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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五月 17, 2012
谈到“文革”，大多数亲历者都会根据自身的回忆勾画出一幅“文革”图景。描绘这幅图景有两个维度：个人及家庭在“文革”前所处的地位，以及“文革”为其带来的变化。但鲜有人从文明进化这一角度来看，即“文革”到底是人类文明的演进，还是毁灭人类文明。出自个人境况来评价“文革”，毕竟非史家眼光。 “文革”对中国最大的破坏作用其实在于它斩断了中国与人类文明的联系。毛泽东要反对的“封资修”，其实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三大形态。封建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留给现代中国的文明积累；资本主义，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修正主义，是毛曾视为老师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观察毛泽东一生“功业”，无论是中共建政前还是建政后，其主脉就是他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照搬过来、且最欣赏的一句话：“要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这个“颠倒”，不只是江山易主，而是文明另造，他不仅要打碎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经过自然选择构建的社会秩序，而且还要颠倒过来。 这个“颠倒”世界的梦想，应该起源于毛接受马克思主义及苏俄革命理论之前。因为他幼年时就非常崇拜洪秀全与孙中山。这两位头上的桂冠现在很不相同，洪秀全是“农民革命领袖”，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两人的社会改造方式完全不同，但却有一点本质相同，即以行动在践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梦想。毛泽东将锦绣江山纳入中共之手以后，农村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形式改变了农村的人地关系之后，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最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制度，让他觉得很不顺手。对苏联老大哥那套“专家治国”（即官僚要有高等教育学历、专业资格），提高全民教育水准、生活情调布尔乔亚化，毛泽东心里很不以为然。到以“九评苏联共产党”为武器与苏联打了一场口水战之后，毛泽东终于放开手实施其社会改造理想，其序曲是1964年开始了阶级斗争为纲（标志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类话剧的登台），再后来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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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五月 7, 2012
中共以分散最高权威为目标的“集体领导模式”目前正遭遇严重危机。 一向强调全体党员“紧密围绕在某某某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中共，今年通过“倒薄事件”与“陈光诚事件”，向世界清晰地展现了自身内部严重的分裂。在如何对待陈光诚的问题上，外界至少看到有两个“中共中央”在死掐。以下戏以“中央A”指代公开化的、人们可见的中共中央，以“中央B”指代在暗中起作用、但其骨干与主要人物是谁，人们却只能猜测的中共高层人物。 中美双方根据陈光诚意愿签订好协议，中央A保证陈光诚的自由与安全，同意他离开临沂，在国内选一城市携全家生活读书并保障他的基本生活；中央B却以他的家人安全在威胁他，迫使陈光诚在走出领馆后又改变主意，引发了美国国务院面临一场短暂的公关危机。美中两国政府又围绕陈光诚达成新的协议，中央A同意陈光诚携妻子及子女赴美，去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美方已经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只待陈光诚养好腿伤来美。中央A还派官员持鲜花去看望陈光诚，并答应调查临沂对陈光诚超强维稳黑幕，尽快为陈办理好护照等。然而5月4日《北京日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四大北京媒体就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使馆一事发表四篇评论，同声合奏“反美批陈”交响曲。由于这几家报纸均由北京市主管，因此让外界联想北京市是否也是中央B的重要堡垒。 另外还有个细节不得不提：陈光诚逃离监视进入美领馆整个过程，目前只有到北京后是清楚可信的。《纽约时报》5月3日登了篇文章，其中提到营救者与美使馆官员交接陈光诚时，有两辆国安的车在分别跟踪他们。美国方面在安顿陈光诚入住美国海军陆战队宿舍后才知会中国外交部。这意味着，陈光诚是在国安的监控下进入美领馆，这些国安并未在陈进入美使馆之前及时通报本该尽早获悉的外交部。由此推理下去，可以假想，中央B希望发生陈光诚“非正常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这样的事件，以利用此事给中央A制造麻烦。北京的四家报纸后来的批判声似乎就与此行为吻合。 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央A最近通过种种途径向外喂料、放风，将薄熙来夫妻涂饰成五毒俱全的大坏蛋的行为，在陈光诚事件发生后停止了。国际媒体的眼球很自然地被吸引到陈光诚事件上来了——对这两者此消彼长过程发生于同一时段，再迟钝的人也能发现，虽然幕后的奥妙不一定人人都能猜到。 中共的集体领导方式当初是为了避免党魁个人专权而设计的，模仿自斯大林之后的苏共。这虽然避免了毛泽东那种个人专权产生的危害，但却导致高层权威分散化。由于九常委比江泽民时期的七常委要多出两名。这种格局说好听一点，是高层权威要形成统一意见更难；说难听一点，就是在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比如接班人、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班子等），明争暗斗、互相掣肘的可能性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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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四月 20, 2012
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已经成了道道地地的“公地的悲剧”。 先简单介绍何谓“公地的悲剧”。1968年12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哈定 （Garrett Hardin）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指出“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被过度使用，逐渐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做“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哈丁声称这样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成长和地球资源的过度使用。尽管有人对哈定认为人口过度增长与资源矛盾难以解决的结论很不满，但不幸的是，中国环境生态的严重恶化正好验证了哈定的理论。 经过2011年10-11月间国内微博上一番讨论，中国人终于知道自己呼吸的空气质量非常糟糕，大家再也不相信中国官方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但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的饮水安全到底处于何种状态，国人还真不太清楚。我费了不少功夫，大概可以说明饮水安全恶化到什么程度： 一、中国饮水的卫生标准远低于国际社会 美国与欧洲国家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但中国的自来水却不行，这点中国官方也承认，原因是中国的自来水的卫生标准较低。 但中国人可能不知道的是，中国人的饮水标准与发达国家经过处理的污水标准接近。2009年2月，旅德华人学者王维洛曾在BBC上发表文章“中国饮用水=德国处理污水”，该文列举详细资料，将中国的饮用水标准与德国的饮水标准做过对比。中国目前执行的是2002年版国家标准，其中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将三类水作为饮用水源。三类水的生化需氧量为20毫克／升，这正好是德国经过处理的污水排放标准。也就是说，中国的饮用水标准等于德国处理过的污水标准。 王维洛同时还告诉读者：2002版中国饮用水标准是经过调整的。此前执行的1988年版中国国家标准地面水环境品质标准是：四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8毫克／升，但小于等于15毫克／升；另类水：生化需氧量大于15毫克／升。我解释一下，另类水是不能饮用之水，但现在都成了三类水，中国饮用水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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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四月 17, 2012
有人给我在Twitter上留言，说此次中南海权斗“背后是美英帝国主义势力在操纵，他们希望以此方式搞垮正在强大的中国”——将中国的一切不幸与灾难归结于“美英帝国主义”，这是中国教科书与官媒一直灌输的“信念”，不少中国人都有这种思维。 但仔细一想又有点乐。说这次权力斗争是“美英帝国主义在操纵”未必是事实，但这场权力斗争与以往有个最大的区别：从预告到每场戏的演出确实存在诸多国际化因素。加上北京取消了国内观众的观演权，将权力斗争的舞台延伸至海外，以海外中文媒体及网站为主力信息平台，因此演员与观众也很国际化：各类真假报料者、各种语言的旁白解说者都毫不懈怠地在行动。 且将这些“国际因素”逐一概括如下： 一、权斗节目的预告，不是以国内人民为对象，而是以“战略伙伴”美国的国会议员为对象。早在2011年6月3日，刚从北京访问归来的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共同主席布斯塔尼表示，“经过实地观察，他发觉中国领导阶层的自信比12至18个月前降低许多，他们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上均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在2012年领导人换届前局势失控”。如果不是接待的高官有意“放水”，这几个美国议员又从何知道权力交接正在折磨中南海诸公？ 可怜我的中国同胞们，那时只被告知中国是“和谐盛世”，全体党员都团结在以胡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即使有敏感一些的人预感到薄督的“重庆模式”可能会有麻烦，但为薄督站台的不是还有胡总书记的堂兄胡锦星先生么？2010年11月23日在上海举办的那场有海内外学者170余人参加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主办者上海增爱基金会和上海未来研究会理事长胡锦星据说就是胡总书记的堂兄。 二、权斗序幕拉开的舞台，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美国驻中国成都领事馆。2月7日晚上，重庆前公安局局长、全国著名的“打黑英雄”、身兼教授、刑侦专家、数项专利发明者等人类能力于一身的政治、媒体宠儿王立军“同志”进入美领事馆，引来无数警车包围这块美利坚合众国在中国的领土。他在滞留24小时后自愿离开，留下了让人遐想无限的秘密。中国十八大上位之战的序幕，就是以如此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方式在全世界的目光下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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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三月 23, 2012
政治不透明与权力运作的黑箱化，是谣言产生的最佳温床。中国本来就盛产谣言，每逢乱世与末世，谣言更是特别多。目前，身处网络2.0时代的中国人又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大清王朝末期，身置各种谣诼之中。 若追究起谣言始端，则缘于重庆市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今年2月出奔成都美领馆。2012年3月14日下午，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薄熙来被免去职务。从那天开始，几年来都是中外媒体关注焦点的薄督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莫说薄督将受朝廷何种惩罚这种事体，就连薄督驻跸何处，也成了公众不得与闻的“国家机密”。从此各种谣言纷传。 谣言可谓纷然杂陈，从看起来颇为真实的消息（如薄熙来被软禁），到耸人听闻难以置信之事（如政变），在海外的中文网站均能找到。国内由于薄熙来以及相关消息成了禁词，于是微博成了各种“隐语”的天下，这些“隐语”一天一变，仅用于指称薄熙来的隐语就有好几种，如“不厚”（以其姓喻）、“西红”（西南唱红歌）、“西红柿”、“三少爷”（薄在其兄弟中排行第三）。一些国际大媒体开始还沉得住气，对网上消息要多方查证，比如《纽约时报》与《国际先驱论坛报》谈到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的《关于王立军事件初步处理情况通报》，还分别向几位看到过那份报告的中国官员查证核实。但到后来，一些大媒体也加入竞猜游戏，比如《金融时报》英文网刊在3月20日下午刊登温家宝呼吁平反“六四”曾遭薄熙来多次反对的报道；21日中国大陆网民突然发现国内网站解禁，可以搜索到有关“六四”的部分内容。于是这些消息又引发种种过度猜测。 细究起来，这些谣言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薄熙来及其妻子谷开来的腐败问题。第二类则是由薄熙来牵扯出来的高层矛盾问题。第三类就是有多少军中势力卷入了这场权力斗争。 由于中国官方沉默以对，中国人又只好拿出从新闻字里行间读真意的看家本领。据说一向为青年、中年人不屑一顾的CCTV晚间新闻，最近收视率大增，人们耐着性子将枯燥的国内新闻从头至尾看遍，为的是看有谁没出现。其中关于传说中的薄熙来后台、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更是成了关注焦点。 谣言其实是专制社会民众的一种反权力武器。反观中国历史，流言四起并对人们判断形势起特大作用的时期，往往就是王朝步入末世乱世之时。从“谣言”这个社会切口管窥蠡测，我们可以洞见一个社会的世态人心，政治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近现代以来，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谣言纷传的年代，一是晚清，二是国民党政府败退至台湾前夕，三是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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