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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四月 9, 2012
今年两会期间，总理温家宝已公开许诺将“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称“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央行行长周小川则说存在一些难点，仍在酝酿讨论之中。 但周小川的话几乎被外媒完全忽视，很多人将此现象解读成中国金融将全面开放，德国《明镜》周刊4月5日文章表现的过度乐观就是代表。 应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是2011年中国金融那种“水火煎迫”的状态逼出来的。这里的“水”是指商业银行出现暴利，利润之高让一些商业银行的行长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火”是指福建、温州等各地相继出现的高利贷崩盘风险，担保公司资金链条断裂导致的老板跑路和债权人跳楼以及民众聚众闹事等现象。被“水”滋养着的上市公司资金充裕，将贷款用来高息放款，赚取利差；被“火”烧得心急火燎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经营濒临倒闭。 “水火”不济，温州残局不知如何收拾（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央政府无计可施，自然就会想到通过改革使“水火”相济。这其实也算中央政府顺应温州地方政府的要求，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温州就以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为借口，要求中央放松民间借贷，给予浙江特别是温州以特殊金融政策。吴英因非法集资被判死刑，就被认为是现有金融制度的牺牲品。 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在温州试点，说白了，就是让从上世纪以来，一直在浙江承担融资功能的地下金融合法化。温州人有钱，中国投资渠道又少，于是温州人一直想着如何将手中的钱盘活，让母钱生出更多的子钱来。温州炒房团游走全国，曾将中国房地产市场搅得价格飚升；温州如野马脱缰般的地下金融，也几度将中国民间金融市场折腾得崩盘。2011年8月左右，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并且，温州市大约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 今后将温州作为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改革试点，各路人马献计献策，有人认为可以让民营大企业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或者直接认购银行定向增发的股票进入金融行业，但此方式被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否定，他认为中小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在改制中大量引入了民间资本。这些都不是金融业真正向民间资本放开。还有人认为应该健全两项制度：一是存款保险制度，比如美国联邦银行对存款人实行保险制度，银行破产后，由联邦储备银行代为偿付，最高限额为10万美元。所有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都必须参加这项强制保险制度，一旦发生挤兑风险，保险资金支付一定比例，把存款人风险降到最低。二是目前的商业银行破产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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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二月 6, 2012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除了前文所述的权力寻租（这套把戏主要用之于同类国家），在欧美等民主国家遭遇到的障碍，则是中国企业及其产品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疾病：缺乏诚信。 说中国企业及产品缺乏诚信，中国自己恐怕也无颜否认。据中国商务部2011年8月在建立企业信用档案时所公布的相关信用资料，中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中国企业坏账率高达1%至2%，且呈逐年增长势头。与之相比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坏账率通常为 0.25%至0.5%。 在2006年末入世五年“观察期”未满之前，中国对内对外销售商品奉行两种质量标准，对外商品质量检测比较严格，所以“中国制造”质量虽差，但还未出现有毒有害等安全问题。入世五年“观察期”一过，中国当局立刻开始放宽监管。从2007年开始，一度在海外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中国制造”因其有毒有害而信誉扫地，曾以价格低廉吸引了无数美欧消费者的“中国制造”，如今在美欧消费者的眼中成了一种警戒标志。无论中国当局怎样自慰，都无法掩盖一点：2007年，是“中国制造”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中国制造”成为劣质有害与不安全的代名词。曾经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80%的中国玩具制造业，这一年因其油漆含铅量超标，就在世界各地召回两千多万件。2007年8月，广东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树鸿因美国美泰公司宣布召回近百万件利达出产的含铅量超标玩具，蒙受三千多万美元巨额损失而被迫自杀。至今中国玩具业还未走出“死亡阴影”。 中国食品让海外消费者望而生畏。至今萦绕中国奶业的噩梦三聚氰铵，在北美发作于2007年。那一年，北美一地就有超过8,500起猫狗因食用受污染饲料而死亡的案例。此后，中国国内三鹿奶粉含三聚氰铵导致全国出现数千“结石宝宝”，此事经媒体揭发之后，中国奶业更是遭受重创。与中国三鹿有合作关系的新西兰恒天然（Fonterra）受到这一丑闻的株连，导致新西兰社会对中国的严重不信任。2008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毒饺子事件，更是导致中国食品在日本信誉扫地。 中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知识产权剽窃者”。中国曾利用自己对高铁设备的庞大需求，甘冒被日本、德国、加拿大制造商指责偷盗技术的风险，拼装出了自称是“自主创新”的高铁技术。日本厂商JR和川崎重工因为担忧这种拼装技术导致安全问题向中国合作方提出抗议，并提交了“后果自负”的备忘录。但中方置若罔闻，用从各方“拿来”的技术，并大张旗鼓地宣称要向世界输出中国高铁技术。只是7•23动车事故的发生，才中断了中国高铁出口世界的美梦。 在美国上市的多家中国公司涉嫌财务欺诈，几乎导致全军覆灭。自2004年开始，350多家中国企业相继利用美国反向收购方式（APO Alternative public offering，融资性反向收购），在美国股市上推出“中国概念股”大肆圈钱。这些在美国借壳上市的公司几乎覆盖农业、食品、工程与化工等各行各业。但因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不透明，至2005年，其中有70多家企业在美国上市还不到一年，90%以上变成了垃圾股（股价在1美元以下），常常出现连续几天没有交易的惨淡景象。到2009年，有上百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终因其财务疑云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调查，给予退市惩处。为这些公司承担审计的几家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信誉也严重受损。 中国式建筑承包也受到质疑。中国在中东、非洲等地承建了不少建筑工程，其特点是在工程竞标时以“低报价”（包括贿赂发包方）赢得承建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以“高于竞标价”来结算；或以“偷工减料”等明显违反合同的方式降低成本。2010年，中国海外建设工程集团为了进入欧盟市场，以低报价方式在工程竞标中胜出，夺得了波兰A2高速公路的承建权。在招标谈判中，中海外的报价是13亿兹罗提，相当于波兰政府预算的52%，也就是每公里2600万兹罗提。波兰同行认为“世界上谁都不能以这么低的价格修筑高速公路”，中海外在竞标时同样知道这一点，但自信拥有“工程回扣”和“偷工减料”等“中国特色秘方”，定能无坚不摧，但最后却在已经民主化的波兰遇到了麻烦。2011年初，500多名中国工人来到波兰后，工程进入建设状态。但由于中海外不能按时支付波兰分包商货款和相关费用，分包商拒绝向工地运送建筑材料，导致工程从5月18日起不得不宣布停工。中海外当时承诺在5月30日前结清拖欠款项，分包商同意在拿到钱后24小时内复工。但到了最后期限，中方没有付款，事态升级。最后，波兰政府与中国公司解除合同，按合同要求中方赔偿7.41亿兹罗提（1.885亿欧元）。 中国崛起的十年，是世界认识中国政府真实面目的十年，也是中国失去国际信任的十年。对任何国家、政府、机构或者个人，信用都是一次性资源。一旦失去了社会信任，哪怕以后说得再好听，也不会有人再轻易相信你。 China Model in Overseas Setting (Two)—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tops Believing the Dishonest China By He Qinglian on February 6, 2012 (Translated by kRiZcPEc) http://hqlenglish.blogspot.com/2012/02/china-model-in-overseas-setting-two.html The obstacles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encounter when they invest overseas result from their rent-seeking approaches being rej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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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二月 2, 2012
中国近年海外投资步伐非常快，据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s）今年1月中旬公布的一份报告，2011年中国公司所收购（全部收购或收购部分股份）的资产总值攀升至429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12%，交易总数升至创纪录的207宗，较上年增长10%。仅从数据上看，似乎中国资本在全球很受欢迎。 但今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亟待改变海外投资负面形象”成了讨论主题。1月26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在该论坛的一个讨论会上说，“外界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国是资源掠夺者、新殖民主义者，以及技术盗用者，也就是说，中国是个不按规则行事的国家”。 以拉米的身份，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出此言，北京不能当作耳边风。自从1979年中国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以来，这个论坛年会一直非常重视中国扮演的角色。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普遍预期，世界经济论坛更是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礼遇：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出“中国夏季达沃斯”的设想并于2007年9月在中国大连举行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2006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正式成立。这个漠视中国人权与政治状态、纯以经济为念的论坛年会，将以往向中国的努力示好姿态调整为批评，可以视为世界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的风向标。 仿佛是为拉米的话做为注脚，就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召开的同时，中国上海鹏欣集团旗下一家企业获准收购新西兰克拉法等16个乳业农场，引起当地农场主的强烈反对。新西兰农业记者伦尼（Richard Rennie）对此评论说，“新西兰政府过去两年中一共出售了36万公顷的土地，远远超过克拉法农场的规模。意大利人、德国人、甚至英国人和美国人所购买的土地多达数万公顷，却没有听到过新西兰有人表示过任何的不满”，他认为鹏欣收购案所引发的反对声浪，体现当地民众对中国确实有恐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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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一月 30, 2012
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中国再创“世界奇迹”。2011年，中国GDP总量为人民币47.1万亿元（合7.4万亿美元），全年GDP增速为9.2%，名义增长高达17.5%， 这一增长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非常“火爆”。但它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稳步发展，因为GDP增长除了说明中国经济规模在扩大之外，并不表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难题得到解决。 中国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这是从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学界直至国际观察者的共识。所谓调整有最重要的两条，一是要房地产降温，不能再让房地产承担拉动经济的“龙头产业”重任。二是经济结构要升级换代，主题是要从劳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把握中国经济的脉博，主要看这两条。 不幸的是，201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规模却在中央政府的“严厉”调控下逆势扩大。其结果是房地产泡沫与货币泡沫依然坚挺。 先来看房地产泡沫到底还有多大。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1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5.3个百分点，中国楼市各项指标全线减速。这些指标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商品房销售增长速度、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增长速度，以及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长速度等。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据说也大幅下降。《2011年中国130个城市土地市场交易情报》显示，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8634.4亿元，远低于2010年的2.9万亿元。地方政府普遍受困于“土地财政”堵塞，为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国务院不得不在10月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5省市成为地方政府发债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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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一月 25, 2012
中美成本差距日益缩小，导致美国制造业回流。如果说两年前这只是部分美资的意愿或是备选方案，到2011年上半年已经成为现实。这一年6月19日《时代》周刊那篇“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外界当作新闻记者之言，没太认真对待，但此前美国波士顿企管顾问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简称 BCG）于5月发布的《美国制造归来》（Made in the USA, Again），却是该公司仔细认真的调查结果。 BCG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美生产成本差距缩小，未来五年在美国一些地区制造的商品，生产成本将只比大陆沿海城市略高5%至10%。成本缩小的同时，美国的生产效率更超过大陆。因此，部分美资企业已从大陆撤离回流到美国，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已变身成为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其中已经回迁美国的企业至少有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商Caterpillar、ATM机器生产商NCR（National Cash Register），发光二极体生产商Seesmart LED、就连福特汽车也开始在美国本土制造某些零部件。 如果说中美两国产品成本差距缩小的缘由，是土地价格、原料价格、物流成本不断攀升的结果，这些中国人都能接受。BCG报告指出，大陆不少商业用地的价格已经高过美国，目前工业用地的平均价格是每平方英尺10.22美元。其中投资条件较好的宁波、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每平方英尺工业用地的价格，分别达到11.15、14.49、17.29、21美元。美国阿尔巴马州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价格却只有1.86-7.43美元。田纳西州和北加利福尼亚州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的价格则在1.3-4.65美元之间。 但说到中国劳动力成本攀升，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大优势—劳动力低廉的优势正在失去，中国媒体与网民几乎全都不相信。去年10月左右，我在微博上发布了BCG高级合伙人希尔金（Harold L.Sirkin）对外公布的资料，2005年大陆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22%，到2010年上升到31%。2010年，大陆工厂工人每小时的报酬是8.62美元，美国南部是21.21美元；到2015年，预计长三角大陆工厂工人每小时的报酬将上升到15.03美元，而美国南部是24.81 美元。对此，微博上一片质疑声，有人怀疑这家公司的研究能力，还有人认为这公司是个“骗子公司”。2012年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文章“美国制造业为何回春？”文章引述美国科克伦家具公司老板布鲁斯•科克伦（Bruce Cochrane）的话，“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平均工资大约是一小时50美分，但现在是3.5美元。” 我在网上查询了一下2011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最新资料，各地以广东与浙江两省为最高。广东2011年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是850-1300元，时薪为8.3 -12.5元；浙江省950 -1310元，时薪为7.7 -10.7元。即使按去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最低标准1：6.2计算，中国的劳工工资既未达到科克伦时薪3.5美元的水准，更不用说达到BCG高级合伙人希尔金公布的8.62美元。但BCG与科克伦都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先来分析BCG调查的公司，这类公司以代工企业为主，也就是说这些美国公司的工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发包给以港台资本为主的代工企业。一般情况下，这里面的黑幕，外人无从得窥究竟，但2010年郭台铭的富士康发生员工“N连跳事件”以来，各路记者出动挖掘，《中国经营报》曾于5月1日发文“富士康帐本：供应链上零利润”，披露了一份极其难得的资料，让外界多少对血汗工厂剥夺劳工的内幕有所了解。 该报记者获得一份有关国际客户向代工厂商发送的“代工询单”（Request For Quotation）。这份“代工询单”对于有关原材料/部件（component）在品牌、质量、数量上均已指定，与此后续相关的物流、维修、培训、用工也都有清晰明确的计算。不仅如此，精明的客户还把用工量也计算得相当清楚，生产线上用多少工人，检修工有多少，都会在合同里做明确的标示，客户只是按照较高的人力成本的价格支付给代工企业。所以简单来看，富士康赚的就是人力成本的差值。此外，国际客户也不会支付富士康厂房、机器的购买、维修等费用，这些成本也需要在富士康赚取的人力成本中进行摊销。由于厂房、机器的费用很难打折，所以富士康要想创造更多利润，就只能加强对人力成本的调控，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记者特别指出，这样做的不止富士康一家，所有代工企业都必须这样才能生存下去。 BCG调查时，各跨国公司报出的劳工时薪，是它们支付给代工企业的人力成本，并非代工企业工人拿到的实际工资。富士康那份不小心流传到记者手上的代工询单，很清晰地揭露了中国劳工成本背后隐藏的“秘密”。 就在我写这篇博文之时，又看到一条消息：今年伦敦奥运与残奥吉祥物是温洛克（Wenlock）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2010年8月英格兰的金熊公司（Golden Bear）中标得到生产合约，后转手承包给中国江苏省盐城市的彩虹公司。据报道，彩虹公司压榨劳工，工人一个月工作长达358小时，全月无休，按件计酬，月薪仅900多元人民币。但在伦敦，每个吉祥物售价20英镑，是中国工人工资的100多倍。我敢肯定，英国金熊公司支付给中国彩虹公司的人力成本远远高于该厂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即每件0.2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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