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税收增速回落”惹的祸

最近,沈阳商铺为避免工商部门以查假货为名重罚而集体歇业的消息席卷了中国网络,推根溯源,都是中国经济下行、各地“税收增速回落”、财政告急惹的祸。 话说这税收增速回落,并非税收总额下降,只是增长速度没达到政府要求的标准。用老百姓都懂的大白话来说,就是今年政府预定要吃的蛋糕尺寸减少,部分预算中想用的钱没了着落。这事如果搁在民主国家政府的头上,通行的办法大概就是节支,实在熬不过就裁员减薪,砸掉部分公务员的“铁饭碗”。因为在民主国家,政府不能任意加税,得通过议会讨论再三并批准方可。即使是富甲天下的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少州政府面临财政困难,也得节支、裁员减薪,联邦政府甚至因财政问题面临险些被“关门”之灾。 但中国政府却不同,莫说要政府裁员减薪,就是减少“三公消费”这种政府自个多次承诺要削减的奢侈性消费,那也是困难重重。原因无他,因为不仅中央政府可以随意加税,地方政府乱收费更是花样翻新。采取“杀鸡取卵”办法以增加税收的不止沈阳一地。早在7月份,中国各地政府因财政告急,各出奇招突击增收。被媒体报道的就有如下数地政府: 6月6日至28日,甘肃省永登县地税局突击收税,20余天增加税收6448万元。该县上半年的各项税收收入20203万元,短短20天,征了上半年32%的税。永登县地税局因此“一举成名”。 有的地方税收不足,则以乱收费补。例如,云南省弥勒县公安局13个派出所今年成立了交警中队,对无牌无证和乱停乱放车辆加大处罚力度。一些市县面对“税收增速回落”,则开挖“天然蓄水池”——即企业往年的欠税和一些政府认为原本可收可不收的“弹性空间”都“开发”出来。比如重庆市大渡口区地税局就很善于清理欠税,据该局文件称,在欠税追缴工作中,通过欠税公告、约谈、采取强制措施等方式,累计追缴以前年度欠税3744万元。

中产阶级的行动能力与制度限制 ―― 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断想(二)

最近《南都周刊》发表了一篇“中产万税”,描述城市中产阶级在日益沉重的税收压迫下的艰难生活。与早些时候相继发表的“今天的中产,明日将无力养老”、“中国白领压力重重,中产阶级梦或只是梦想”等文相比,这篇“中产万税”集中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产阶级在税收方面并不具备任何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利。无论是政府开征新税种还是重新厘定税率,中产阶级(当然还包括全体国民)都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任何机会对这一事关国民经济权利的大事发表任何意见。 在民主国家,税收是重要的社会公共事务,无论是增加税率还是开征新税,公民都有权讨论并充分表达意见,最后通过本选区的民意代表国会议员在国会会议上投票表达赞成或反对意见。这就是利益表达与利益博奕的常态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