或许在执行政治任务的国保警察看来,这种方法不仅有效,可以让律师们消声,而且不受到法律程序的限制,无其他司法机制可以救济,也可以随时释放。如此不断地出手,自然出现人心的恐慌,人们不知道啥时候会轮到自己。 但问题在于,警察的职责究竟是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是执政党驯化依法维权者的工具?人性毕竟是脆弱的,在暴力和控制的环境下,多数人难免会屈服。但如此以往,法律被破坏,人心恐慌,难道这就符合执政党期待的社会稳定、政治安全吗?未必。 当法制准则被践踏,人的内心不再有准则和底线,中共执政当局需要面对更加广泛的不可预知、不可预测的人民群众,执政当局内心将更加焦虑、缺乏安全感,甚或走向疯狂。 这是一个奇怪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担心政治不稳定,采取法外行动,施行暴力,对反抗者个体进行征服。结果是破坏人们内心对法律的预期,而在开放活泼的社会里,无疑导致社会混乱。在越多越多的社会冲突中,执政当局的法外行动无疑将点燃广泛的社会怒火,而致革命一触即发。

河南卫生官员马士文泄露国家秘密案

不久前,访问在纽约的友人,聊起河南艾滋病问题,席间提起马士文泄露国家机密案。友人说,在政府网站上,此案作为泄露国家机密案的一个范例来介绍的,并询问我的意见。参见附件。 马士文原来是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副处长。2003年4月,因为涉嫌通过网络向外界透露一份被标有“机密”字样的文件,被河南警方逮捕。据悉,这份所谓机密文件就是本人万延海通过互联网获得并对外发布的河南省卫生厅2002年8月给河南省委的文件《关于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 我不清楚究竟是谁给我发来的这份文件,但在2003年10月初通过高耀洁医生获知马士文的遭遇后,我立即参与了救援行动。下面我介绍一下事件的经过。 2002年夏天,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发布了一系列河南艾滋病严重村庄的死亡报告,帮助病人群体发布一系列呼吁,其中8月16日下午,我带着上蔡县十里铺村一对感染艾滋病的夫妇来到财政部提交上访信函,要求提供财政支持,为艾滋病人提供免费的治疗和关怀。 当天晚上,我比较兴奋,打开电脑后,就想看看海外传来的政治新闻。那次回国后,我已经好久没有看政治新闻了。我的信箱里每天有一大堆垃圾邮件和政治宣传品,我一般会立即删除这些邮件。 我看到一篇署名“江泽民将留给中国的三颗定时炸弹”(大概是这样说的,我记不太清楚了)的邮件,就点击邮件,是一个附件,我就打开了。附件打开需要时间,我就去看其他的信息了。突然,电脑屏幕换成左上角标有“机密”字样的文件《关于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河南省卫生厅,2002年8月),是给河南省委的。 我当时意识到这是一个保密文件,内心一惊,马上去看邮件发件人,来件信箱是一个有很多数字和字母的信息,根本无法看出来发件人信息。我很快删除了这个邮件,并在内心告诉自己,这是一个机密文件,千万不能对外面的人说。我当时根本没有敢细看这个文件,就休息了。 第二天,我来了信心,阅读完这个文件后,非常气愤,就通过北京爱知行动项目的邮件组发布了这个文件。后来,友人提醒我这份邮件是否有法律后果,我根本不屑一顾,我对政府内部文件撒谎感到愤怒。我能够接受政府有内部保密文件的做法,但不接受内部文件还撒谎的情况。 那个星期,我们发布了感染者权益问答、上蔡县多个村庄感染者给河南省联合呼吁信、《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报告 ——对河南省卫生厅关于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的评论》。 国内外似乎都有人得到万延海将有危险的消息,但最终没有把消息传到我这里。2002年8月24日晚,我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泄露国家机密。9月20日获释。期间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份文件是哪里来的?是谁发给我的?我也因此吃了苦头。 虽然应河南省卫生厅的提议,北京爱知行动项目成员于2002年5月初和河南省卫生厅三名官员见面洽谈,其中就有马士文,但究竟谁给我发来的邮件,我也不知道。我最后只能坚持我不知道是谁发给我这个文件。 后来,有媒体报道说,马士文因为把机密文件发给民间艾滋病组织而面临判刑的危险。确切地说,外界并不清楚政府是否真的掌握某个人泄露这份所谓机密文件的证据,但显然马士文被怀疑泄露这份文件而被调查和逮捕。 在媒体和人权组织呼吁下,2002年10月中旬,马士文获释回家。我通过邮件组发布下列消息: “根据可靠消息,原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不是疾病控制中心)副处长马士文前天获释,回到家人中间。因为一份所谓机密文件,马士文2002年11月-12月间被拘留一个月,后因证据不足获释;2003年4月14日,马士文再次被拘留,到被释放之日,时间已经超过半年;马士文被捕和获释的具体情况,我们并不清楚。我们为他和他的家人再次团聚,感到高兴。” 附件:马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 http://www.lnbm.gov.cn/shownews.asp?newsid=855 马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 发表时间:2005-3-9 10:42:10 文章来源:辽宁省国家保密局信息中心 2002年8月17日,标有“机密”的《关于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汇报》在未上报有关部门之前,竟被人在国际互联网上全文发表,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现初步查明,此案是某省卫生厅副处长马某恶意泄露所为。2002年8月16日18点08分,某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副处长马某把刚定稿并准备上报国务院的《关于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以下简称汇报),通过其办公室上互联网的计算机,以匿名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了与境外机构有关联的“爱知行动小组”负责人万某。万某在国内主要从事艾滋病研究,在国际人权组织方面有一定知名度,与境外机构联系密切。深知万某个人背景的马某,利用单位计算机保密管理上的漏洞和职务之便,在第一时间将涉及国家秘密的《汇报》,通过互联网恶意向万某进行了泄露。马某作为具体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政府官员和文件起草人,深知这一行为的恶劣性质和严重后果。为掩盖罪行,马某在匿名电子邮件发出后,即刻将邮件内容从计算机硬盘上删除,前后仅用了两分零八秒,但在国家安全机关的全力侦破下,其罪行最终还是未能掩盖。万某收到邮件后于8月17日将《汇报》分别提供给了国外驻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并在多维、博讯等境外互联网网站上全文发表,使该《汇报》内容进一步扩散,造成严重泄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