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无政府主义情结”从哪里来?——政府与公民关系思考(一)

正在“追寻自由之路”上逃亡的斯诺登,大概做梦也没想到,尽管最终他没能进入他向往多年的中国避难,但在中国却已经成了左派、愤青、激进政治反对人士共同的偶像。左派、愤青将其视为反权威英雄,激进的政治反对人士因为棱镜计划而产生一种身份代入感,认为所有的政府皆是恶,应该反对,美国这个曾被他们看作“民主灯塔”的国家顿时与中国划上了等号。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一、人类社会究竟需不需要政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说,人类究竟能不能象鲁滨逊一样,每个人能够在“孤岛”上生存;二、如果人类是社会人,无法在孤岛上生存,那究竟什么样的政府才适合?

*鲁滨逊为何只能是文学想象?*

人类有不喜欢受束缚的天性,因此很少有人喜欢政府,19世纪后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世界流行。进入现代社会,放眼世界,其实也真没几个国家的人民热爱政府。欧美人民一谈到纳税就皱眉,只是将政府当作一种“必要的恶”接受。独裁国家的人民痛恨政府,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选举梦,选出自己中意的领导人,组成合心意的政府;巴西人有了选举权,现在终于选出了自己喜爱的左派政府,但最近为了两毛钱的公交费,闹了一场全国大抗议,总统作揖打恭安抚民众,才算勉强控制住。

中国人看到巴西这样,只能“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既没有资格“选择”执政党,也没有资格举行政治选举,就连宪法上赋予的批评权利(言论自由)也被剥夺了。平常要是批评一下政府,或者骂骂政府官员,闹出个跨省追捕是小菜一碟。据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仅去年一年,中国就抓捕了26位记者,今年还增加了杜斌等人。政府也讲发展经济,许多老百姓的房被拆、地被征,但筑桥桥断,修路路垮,最后的结果是地上流着污染水,口中吃着污染食物,人人呼吸着污染空气,官员个个成了级别不同的富翁。

中国的教科书有个特点:一谈到政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是虚伪的,发展中国家是有缺陷的,只有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体制是最好的,人权状态也属中国最好。中国人积多年之经验,算是充分领教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权最好”、“体制最好”的政府是怎么回事。如今美国出了个斯诺登,向世界告发,美国人民也生活在老大哥“秘密监控”的暴政之下。于是,这些激进的政治反对派们终于第一次与左派、愤青达成共识,天下乌鸦一般黑,进而引伸出“所有的政府都坏得很”,民主政府怎么能够容忍情报系统与特工存在?不仅对内监控要不得,对外也不行,国与国之间要讲道德,偷取情报是恶行。总之,自斯诺登出现后,人们将多年来对007与各种间谍片的“邦德”们全当作好莱坞的想象。还有中国小清新在网上教育美国人民:不能相信政府,一时间忘记了这是美国人多年来的经验之谈。很多人仿佛成了90多年前中国那些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预备革命青年。

不喜欢政府但却需要政府,归根结底是出于人类群体生存的需要。近代以来,随着城市生活日渐发达,人们终于发现政府是“必要的恶”。18世纪的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风行一时,故事的主角是不幸流落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他在脱离人类社会的数年当中,被迫独立生存。为了活下去,展现了一个人达到极限的坚强与智慧。世人对鲁滨逊能够脱离社会生存、不需要对他人负责,也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状态非常羡慕。

鲁滨逊的孤岛生存方式经常成为经济学家理论陈述的始点,即人类社会不是孤岛,鲁滨逊作为个体生产者,一般只生产一两种产品,必须与其他鲁滨逊通过交换产品互通有无,这就需要创造交换用的货币,构建产品交换的规则。而为了制订规则(法律),执行规则,政府因此就成为必需。早期的政治学也是从人类生存的需要开始论述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再将其扩展至国际关系,达成共识:政府是必要的恶,出于社会生存的需要,个人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利给政府,比如纳税,比如确定个人的权利与责任,确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群己界限)。为了公共安全及国防的需要,政府必须拥有暴力机器,即警察、军队、情报机构等等。

*无政府意识缘于个人权利被剥夺*

不喜欢政府,为了秩序与安全,又不得不需要政府、忍受政府。在构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中国与西方展现了不同的政治智慧。

几千年来,中国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是“忍受—反抗—失败或取而代之”这一过程的循环往复。但资本主义文明却走出了另外一条路。资本主义文化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的最大成果,就是在三百年的时间内,通过不断改变与自我完善,终于将政府从统治者的暴力镇压机器变成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之恶”。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法等国知识分子开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中,马克思的批判有如撞击资本主义头盖骨的重锤,更有如一面镜子,让资本主义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丑恶一面。各种争取权利的运动应运而生,比如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到1948年以后再引进人权理念。在寸积铢累的不断进步中,终于形成了现代民主政府与公民社会。这一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政治上实现三权分立,法治建立在明确个人权利与责任的个人自由基础之上。这种形式的政府以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为主,公民对政府及其公共服务有批评的权利与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管道,可以通过选举定期更换政府。

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早就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2008年)中指出,中国政府早就堕落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国民承担过重的税负,却没有任何权利。社会财富分配与福利政策都向利益集团倾斜。国民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管道,法律只是统治者约束被统治者的工具,特权者往往超越于法律之上。各种失败国家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合法化与普遍化,社会早就形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文化,生存基础即生态环境更是千疮百孔。

中国这种黑暗专制,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民权不伸,而且还毒害了人的心灵。网络语言的暴力化与粗鄙化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更严重的是为倾泄对政府不满的无定向暴力蔓延,厦门陈水总案那种殃及无辜的暴力报复方式,获得一片喝彩声音。

面对这个只会收税、压榨、镇压、贪污腐败的政府,中国人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好处,只看到自身沉重的负担,当然会觉得有此政府,不如不要。本来不少中国人对美国知之不多,如今“为了世界人民自由”而到了香港的“英难”斯诺登证明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人民也生活在暴政之下,那人类还要政府干什么?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斯诺登问题引起的反思不应该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而应该是: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但政府与人民是一个社会相互依存体,在“政府与公民关系思考(二)”里,我将分析中国未来社会的“路径依赖”。

 

斯诺登送给瑞士一场“及时雨”

斯诺登泄密事件在国际社会搅起了一阵波澜,有些波澜很快会平息,比如英国在G8会 议期间监听各国参会领导人的事情很快不会再提及;斯氏所云“美国政府秘密监控”已经被证明是合法、合乎安全需要,美国国内政治并未因此乱了阵脚;俄罗斯与 美国就网络安全签订了相关协议;奥巴马与默克尔就加强网络监控反恐达成共识,西方政治共同体依然如旧。俄罗斯允许斯登诺经该国再经古巴飞往委内瑞拉这一机 票上的目的地,开始了斯诺登那不知何处是终点的“追寻人权之旅”。

*斯诺登为瑞士下了场及时雨”*

但斯诺登泄露中情局特工设计诱使瑞士银行家当间谍的消息,正好给了瑞士政界借口,瑞士下议院趁机否决讨论银行保密法案,美国、欧盟等多年来试图撬开这只“财富保险箱”的共同努力化为轻烟。但世人更没想到的是:中国的权贵家庭与众多贪官是斯诺登礼物的间接受惠者。

在此得先回顾一下瑞士银行这只世界最安全的财富保险箱被撬开的历史。

瑞士银行为客户保密世界闻名,因此也成为世界各国独裁者青睐的财富保险箱,从希特勒的纳粹高官直到全世界所有的独裁者,无一不在瑞士银行存放着多年来搜刮的民脂民膏。

但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这只财富保险箱不断受到各种人道力量的敲击,先是因为纳粹的关系,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遭到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社团的强烈谴责,被称为“纳 粹的银行”。在强大的压力下,瑞士银行被迫对传统保密制度做了修改,于1987年取消了匿名帐户,建立了一个“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美英大银行亦有), 世界各大银行可向其订阅。由于“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的建立,菲律宾的马科斯、 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扎伊尔的蒙博托等独裁政权被推翻后,他们在瑞士银行保管的巨额财产也随之曝光。这类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愤怒与指责,在美国、德 国、联合国的共同压力下,瑞士银行不得不继续改革其保密制度,就是瑞士于2010年制定的《独裁者资产法》。

《独裁者资产法》赋予联邦委员会冻结有争议性资产的权力,一旦资产被冻结,联邦委员会将有最多10年时间来采取没收这些资产的行动。这些资产一旦被归还给资产拥有者所在国家,则必须被用于改善广大人口的生活质量、巩固司法系统和打击犯罪。

这部法律于2011年2月1日开始生效。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的革命正好发生于这部法律生效之际——从2011年1月开始,因此,瑞士银行先后宣布冻结了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及其家属的财产。

但 来自美国与欧盟的另一项要求,瑞士却迟迟未做出最终决定。这项要求是:美国与德国发现本国富人在瑞士银行存有大量金钱以逃税,美国政府与德国政府持续向瑞 士施压,要求其交出银行客户的资料,并在2013年7月1日前通过相关法案。假若法案获得通过,瑞士的银行将可绕过该国实行多年的银行保密法,披露顾客帐 户的信息。法案还包括瑞士的银行对客户所属国家失去的税收赔偿估计相等于100亿美元的款项。

瑞士这几年吃了美国不少亏。2009年, 瑞士联合银行(UBS)为避免卷入官司,支付了7亿8000万美元的款项和交出了四千多名客户的资料。在美国压力下,瑞士历史最悠久的威格林银行 (Wegelin)承认帮助一批美国客户对美国税局隐藏超过12亿美元,被美国控告后,该行于2013年1月倒闭。

瑞士政界普遍不愿意向美国压力妥协,但在了解到美国极可能控告瑞士的银行和阻止瑞士在美元市场运作后,上议院在6月上旬勉强通过了该法案,只待下议院通过就可实施了。

斯 诺登披露的“机密”适时出现。6月14日,斯诺登在香港揭发,他在日内瓦为CIA作计算机系统安全维护期间,获悉一位CIA探员为征募一名瑞士银行家合作 以获取秘密银行账户信息,有意将他灌醉并“鼓励”他自己驾车回家。在该银行家因酒驾被捕后,探员们又假意提供帮助解救他于危难之中,以此作为情感投资,最 终成功招募其为CIA效力。瑞士政府在得知斯诺登消息后,已正式要求美方作出解释。本来就百般不愿屈就美国压力的瑞士政界抓住机会,下议院在几天 后的一次会议上,以126票对67票否决讨论有关法案。

美国与欧盟的多年努力化为泡影。

*中国高兴为哪般?*

美国目前还忙于平息“斯诺登事件”余波,尚难顾及瑞士这码事。中国方面对瑞士这一决定兴高采烈,《人民日报》6月21日发表文章,称“瑞士银行业保密传统难撼动”。

瑞士与美国之间的事情,与中国有甚相关?斯诺登带去的四台电脑,里面资料据说非常丰富,美国CIA“策反”瑞士银行家,本来是世界各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常见勾当,为何被特意拿出来晾晒?其中当然有原因,因为中国的政治精英群体与瑞士那只保险箱之间存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自从瑞士的《独裁者资产法》付诸实施之后,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家族藏匿在海外的资产将分期送归该国新政府,这部法案以及美英银行建立的“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已经让中国顶级高层的海外财富保险箱不再安全。

但 是,其他政治家族却有高招应付。红色家庭后裔有不少已取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籍,多年积聚的财富如果在他们名下,就成了这些国家必须保护的公民财产。但如 果存放在美国,一旦中国政治发生变化,很容易被追查,不少已经取得美欧等国国籍的红色家族后裔及高官选择将财产存放在瑞士,以避免追查。

但美国如果逼迫瑞士通过新的法案,公布美籍公民的帐户资料,这对美国公民来说,只意味着不能再逃税;但对那些意在藏匿财产的中国政治家族来说,不能逃税尚在其次,关键是失去了最后一只安全的“财富保险箱”。

这 就是斯诺登在众多机密中,选择性释放这条中情局特工诱惑瑞士银行家当特工之机密的原因。斯诺登(主要是幕后支持者)预测到,瑞士政界对来自美国的压力耿耿 于怀,一看到这条消息,必将火冒三丈:原来你美国掌握的那些瑞士银行内部信息,是通过间谍手段弄到手的,于是同仇敌忾,否决这个法案。

当美国人在辩论自由、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关系,不自由的中国人在担心美国人面临暴政压迫之时,斯诺登为瑞士送去的这场及时雨,受惠者不止瑞士银行业,还包括那些将财富藏匿于瑞士银行这只保险箱的中国权贵与高官。

北京高兴之余,让《人民日报》赏给斯诺登一只空心汤圆:“瑞士议会将讨论是否给予斯诺登庇护”。

失业青年与社会动荡

*中国年轻人为何喜欢上网发泄?*

以下文字出自头号党刊《求是》杂志:“一些现实境遇不佳的网民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骂,骂不倒党和政府,也骂不来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知识改变命运,劳动创造幸福。与其沉溺于网络发泄不满、抱怨社会,倒不如断开网线、脚踏实地,刻苦学习、勤奋工作,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来改善生活、改变命运。”

这段话,如果完全不考虑中国现状,尤其是就业状况,确实是金玉良言,是放之各个时代各国而皆准的“宇宙真理”。可悲的是,我太了解中国现状,从写作《中国:人口的悬剑》开始(1986年出版),已经担心了将近30年。目前,一大批无业可就的青年,精力旺盛,在大学(或研究生)毕业以后,因为找不到工作,无法通过“劳动创造幸福”,更无法依靠“知识改变命运”,于是只能“沉溺于网络发泄不满、抱怨社会”。看到那语言中弥漫的戾气,我不由得在想,如果不是有网络论坛、微博让他们倾泄不满,全憋在心里,一定会造成更多的“陈水总”。

中国的就业问题有可能解决吗?在近几十年内都不可能解决,近十年内只会更严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世界经济史上没有的奇特景象:经济增长率年年高达8-10%以上,但就业率的增长却跌落至1-3%的区间里,是典型的“无就业增长”。在1999年教育产业化刚开始时,我就指出由于中国产业结构与教育结构双重缺陷的作用,中国必将出现知识型劳力过剩。2003年之后,我关注的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真假。自从各高校在上级考评压力下不得不伪造毕业生就业率以来,不少大学生被迫让父母亲属单位开假接收证明来换取毕业证书。这种现象让我知道中国辛辛苦苦分析就业数据,其实无法知晓中国失业现象真相了。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名为“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该文以全国性高校毕业生调查为基础, 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其中专列一节分析“家庭 背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都与父母社会地位直接相关。再以后,我每年看着高校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成了月光族、蚁族,没找到工作的成了城市流民、啃老族,或者干脆就用官方话语,统称为“待富一族”。

*中国的世纪难题:就业*

要说政府完全没为青年就业想办法,那也不是事实。记得从2005年开始,吸收高校毕业生参军、去西部工作,到居委会及村委会当基层干部,一切能够罗掘出来的就业机会都罗掘穷尽;要说大学生研究生放不下架子,也真有点冤枉他们,殡葬工、环卫工,统统都干,不少女大学生干脆将当“小三”当作“就业机会”。此情此境之下,尽管好点的就业机会叫“官二代”们承包了,但平民子弟能够有碗饭吃,也算将就了。

为了安置大量城市下岗工人与失业大学生,不让异议分子及维权者们捣乱,破坏“社会稳定”,各地政府及高校在维稳经费那块大蛋糕慷慨地切下一块来,分给信息员、网评员。上海、北京等地异议分子多,就让下岗工人以跟踪盯梢这类人士为业,每月报酬不多,约为600-800元,下岗工人也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我一朋友很荣幸地被列入盯梢名单,总想甩掉这些人,结果被其中一位中年男子求恳:“您就让我跟着吧,全家还指着这每月600多元过日子呢。跟丢了我就干不成这活了。”黑龙江、湖南等地异议人士不是太多,于是让一些文化稍高的下岗工人当网评员。这类人在全国有多少?无法得知其详,但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 ”;内蒙古开鲁县是一个40万人口的偏远郊县,成年人口当中就有12000个充当线人参与维稳。这个鼓励人与人之间互相告密的维稳产业,其实是个庞大的精神污染产业,它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实体,用不高的报酬吸收社会底层,为中共构筑了一队思想上的盲从者。

 

*失业青年与社会动荡的关系*

但问题是,无论政府再怎样慷慨,也无法将所有失业人口纳入这个精神污染产业,社会上总游荡着一大批青年人。这些无业可就的年轻人大批沉淀于社会上,必然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1968年巴黎的五月革命、日本赤军等社会运动中,青年热衷于参加的原因与失业的关联不太明显,但意大利红色旅的组成就与青年大学生失业现象严重有直接关系。60年代末期的意大利失业率开始上升,同时学校开始扩大招生范围,学生毕业后不易找到工作,受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熏陶的特伦托大学社会学学生雷纳托·库乔及其女友玛格丽塔·卡戈尔(Margherita Cagol)、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基尼(Alberto Franceschini)等人创建了红色旅(Brigate Rosse,缩写为“BR”)。最初的成员包括大学生和一些希望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待遇的工厂工人。该组织仿效秘密组织形式,人员层层分级,同级单位相 互之间并不联络,最著名的行动之一是在1978年绑架并处决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被意大利政府定为恐怖组织。

最早注意到失业青年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的应该是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写道,石油涨价所提供的动力80年代开始消失,但人口增长是一个持续的动力。东亚的崛起被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所推动,而伊斯兰教的复兴是被同样惊人的人口增 长率所推动。伊斯兰国家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巴尔干、北非、中亚等地区远远超过了其邻近国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20岁出头、失业青年数量的扩大将持续到2010年左右。与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者将增加30%;在 埃及增长约50%。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 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亨廷顿进而论述道:“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1988年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说,对他的国家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青年人中的兴起。

亨廷顿注意到上世纪90年代伊斯兰教失业青年与原教旨主义发动的圣战(即恐怖主义活动)的关系,指出伊斯兰教青少年很自然地信奉伊斯兰教,加上受历史上伊斯兰教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圣战”制度的影响,使 青少年成为了“殉教”、“圣战”的主要来源。这一预测已被事实验证,911之后,美国的反恐战争使得圣战规模日小,但人口增并未停止,失业人口依然大量存在。2011年中东北非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参加主体也是失业青年——这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30-45%,点起革命第一把火的就是一位被迫做小贩的失业大学生的自焚事件。

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有什么良策化解人口、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就算中国近期内实现民主化,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也不会马上缓解,这有突尼斯等国的现状为证。

 

中国“硬币”的两面: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

最近中国发生的好些事情,让我生出要写这篇博文的念头。

*何谓 “平庸之恶”?*

独裁之罪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陌生,除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不一致之外,大都知道希特勒、斯大林、卡扎菲、金正日这类独裁者的罪恶。独裁之恶在生活中也很好辨识,最近摄影记者杜斌被北京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抓捕就是一个例证。了解杜斌作品的人都知道,官方是对杜斌近年来的作品不满。从第一本《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到《上海骷髅地》、《天安门屠杀》,以及最近披露马三家劳教所黑幕的《阴道昏迷》,其作品一本比一本更直接地揭露了中共统治这千年盛世下的黑暗阴影。当民主国家的人民视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为天然权利之时,中国人还得为自己批评社会黑暗及政治入狱,被专制机器肆意碾压,这是典型的独裁之罪。

但中国人总体上对平庸之恶少有深刻的拷问。传统文化的“法不责众”到现在已经堕落成攀比谁更坏,人们彻底丧失了道德罗盘,“底层神圣论”的民粹情结演化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恶语相向,更是让这类拷问难以进行。

所谓“平庸之恶”,源自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意指缺乏思考与是非判断能力之人,对权力会象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纳粹的大屠杀就是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结合的产物。

阿伦特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历史上的大恶很普遍,而纳粹的大屠杀是特殊的现象,它不是由狂热者或反社会者所执行,而是由那些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普通人所为。她通过分析普通人阿道夫•艾希曼在屠杀犹太人过程中的行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当极权主义运动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艾希曼曾在大屠杀中签发了数万份处死犹太人的命令,正是这些命令,使上百万无辜的犹太人惨死在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里。阿伦特强调,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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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密者斯诺登的意识形态幻想

美国“棱镜计划”的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近日现身,说自己之所以“愿意牺牲一切把真相告诉世人”,是“因为美国政府利用他们正在秘密建造的这一庞大的监视机器摧毁隐私、互联网自由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的行为”让他“良心不安”。

*斯诺登自述中的几大矛盾*

美国人中有部分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多属左派或思想左倾的青年,至今他们还将我列在邮件接收单上。斯诺登那番“为了世界人民的自由”及“不信任美国政治制度”的话,是那个圈子日常话语。但斯诺登所说的另一些话却让我为他感到不安,比如他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到香港泄密并接受采访,是因为香港有保护言论自由和异议者人权的承诺,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可以抵抗美国政府势力的地方,而且自己“有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寻求庇护的倾向”,他同时表示“自己这样做也是出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信任”。

这番经过精心准备的说辞,无论如何都让人疑窦丛生。

一、斯诺登称香港的法律制度非常完备,因此他选择香港作为藏身之所。这理由实在非常勉强,因为香港自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居民深感他们在港英治理期间曾享有的自由日渐失去,为此而起的抗争现在已经成了港人的日常生活。基于现实,斯诺登选择香港的理由只可能是这一条,即香港处于中国管辖。据《卫报》6月11日报道,斯诺登离开旅馆后进入安全屋,这安全屋由谁提供,是解开此案的关键。

二、中国的人权状况之恶劣为国际社会公认。几大国际人权组织每年均将中国列为“新闻自由之敌”、“互联网之敌”,对中国政府迫害异议人士与家庭教会成员提出诸多批评,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更是受到强烈的人道谴责。这些消息在英文世界里俯拾皆是,在这种情况下,斯诺登居然相信中国的新闻自由与人权状态优于美国,只能说他对普世价值、自由、人权均有与众不同的理解。

三、斯诺登很清楚地知道后果并选择了最佳时机——奥习会谈结束的当晚(即香港时间6月9日上午),他通知记者,用公开采访的形式曝光自己的真实身份,采访结束后立即从旅馆退房,据说躲进了有人为他准备好的安全屋。此举很及时:在奥巴马与习近平商讨解决黑客攻击之时,通过公布美国监控电话与网络证明了美国的民主人权是虚伪的,同时把奥巴马行政当局拖入政治纷争的泥潭。中国网民这几天讨论美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时,不少人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由于中国国内的讨论在网管控制下,讨论者几乎不可能触及一个基本问题:美中两国监控的目标不同,美国监控是为了反恐的公共安全需要,中国的网络监控是为了维护政权的需要。

四、斯诺登谈到自己想到冰岛寻求政治避难,让人觉得不可信。他持美国护照,如果真要飞到冰岛寻求政治避难,5月20日离开夏威夷之后,顶多两天就可抵达冰岛。事实上,他到香港后停留了将近20天,始终不安排冰岛之行;他在等候一个既定的时机:在习奥会谈结束之时公布自己的泄密者身份。事实上,他公布自己的身份后,再入境冰岛已非常困难。另一个小小的细节也颇值玩味:他称自己愿意放弃年薪22万的工作,但其公司6月10日发布的解雇声明却说,其年薪只有12.2万。在这个小细节上撒谎的心理因素似乎是想表明,他此举不是为了钱。如果他的动机真如他所说那么高尚,为何要在这个必然会穿帮的细节上撒谎?

斯诺登泄密的真实动因究竟是什么,有待媒体及相关机构进一步挖掘。

*美国左派为什么总是热情拥抱中国?*

看过《卫报》等多篇报道之后,我认为,斯诺登的政治倾向决定了他这一重大人生选择。斯诺登向记者表明,他不信任美国政治制度(2008年大选中他将选票投给了“第三党”),与此同时,他对“社会主义中国”抱有意识形态幻想。这是他与维基揭秘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的不同之处:阿桑奇声称捍卫新闻自由,但并未投奔“新闻自由之敌”,而是到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斯诺登对互联网自由怀有极高的热情,他的笔记本电脑上附有支持互联网自由组织的标签,包括电子前沿基金会(EFF)和Tor,但却一头扎进了年年都荣登“互联网之敌”榜单的中国管下的香港,这一行动本身就说明他对“互联网自由”的认知很混乱。

西方左派拥抱共产主义国家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美国左派拥抱中共始于上世纪中共延安时期,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由美国左派记者刮起的“红色延安旋风”让不少美国人以为,中共才是中国未来的真正希望,据说美国政府放弃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与这股旋风有关。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时,最热衷的也是左派,不少是“68年人”——1968年法国、美国、日本的左派学生运动参加者的自我称呼,他们拥毛,支持文革,响应毛发动世界革命的号召,在美国则增加了反越战内容——如果上溯至《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约翰•里德、《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翻身》作者韩丁、如今仍健在的李敦白,可以发现,这些左派人士的共同特点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幻想,热情拥抱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视这些国家的人民所承受的恶劣人权状态。

毛泽东死后,中国不再重视西方左派的拥抱,改为重视西方资本家的拥抱。西方投资者为了到中国去淘金,对中国的态度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变化。但他们不会宣称自己热爱中共的政治制度,其漂亮说辞是,他们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从而帮助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
从我接触过的左派(有新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来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现在非常失落与痛苦。他们的信仰让他们厌恶欧美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式资本主义,认同标榜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权与国家,而且主要认同对象是中国(他们认为北韩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实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无论官学两界,大都对左派人士没有兴趣(新左除外)。一是左派认同的社会主义理念在中国早已不复存在,双方根本找不到契合点;二是左派大都属于社会边缘人士,很少拥有可资中国利用的资源。少数左派人士拥抱北京写出的赞美之书,因其太空洞,也无法在西方产生影响。

如斯诺登这种职业经历,再加上他反对美国政治的态度,一旦被某些特殊行业的“猎头者”发现,定会成为目标。人总会有弱点,信仰、金钱、情感、生活偏好乃至受重视感,都会成为“猎头者”的攻略目标。

欧美左倾人士选择人生道路是自己的权利,但其造成的影响与破坏力则因其地位而异。如果只是思想左倾,比如李敦白,在经历了中共的监狱磨炼之后可以回美国定居,并自由地怀念往昔的光荣与痛苦,还可以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做客,享受“老朋友回家”的待遇。但斯诺登迈出的这一步非同小可,他已经无法回头。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40年,左翼思潮在世界泛滥成灾。法国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克雷孟梭曾概括过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特点:“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30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巧合的是,斯诺登的重大选择正好是在29岁时做出的。

“美式拳”遇上了“中国太极” -北京“新型大国关系”之说评析(2)

习奥峰会之后,列在“成果单”上的只有北韩去核与气候暖化,后者过分虚化,只能算是凑数,否则全世界拉长了脖子等着看的峰会成果单就太不好看了。

其余话题均是各说各话。中方侧重报道的内容大而空洞,美方的言辞较谨慎具体。积多年来关注中美两国关系之经验,我认为这次峰会与其说增强了双方互信,不如说暴露了双方分歧远远大于合作的可能。至于美国,算是见识了中国的“太极云手”与“指鹿为马”工夫。

*中国“太极云手”混淆了什么?*

鉴于美国政府与公司等各类网站近几年来受到中国黑客的频频攻击,美方原来以为准备好的网络黑客证据算是一记重拳出击,结果遇上了中方的“太极云手”,化解于无形。

美国方面从前年开始,就发现美国公司、政府包括五角大楼等所受到的网络攻击来自中国,也有一些详细的报告书,其中最有名的是今年2月19日美国电脑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 发布的一份报告,报告指受到攻击的美国公司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公共部门、卫星和通讯、科研、能源、交通等部门,不少技术资料被窃取。美方对此很恼火,希望通过这次“私人会谈”商讨解决“网络安全”。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透露,奥巴马对习近平清楚表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这种对美国财产直接盗窃的情况仍继续,这将成为经济关系中非常困难的问题,将制约两国关系潜力的全面发挥。”为此,奥巴马向习近平陈述了网络盗窃的细节,指出这个问题 “现在处于两国关系的中心;不是一个附属议题。”

在白宫看来,证据俱在,中国应该无可逃遁,但习近平一记太极云手,化解了这一记美国重拳。习近平如何回答奥巴马外界不得而知,但习对记者的公开说法是:媒体的报道“可能给人一种感觉,对网络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或是网络安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
最大的问题。”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重申,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

中美双方就此的问答要点是:美国指责中国军方情报部门的网络间谍活动,而中国从未提出过任何美国政府机构针对中国的黑客活动。这记“太极云手”的故意混淆中国黑客是政府行为和美国的非政府黑客活动给中国造成的威胁。这就好比:张家的成年人从李家撬锁偷了东西,张家家长回答说,李家小孩曾摘过张家园子里两片树叶,所以李家没资格批评张家。

中美之间的网络战是一项全新课题。正如《网络战》作者克拉克指出的那样,“这项协商对话过程可能冗长、困难,如同上世纪的解除核武器公约案例一般。因为各国很难分辨这些攻击是来自官方黑客或游击散户黑客。其次,要分辨出黑客行动是具敌意的攻击或只是散户随性所发动的攻击,从而才能追讨责任,这是很复杂的工作。因为在签署条约后,双方几乎不可能查证对方是否真正遵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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