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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太大,供不起

政府太大,供不起 ――中国宏观税负不堪承受之重 最近,中国社科院财政所发布了《中国财政政策报告 2009/2010》。报告显示,2009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达32.2%。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最多只能进入中下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类国家的合理宏观税负标准约为20%;但中国的宏观税负标准却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30%。因此,200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排名全球第二。 其实,税负过重只是中国人的普遍痛苦。这一庞大的财政收入数字下面还隐藏着不堪告人的现实:近十余年以来,为了满足日益庞大的政府开支,各级政府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罗掘一切资源――美其名曰开辟新税源。民众的生存资源如农民的土地、城市居民的房屋都成了其掠夺目标。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及房地产收入的结果,使8000余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近400万城市居民失去了住房。 即使这样,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债台高筑,据国家发改委公布,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便高达7.38万亿元。外界评估,这种情况蕴含极大风险,即“财政危机”。通俗一点总结,中国现在是政府太大,供不起;穷人太多,养不起;贪官胃口太大,填不满。 财政危机必将引起严重的社会混乱与动荡,古今中外不乏这类事例。对于大明王朝的倾覆,史家有句评语:“明亡,实亡于万历”。这句话指的是明万历皇帝掏空了明朝的国库,横征暴敛丧失了民心,催生了各种社会矛盾,埋下了明朝覆亡的祸根。明朝财政收入平均每年约为2900万两白银,万历皇帝好挥霍,又不象其祖父嘉靖善于理财。其统治前期幸得张居正为其充盈国库,但后来由于三大征军费浩大,共花费1200万两白银,再加上供养宗室的负担沉重,于是不断地向民间加派赋税,矿监税使遍布全国,所到之处搜刮民财,纠集地痞无赖抢掠中产之家财物,引起各地民众激烈反抗。翻开《明史·宦官传》,这类事例随处可见。最后引起诸多社会问题,日积一日,历天启帝再到崇祯,内忧外患,军费浩大,财政危机无可解,最后衰竭而亡。 罗马帝国的衰亡也与财政危机有关。自奥古斯都开始,罗马开始实施巨大的城市改造计划。壮丽的皇宫、凯旋门、功德柱、竞技场、万神殿等宏伟工程一项项落成,尼禄的挥霍荒淫更是旷古未闻。统治阶级奢侈豪华的生活与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帝国财政一天天恶化。尽管政治分裂,内战频繁,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等都是促使罗马帝国灭亡的因素,但税收过重、财政状况恶化无疑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宏观税负之重已令中国民众不堪承受,而军费、维稳费用与因生态灾难而引起救灾费用都急剧增加。从掠夺程度来说,明万历时期掠夺中产之家还主要是财物,而现在却是民众赖以生存的住房与土地。就在我写这篇短文之时,山东利津县陈庄镇众多村民在没有安置房和过渡期安置的情况下,被当地政府强令在两个月之内整体搬迁,村民们只得到了2万元至8万元的补偿,根本无法另筑新居,只能在窝棚里渡日。冷兵器时代,明朝人民还可以痛殴矿监税使;现阶段除了群体性反抗之外,不少走投无路者只能以自焚来表示反抗。社会反抗从2005年的8万起增至2008年的124,000起,说明官民矛盾已势成水火。如果不是当局镇压力量的过分强大,只怕现时的反抗比明朝不知激烈多少倍。 殷鉴不远,中国的执政集团要仔细想想,载舟之水――中国老百姓对超重的巨舟还有多大的承受力。无论如何,这124,000起群体性反抗不妨当作覆舟曲的前奏来听。

双面中国

双面中国――致读者 与古罗马门神雅努斯有着两张脸一样,在世界眼中古老而又新鲜的中国也有两张脸。只是雅努斯的那两张脸分别面向过去与未来,而中国的两张脸却是富裕与贫穷。 雅努斯同时向世界展示他的两张脸,而中国总喜欢遮掩住其中一张脸。大多数时候,中国政府只愿意展示那张显示富裕与强大的脸;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比如要履行国际责任时,中国政府才愿意强调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 于是观察中国就成了各取所需的行当。有人看到了中国富裕强大的一面,比如多年以来GDP高速增长的神话让有些人惊呼:中国很快要赶超美国、欧盟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在金融危机袭来时,各国人看紧了荷包,而中国却成了世界第二奢侈品消费大国,据说很快就要问鼎第一的宝座。于是中国在不少人眼中成了将拯救世界经济的诺亚方舟。一些外国人被上海北京的冒险家生活所吸引,自愿成为中国的外宣专家。被中国媒体高调介绍并被称为“新一代的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花旗银行执行董事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制作了一系列介绍中国的宣传品,如《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三十年》等。通过库恩的宣传,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的繁荣与中国领导人的伟大。 但中国那恶劣的人权状态与几亿贫困人口的存在,却时不时地让世界看到了它的落后与丑陋。世界看到了中国那动辄贪污数千万上亿的腐败官员与他们那移民海外的亲属子女,看到了中国官员那不堪入目的情色日记,看到了中国的黑窑奴工,看到了富士康的十二连跳事件,看到了中国庞大的性产业中的可怜女子。在北京呆过的外国记者们也都知道“访民”这一中国特色的产物,……所有这些,被官方宣传粉饰成发展中必须支付的代价,是一片大光明中的小阴影。供职于《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杜斌凭良知制作的《上访者 》、《上海 骷髅地》与《北京的鬼》则纪录了这个时代社会底层人士被强大的国家机器碾压的悲惨故事。 总之,贫与富,贵与贱、权势者的嚣张与无权者的卑微,一掷万金的奢侈品消费与无钱埋葬亲人被迫弃尸的穷苦无告,构成了今天中国极端对立的两张面孔,时时在刺激着世人,挑战着人类的道德底线。 现实证明,与其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受益于技术进步,还不如说仍然依靠最原始的资源――土地、矿产与廉价劳动力。2010年,工人要求加薪的罢工潮、频繁发生的生态灾害与中国GDP总量排名第二接踵而来,一块硬币的两面――以牺牲劳工生命福利与透支生态环境作基础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让中国人再也无法回避,GDP神话似乎已接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