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s from 一月 2012
发表 何清涟 于 一月 30, 2012
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中国再创“世界奇迹”。2011年，中国GDP总量为人民币47.1万亿元（合7.4万亿美元），全年GDP增速为9.2%，名义增长高达17.5%， 这一增长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非常“火爆”。但它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稳步发展，因为GDP增长除了说明中国经济规模在扩大之外，并不表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难题得到解决。 中国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这是从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学界直至国际观察者的共识。所谓调整有最重要的两条，一是要房地产降温，不能再让房地产承担拉动经济的“龙头产业”重任。二是经济结构要升级换代，主题是要从劳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把握中国经济的脉博，主要看这两条。 不幸的是，201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规模却在中央政府的“严厉”调控下逆势扩大。其结果是房地产泡沫与货币泡沫依然坚挺。 先来看房地产泡沫到底还有多大。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1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5.3个百分点，中国楼市各项指标全线减速。这些指标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商品房销售增长速度、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增长速度，以及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长速度等。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据说也大幅下降。《2011年中国130个城市土地市场交易情报》显示，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8634.4亿元，远低于2010年的2.9万亿元。地方政府普遍受困于“土地财政”堵塞，为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国务院不得不在10月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5省市成为地方政府发债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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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一月 25, 2012
中美成本差距日益缩小，导致美国制造业回流。如果说两年前这只是部分美资的意愿或是备选方案，到2011年上半年已经成为现实。这一年6月19日《时代》周刊那篇“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外界当作新闻记者之言，没太认真对待，但此前美国波士顿企管顾问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简称 BCG）于5月发布的《美国制造归来》（Made in the USA, Again），却是该公司仔细认真的调查结果。 BCG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美生产成本差距缩小，未来五年在美国一些地区制造的商品，生产成本将只比大陆沿海城市略高5%至10%。成本缩小的同时，美国的生产效率更超过大陆。因此，部分美资企业已从大陆撤离回流到美国，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已变身成为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其中已经回迁美国的企业至少有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商Caterpillar、ATM机器生产商NCR（National Cash Register），发光二极体生产商Seesmart LED、就连福特汽车也开始在美国本土制造某些零部件。 如果说中美两国产品成本差距缩小的缘由，是土地价格、原料价格、物流成本不断攀升的结果，这些中国人都能接受。BCG报告指出，大陆不少商业用地的价格已经高过美国，目前工业用地的平均价格是每平方英尺10.22美元。其中投资条件较好的宁波、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每平方英尺工业用地的价格，分别达到11.15、14.49、17.29、21美元。美国阿尔巴马州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价格却只有1.86-7.43美元。田纳西州和北加利福尼亚州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的价格则在1.3-4.65美元之间。 但说到中国劳动力成本攀升，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大优势—劳动力低廉的优势正在失去，中国媒体与网民几乎全都不相信。去年10月左右，我在微博上发布了BCG高级合伙人希尔金（Harold L.Sirkin）对外公布的资料，2005年大陆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22%，到2010年上升到31%。2010年，大陆工厂工人每小时的报酬是8.62美元，美国南部是21.21美元；到2015年，预计长三角大陆工厂工人每小时的报酬将上升到15.03美元，而美国南部是24.81 美元。对此，微博上一片质疑声，有人怀疑这家公司的研究能力，还有人认为这公司是个“骗子公司”。2012年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文章“美国制造业为何回春？”文章引述美国科克伦家具公司老板布鲁斯•科克伦（Bruce Cochrane）的话，“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平均工资大约是一小时50美分，但现在是3.5美元。” 我在网上查询了一下2011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最新资料，各地以广东与浙江两省为最高。广东2011年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是850-1300元，时薪为8.3 -12.5元；浙江省950 -1310元，时薪为7.7 -10.7元。即使按去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最低标准1：6.2计算，中国的劳工工资既未达到科克伦时薪3.5美元的水准，更不用说达到BCG高级合伙人希尔金公布的8.62美元。但BCG与科克伦都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先来分析BCG调查的公司，这类公司以代工企业为主，也就是说这些美国公司的工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发包给以港台资本为主的代工企业。一般情况下，这里面的黑幕，外人无从得窥究竟，但2010年郭台铭的富士康发生员工“N连跳事件”以来，各路记者出动挖掘，《中国经营报》曾于5月1日发文“富士康帐本：供应链上零利润”，披露了一份极其难得的资料，让外界多少对血汗工厂剥夺劳工的内幕有所了解。 该报记者获得一份有关国际客户向代工厂商发送的“代工询单”（Request For Quotation）。这份“代工询单”对于有关原材料/部件（component）在品牌、质量、数量上均已指定，与此后续相关的物流、维修、培训、用工也都有清晰明确的计算。不仅如此，精明的客户还把用工量也计算得相当清楚，生产线上用多少工人，检修工有多少，都会在合同里做明确的标示，客户只是按照较高的人力成本的价格支付给代工企业。所以简单来看，富士康赚的就是人力成本的差值。此外，国际客户也不会支付富士康厂房、机器的购买、维修等费用，这些成本也需要在富士康赚取的人力成本中进行摊销。由于厂房、机器的费用很难打折，所以富士康要想创造更多利润，就只能加强对人力成本的调控，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记者特别指出，这样做的不止富士康一家，所有代工企业都必须这样才能生存下去。 BCG调查时，各跨国公司报出的劳工时薪，是它们支付给代工企业的人力成本，并非代工企业工人拿到的实际工资。富士康那份不小心流传到记者手上的代工询单，很清晰地揭露了中国劳工成本背后隐藏的“秘密”。 就在我写这篇博文之时，又看到一条消息：今年伦敦奥运与残奥吉祥物是温洛克（Wenlock）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2010年8月英格兰的金熊公司（Golden Bear）中标得到生产合约，后转手承包给中国江苏省盐城市的彩虹公司。据报道，彩虹公司压榨劳工，工人一个月工作长达358小时，全月无休，按件计酬，月薪仅900多元人民币。但在伦敦，每个吉祥物售价20英镑，是中国工人工资的100多倍。我敢肯定，英国金熊公司支付给中国彩虹公司的人力成本远远高于该厂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即每件0.2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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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一月 23, 2012
1月18日，浙江“东阳富姐”吴英因集资诈骗案被判死刑。出于当局意料，此案判决结果在网上掀起了讨论高潮，许多人认为量刑不当，微博上还有“@凤凰东方传媒”首倡万人签名活动，其主诉是“吴英有罪，但罪不至死”，倡议博友万人签名，请求最高法院驳回重审。 在多如牛毛的各种经济犯罪案件中，2007年的吴英案我还有点印象。我之所以记住这位“东阳富姐”，一是因其集资的局做得大，规模高达7.7亿元；二是其“富姐梦”短暂，前后只有180天，宛如昙花一现；三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就此案做过分析。李有星做为“民间融资的引导与规范”课题负责人，对浙江省的民间融资做过追踪调查，指出民间融资方式渐成职业化，女性集资诈骗突起。他指出一个当时未被当局重视的问题：浙江盛行的民间融资，由于合法、违法界限模糊， 监管体系尚未建立，让民间融资驶入“安全港”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政府将金融视为“国本”之一，对于集资诈骗案的主犯一向处以重刑。最早惊动全国的大案是1995年无锡新兴公司邓斌案，该案集资额高达34亿元，全案查处的处级以上干部就达46人，追究刑事责任者共达99人，被判处死刑者有邓斌及公司会计姚静漪两人。与吴英同处浙江、并因集资诈骗罪于2010年6月被判死缓的有绍兴赵婷芝。与吴英几乎同时被宣判的还有河南安阳市退休工人刘洪飞的集资诈骗案，涉案金额为8000万元，刘获刑为死刑，几乎波澜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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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一月 19, 2012
今年1月18日正逢1992年邓小平南巡20周年。年轻一代论及邓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完全不知其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差点夭折，是他在1992年1月的“南巡”及其讲话让改革开放再度焕发生命。 “南巡讲话”对中国人的疗伤效应 1990年代初期，由于“六四”事件的影响，整个中国从南到北，政治方面人们如惊弓之鸟，经济方面乏善可陈。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确实扫去了弥漫在中国上空那种沉闷、彷徨、疑虑和无所适从的阴沉之气。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在深圳通过公开与小道两条途径流传的各种消息。当时的中国，最害怕重归“鸟笼经济”的是深圳、珠海等几个经济特区，而某位政治高层那句“要将万元户整得倾家荡产”名言，虽然未公之于世，但却不胫而走，遐迩皆知。正是在此情况下，年届80高龄的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这30多天当中，走遍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各城市，那篇“南巡讲话”让中国人知道“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特区要办下去，内地也要改革开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还发表了一篇内部谈话，传达到科级干部，大意是：“有人要坚持计划经济，好办。建议搞个计划经济特区，发粮票、布票、统购统销。实行自愿原则，让坚持要搞计划经济的人住那里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 此后，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民掀起“经商潮”，知识分子忙赶“下海潮”，一句人人会说的顺口溜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改善，外资的大量涌入，就是始于90年代“南巡”之后。从那以后，邓一手缔造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势头，不仅保持10年而无起伏，还为江胡两代尤其是江时代那看似鲜花着锦似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毋需否认，邓小平是他同时代共产革命领袖级人物中走得最远的人。与今天仍然在世的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相比，尤显其眼光之洞达与开阔。但任何大人物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更何况邓小平作为中共当时的实际掌门人，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党的核心利益执政权考虑。这一点注定了他的“改革开放”有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他为了中共一党利益，留下了种种通向腐败的制度管道，以及现在不得不面对的政治改革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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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一月 18, 2012
2012年台湾大选结果是马英九胜选，蓝营与台湾商界为之欢欣，北京与美国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次马英九得6872524票，占51.6%，蔡英文得6083443，占45.7%，双方相差约6个百分点。这当然不是蔡英文魅力不够。平心而论，绿营任谁出马，都不可能获得比她好的结果。在陈水扁因腐败入狱，民进党被严重污名化、欲振乏力之际，唯有形象清新的蔡英文披上征袍参选，才会让蓝营与北京倾力以对。选举结果彰示出来的真问题是：台湾离美国太远，离北京太近。这一结论已由来自于8个国家，21位观选员组成的“台湾公正选举国际委员会”的评议结果证明。该委员会说，台湾这次总统和立委选举，台湾民众大致展现了自由的投票意志，但是在选战的过程当中，仍然有不公正的地方，尤其是过去威权统治的影响以及外国的干预这两个问题。 来自威权统治影响之一是针对竞选经费，政党之间的党产和资源差距极大，在竞选花费上的开支管控问题不太受到关注，使得选举法规经常不被遵守，屡遭破坏，选举的公平性因而被削弱。 所谓“外国干预”，则是因2012年台湾选举，是在中国对台政治经济势力渗透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台湾选民承受巨大压力进行的。马英九在选举中打的两张牌一是经济牌（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存度居世界之首），二是与大陆关系牌。台湾岛内人群受此影响的人有近半数，还有大陆能够直接施加影响的50多万台商及近10万大陆新娘。在选前，曾有民调显示，马蔡二人的支持率只相差三个点，这三个点通常是在误差之内。但我仔细看了调查范围之后，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这项调查有两个庞大的人群并未列入其内，即50多万在大陆投资的台商群体，以及获得投票权的大陆新娘近10万人。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大陆都是其地位的依凭与保障。据说此次14万人即一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些人及其能够影响的家属有200多万，对于台湾选情足以能够形成举足轻重的影响——若干年前，一位深谙台湾政情社会的文化人曾对我说过，台湾地方小，有时候一个小因素就可以使整个局面翻盘。 这次选举中，大陆施加的影响的手段较以前柔性，即更有策略。由于以前北京介入台湾选情太过直接，除了采用本次相同的手法之外，还施以口头及武力威胁。比如在当年陈水扁竞选连任时，称如果陈当选，大陆将如何如何之类，结果激发了台湾民众反感，反而使选情逆转。这次北京政府的手法相对温和，不再采用武力威胁，而是利用人的趋利避害天性，对马英九软性相助，为其“经济牌”与“两岸关系牌”加分。至于少数大陆人也注意到的让台商回台投票机票优惠、船票免费等，其实都是小意思，与其说台商是为此小利所动，还不如说是从这些小利中看到北京的意向：你们赶快回乡投票支持马英九当选。在如此强烈的信号下，台商哪敢不从？ 美中两国对台湾大选结果表示满意，是意料中事。前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长包道格（Douglas H. Paal ）在投票日前夕，对台湾媒体表示美中两国都偏好马英九连任。且不谈这一说话是否适当，以及是否对选情造成影响，但这说法应该是中美两国的真实态度。北京满意这一结果，是因为祖国统一已经构成其重要的统治合法性基础，而台湾两岸联系日趋紧密，更是中共多年经营的结果。美国满意，则是因为在已经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及南海问题上，不宜再增更多变数。在“国际关系”互动中，双方出牌都需要谨慎。2011年11月亚太峰会以来美国看似高调，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美国重返太平洋后的同盟者，少了台湾这个成员。这种考虑是双重的，一是经济上的，比如TPP协议不邀请台湾加入，是因为担心Made in China变身为Made in Taiwan，并非TPP成员国的中国产品借助台湾进入其它协议各国。中国以前在纺织品配额受限时就曾有过类似把戏。二是军事上的，眼下日本南韩等在南海布局，比如日本加强西边防务，就是以台湾不再是同盟为前提考虑。 大陆对台湾的红色渗透有多厉害？关于媒体方面，我以前写过“红色资本渗透与台湾媒体的‘选边靠岸’”一文详细介绍情况。学术文化界的互动往还也相当密切，台湾军界的退休将领更是成为北京重要“统战对象”。自从国军前参谋总长郝柏村十多年前返乡之后，不少退役将领都接受大陆盛情邀请访问大陆。这种从政治到经济、文化以及军界的全面来往与利益牵绊，对台湾确实有“温水煮青蛙”效应，使他们对大陆的专制政治那种极强的腐蚀力丧失警惕之心。“红色渗透”对台湾民主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已有袁红冰《台湾大劫难》一书详加分析。我去年5月到台湾，与蓝、绿、军界及知识界人士都有接触，倾听了各种意见。概言之，对于大陆，台湾人的感情复杂：既无法拒绝目前的利益羁绊，又担心久而久之台湾丧失目前这来之不易的民主。对于台海关系，他们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够长期保持现状，即经济上密切合作，政治上保持一定距离。这一思维与东南亚国家前几年的“经济依靠中国龙，安全依靠美国鹰”并无二致。 在与这些台湾人士的谈话中，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香港大陆化，我同情，因为他们没有制度做为凭藉反抗大陆的红色渗透；但 台湾如果大陆化，得怨你们自己愿做“温水中的青蛙”，因为你们有民主制度作为反抗大陆化的制度凭藉。近年来部分追求民主的大陆人之所以特别重视台湾，一个主要因素是因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建立，打破了华人素质不适宜民主的假设，希望在台湾的示范效下，大陆人民能够走上反抗专制建立民主政治之路。 2012年选举中，还有值得一提的事情，那就是中国民众对台湾民进党态度的变化。与前几年不同，中国大陆人不再是“闻绿则骂”，希望蔡英文当选的人不在少数。通过在微博上交谈观察，我发现这种变化并非因为他们了解台湾政情，了解马英九的国民党。他们态度的变化其实基于以下逆反心理：共产党反对谁，一定是这个人不利于中共专制统治，那我们就支持这个人。 The complex implications of Taiwan general election 2012 By He Qinglian on January 18, 2012 Translated by kRiZcPEc http://hqlenglish.blogspot.com/2012/01/taiwan-election-2012.html Ma Ying-jeou won in 2012 Taiwan general election, a result that the Blue camp and the business sector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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