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s from 十二月 2011
发表 何清涟 于 十二月 22, 2011
这几天世界最受瞩目的新闻，应当是北韩独裁者金正日去世的消息。不过这种来自国际社会的关注当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西方民主国家大多是希望北韩从此能够结束极权独裁政治，走上改革之路，从此不再成为影响世界尤其是东亚政治稳定的祸害。但对于北韩的政治靠山中国与俄罗斯来说，对金氏政权未来命运的关注内涵要复杂得多。在两国中相比较，中国的关注度与骨肉相连之感更甚于俄罗斯。这从北京的悼念规格与悼词的用法，以及官方媒体的报道处理方式均可看出。打开互联网门户网站首页，看到的全是金正恩将接班，朝媒称军队和人民发誓拥护的定心丸，以及民众痛哭悼念，部分老人妇女当场哭昏等类政治八卦。北京唁电更是充分表达了极权者痛失亲密朋友的惺惺相惜之心情。 但中国人因为经历过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同样场景，见惯了这种充满了虚假的文字，谁也没将官方宣传当真。网友除了在微博上表达对独裁者去世的欢悦心情之外，更多的是关注北韩今后的政局将发生何种变化。 北韩政治的变化取决于几个不确定因素及其互相影响程度。其中首先取决于北韩内部政治的演变。目前北韩这位新主子金正恩被金正日选为政治“接班人”，并非由于他具有什么非凡的政治才能，而是血缘及其生母的得宠程度。这种继位方式几乎就是封建王朝继位方式的活化石。
Categories: 新闻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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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十二月 22, 2011
2011年的中国年尾，色彩似乎比去年年尾稍微亮一些：2010年的中国，浙江乐清寨桥村村长钱云会的惨死为中国画上一个黑色的句号；今年广东省汕尾市乌坎村村民用自己的韧性抗争为中国画上一个让国人稍感安慰的句号，尽管这种安慰还留有不少忧虑，比如秋后算帐；更有悬疑，比如作为事件起因的土地问题如何解决。 乌坎的抗议从今年9月持续到11月，对峙越演越烈。就在一星期前，广东地方当局的姿态还很强硬：逮捕了村民代表薛锦波等人，并致薛锦波狱中猝死；派出大量警察围村，并切断乌坎对外通讯联系，诬指乌村事件背后有境外敌对势力操纵。地方当局的升级处理方式，使乌坎成为世界关注目标，在关注者都为其捏把冷汗之时，到了12月21日，即村民宣布要分几路外出举行大规模公开抗议活动的前夕，当局罕见地做出一点妥协姿态，同意释放被扣押的村民代表并归还早先被警方逮捕期间死亡的村民代表薛锦波的遗体，乌坎村村民代表接受这些条件，表示暂停抗议游行，接受由政府派出的十人工作组来乌坎处理村民投诉的诸多问题，包括土地。与此同时，与乌坎同属潮汕地区的海附近爆发的另一场环境维权活动也获得当局允诺，暂停新电厂上马。 一些网友总结，这应当归功于乌坎村民抗争技巧水平提高，以及特有的韧劲，不轻易相信政府。这些因素当然都起了作用，如果不是乌坎村民持之以恒、张弛有度的韧性抗争，还有村民为之付出了生命 的代价，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一阶段性的结果。
Categories: 中国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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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十二月 19, 2011
写这篇短文，是由于中国网络名人凤姐在微博上放言要“我要一把火烧了美国移民局”而起，目的是为了澄清国人对美国言论自由的误解。 凤姐这条微博于8月份发表于国内新浪微博，转发者甚多。但直到11月份才惹出麻烦。一位叫做莫润的网友似乎懂得，针对美国联邦官员（包括总统与普通工作人员）和具体工作场所的威胁并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于是声称凤姐如不删除这条微博，他将向美国国土安全局报案。结果是凤姐不予理会，莫润声称报了案，凤姐将被遣返。 我要讨论的不是凤姐这个案例，我更感兴趣的是此事引发了中国人对美国言论自由的讨论。当时网友看到这条微博及相关评论，有人甚至错以为这证明美国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我当时发了一条微博，说暴力语言与言论自由无关。并举例说明如果在与人争吵时，发出国人常用的“我搞死你”，“我要揍得你满地找牙”，“你小心，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只要被举报，有可能被视为向对方发出死亡威胁。 当时我简单举了一个例子，这是一位居旧金山的美籍华裔律师的亲身经历。现详述如下：几年前的某日，他与几位朋友在一中餐馆吃饭，议论起中国的时局，不免批评政府的腐败与官员的无耻。一位在该餐馆打工的中国女留学生认为这是侮辱了中国与华人，于是与他们争吵起来。争吵不断升级，那位女留学生不但屡用国骂加上“卖国贼”，还反复说：“我搞死你们这帮卖国贼”，“有胆留下地址，哪天黑了你，让你死都不知自己怎么死的”，“要是在国内，我早让你们死了好几遍”。这位律师最后实在忍无可忍，用手机录了下来，并打电话召警。警察来了后，那位女学生还在叉腰叫骂，老板劝架无用，女学生说“哪怕不干这份活也要为中国人讨个公道”。警察听当事者细述原委，并向在场的老板询问那些有关“死亡威胁”的话英译是否属实？老板不敢撒谎，只得证明属实（在美国伪证罪也很严重）。警察于是将这位女留学生带走，事后经法庭认定确实系向对方“发出死亡威胁”，于是遣返。 2010年，中国留美博士生翟田田曾以“恐怖威胁”（Terroristic Threats）罪被捕一案在国内有过报道，但国内网友们听了我的解释仍然很惊讶，认为中国人说这类话是常事，几乎天天可以听到。说这种话要受到惩罚，这美国也真是太限制人的自由了。 我认为这是中国人对言论自由权利边界的理解有误。这种误解来自于中国的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但本文限于篇幅，无法从政治哲学方面来正本清源。只将在美国使用暴力语言的边界在哪里，为读者提供参考。 对于言语威胁，美国在法律上将其列入“恐怖威胁”类别（Terrorist Threat ），治罪远比中国严厉。根据美国各州相关法律，“恐怖威胁”指某个人散布任何种类的威胁，令一个人或一群人害怕受到身体伤害，或被迫中断集会、公众聚会，或无法使用公共场所，或者是威胁的发布者企图中断或中止任何形式的公共服务，如电话、水、下水道或电力。 对恐怖威胁的制裁包括罚款、监禁、监视居住及法庭的限制型命令，规定因美国各州法律不同而异。在加州，处罚包括罚款1-10万美元、监禁1-5年、监视居住可长达5年；在纽约州，罚款依案而定，监禁可超过100年；在德州，罚款自152美元起，最多可罚款450万美元，最长可监禁20年。 美国法律界有专司此项刑名官司的专业律师，一些律师还设有网页，介绍美国各州法律对于此项罪的惩治。一本可以从网上下载的《犯罪防范法律手册》（Criminal Defense Law Handbook Terrorist ，http://www.criminaldefenselawyer.com/crime-penalties/federal/Terrorist-Threat.htm）专列一章“恐怖威胁的控罪与惩罚”（Threat Charge: Penalties），告诉人们恐怖威胁将要受到的惩罚，从罪名、罚款到监禁时间都有详细说明。还附有一张表格《各州有关恐怖威胁的罚款及监禁规定》（Terrorist Threat: Fines and Jail by State）。其中可能最让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是，关于是否受到恐怖威胁，系由受威胁者判断，如感到自己确实受到威胁，即可向警局报告，立案、惩处则归法庭裁决。 人是“社会人”，不是孤岛上的鲁宾逊，个人的自由有边界，必须以不妨碍他人为前提。这是政治哲学中有关权利的最基本前提。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上为什么这么薄弱？其中既有制度原因，也有政府的示范作用。中国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专政”一词就是国家暴力对人民的威胁。生活中，官员们违法乱纪的犯罪不断启示着国人，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外；外交官甚至可以在外交场合说出“法律不是挡箭牌”“中国没参与制订的国际规则，中国不必要遵守”。使用暴力语言威胁他人更是官吏们的拿手好戏。更为荒唐可耻的是，政府还花大量的钱雇佣五毛，在网上对不同意见者使用各种暴力语言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要中国人理解政治哲学里的个人自由以不妨碍他人为前提，以及守法的重要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ategories: 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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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十二月 13, 2011
多年以前，我对一些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朋友说过，将来廓清谎言还原历史真相的任务非常繁重。最近在国内微博上的一次遭遇再次证明，在中国拨去历史迷雾还原真相确实任重道远。 这是涉及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一条微博。一位网名叫做 @jesuschrist 的人发了一条微博，并反复加上评述重发，大意慢说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去世，联合国为周恩来破例下半旗，这种从无先例的“殊荣”证明周恩来总理备受世界各国政要与人民的爱戴。 这条消息其实半真半假。真是在于UN确实为周的去世降了半旗，假就假在“破例”二字。由于这“破例”二字从周去世后一直存在，90年代曾有人写过文章小心讲述过下半旗致哀并非前所未有的“殊荣”，而是按照《The United Nations Flag Code and Regulations》行事。旗典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按道理，这种不太必要的神化把戏玩到这时也就应该止步。因为周恩来的历史评价不会因此有所改变，但北京却坚持要将撒谎进行到底，于是有了以下故事，其看点是杜撰了一场子虚乌有的外交官抗议与联合国秘书长的动人演讲。 2002年1月8日，人民网登了一篇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的吴妙发的纪念文章，其中谈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 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 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吴妙发编的这个故事，已经被人戳穿。官方中华网历史频道也登过一篇“弥天大谎：联合国为周恩来去世破例降半旗” （http://www.china-review.com/LiShiPinDaoA.asp?id=24834）。作者指出，第一，为周恩来去世降半旗是旗典规定，并非“破例”；第二，当时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不止吴妙发一人，他之外的人未听说这次演讲；第三，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妙发居然听到联合国秘书长超前预见到“中国有10亿人口”。第四，世界上没人将无后代当作美德。UN秘书长也无从知道周恩来有无一分钱存款这种事实，因为当时中国并未公布过这类消息。 有心者可去看这篇言之成理的文章。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谎言为什么屡戳而不穿。 我看到微博上那么多虔诚的周粉在争先恐后地被这一谎言感动，并要求别人也感动。考虑了一下，决定将中华网历史频道上这篇文章的链接发过去，一是中华网是官方网，周粉们无法说是海外造谣；二是这篇文章有理有据，并附有联合国旗典的英文，在今天 的中国，阅读这些英文并非难事。我的解释重点有二： 一、周恩来逝世时，其职务是中国政府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符合联合国下半旗致哀的规制。谎言在于“破例”二字及捏造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的台阶上的一分钟演说――参观过UN大厦的人应该知道那台阶实在不适合在寒风凛冽的1月发表演说。 第二，为何中国只有周恩来总理逝世享受过联合国下半旗致哀的礼节？那是因为毛泽东去世时，其正式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国家元首。其他几位曾任国家领导人的人去世时已无现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身份。比如邓小平去世时，其正式身份是党内退休元老；胡耀邦及赵紫阳两位去世时，也被迫退休多年。因此，中共建政60年，确实只有周去世联合国下半旗致哀，但这只是联合国在履行规制而已。 这条微博及其说明两天之内被转发并评论了2000多次，在大约10%不赞成的评论当中，有些回帖 颇有意思。除了认为“无论它降或不降，都不能影响我对周总理的崇敬！”这类帖子之外，最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咱们就剩下周总理了，这个故事存在我们心里，至少有个天真的梦！虽然可能是虚幻的？”“即便是个谎言，拆穿、有意思吗？”“就算它是谎言，证实了又能怎样，也不是一个民族的信仰，犯的上这样吗？……如此，还不如给人留下个美好的念想”。一位叫做“忍者土鳖 （嬉皮士）的W友写的评论也许道尽了这一现象的无奈：“谎言充斥的国度，人民已经恐惧于真相，因为每一个真相都像麻醉过后的疼痛，彻入灵魂的深处。” 在中共历史上，周恩来确实是位比较特殊的人物，也是中共从政界到文化艺术界、再到美国当年的左翼及其后继者们小心翼翼守护的一个神话。也因此，有关他的中文书虽然出了好几本书，其中能够被广泛采信的只有一本，即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这本书因其史料可信，论述严谨，是本不可多得的研究周恩来晚年思想及行状的好书。虽然作者小心翼翼，但可能还是会伤了许多周迷的心，因为这本书实际上已经将周恩来从神坛上“请”了下来。 怎样才能祛周恩来之魅？我个人认为还需要假以时日。从有人刻意守护联合国为周恩来“破例”降旗及联合国秘书长那一分钟演讲的谎言来看，炮制“周恩来神话”已不只是出于执政者的需要，还出于不少中国人的需要。当风雨如磐、国家动荡不安之际，这个神话已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的镇痛剂与安神药。 但是，一个民族如果背负着太多的历史谎言，同时又在不断制造新的谎言，是不可能获得重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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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十二月 12, 2011
最近两个月以来，中国突然出现一种说法，即外资在做空中国，房地产首当其冲。这种说法又为“外国阴谋论”找到一个实例。 玩怪罪游戏（blame game）是北京的老把戏。这种怪罪如果真能给中国带来好处，比如这次乱找替罪羊，下次学乖了，不再重蹈覆辙，也算是值了。问题是怪罪游戏玩了一次又一次却老没长进。 我这里试以在中国声誉尚好的《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1日刊载的文章“外资做空诡计：房地产首当其冲”为例分析，该文有图表，有数据，似乎很有根据。但整篇分析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该文未提该表列举的外资炒房资金到底占欧美资本多少比例，造成的印象是欧美资本似乎大都投资房地产，这应该不是事实。在该文“外资撤退路径调查”一节中，提到外商撤资波及金融业，但是却没提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当年外商投资中国金融行业做“战略投资者”，一般都有期限约定，期限到了外资是可以撤资的。因此，这种“做空”本来就应该在中国政府金融主管部门预计当中，因为外资来中国不是做慈善事业，也非为“中美友好”而来，是奔利润来的。趋利是其本性，有利则留，无利则去。因此，为其到期撤资预作方案是金融主管部门工作当中应有之义。 第二，该文只字未提近三年进入中国的新增外资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近三年以来，中国媒体不断报道台港资本外迁东南亚等地寻找“成本洼地”的故事，美国中国商会与欧盟中国商会近三年的调查报告更是反复提到外商抱怨中国投资环境日益严苛，美国一些咨询机构的研究报告分析了美资回流的事实。但中国商务部颁布的《2011年1-9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却表明，中国引进的外资数量在增长：2011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407家，同比增长6.24%；合同外资金额1778.6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6.79亿美元，同比增长16.6%。 我一直很关注，这些新增加的外资从何而来？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引进的外资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假外资，即中国人或公司将资金转至海外，在国外注册公司后，再以“外资”的名义回流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 在2006年6月19日登过柴青山“外资税收漏洞”一文，其中提到，据中国政府部门总结，假外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港澳及国外有实体经营的中资企业，出于发展的需要，回国创办“外资”企业；第二种是出于海外融资的目的，通过注册海外空壳公司及返程收购，以红筹形式上市的原内资企业；第三种是纯粹出于政策性寻租的目的，到境外尤其是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空壳企业，然后将自己变身为外企的原内资企业。据估计，第三种形式的假外资在中国非常普遍，不仅实行低税的香港成为内资企业注册空壳公司的宝地，英属维京群岛、开曼岛、萨摩亚等地也分别成为中国引进外资（FDI）的第2、第7和第9大来源地。
Categories: 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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