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恶化的严重污染，最后导致雾霾笼罩在中国多个城市上空，特权阶层终于开始认识到“污染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残酷现实，他们对特供食品系统构筑的安全信心也正在瓦解。

环境污染与环境产品供给的阶层分割

中国社会的等级制根深蒂固，近十多年在中国环境污染这一大背景下还开出了一朵奇葩，即环境产品供给系统的等级化。

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消费品，如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农产品以及依赖农作物喂养的畜产品，还有空气、水等，无一不是环境产品。当然，中国形成这一意识比较晚，因为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价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一节中，举例说明有些物品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价值（及交换价值），比如空气、水等，对人类有使用价值，但不可以用来交换——这一条大概随着水市场的形成与壮大，应该早就抹掉了，否则会彰显编者太不“与时俱进”。

中国的环境污染近十几年来非常严重，为了避害，中国这些环境产品的供给系统早就因特权、购买力而形成了等级分割——我未称之为供给市场，而名之为“供给系统”，是因为有些环境产品的取得并非通过市场交换，而是特权供给。

与此同时，重要的环境信息被列为“国家机密”，不向社会公开。以土地污染为例，2006年开始的《全国土壤环境状况调查》早已完成，但政府不予公布。负责的官员解释说：环境数据具有相当的敏感性，“土壤的问题不仅是土壤，涉及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安全问题。”

今年是中国政府换届，由于中国从来没有离任审计这一成例，接任者只好采取信息公开的方式来盘家底，于是环境信息得以公开。先是宣布改用PM2.5作为空气测量方法，承认空气严重污染；接下来承认全国97%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污染，近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中国环保部星期四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还提到了癌症村，承认水和空气污染严重造成高癌症发病率（2007年数据：每年因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高达65万）。

中国生态系统毁损已难于修复

很多人以为这是政府信息公开化的表现，认为这可以促使中国政府在改善环境方面加大努力。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发声称“特高兴全民能平等吸雾霾”，认为特权阶层可以凭借特供水与特供食品保障饮水安全与食品安全，但空气面前人人平等，特权阶级这次没特供空气了。

马云之所以“高兴”，是认为解决问题始于承认问题。我没有马云那么“高兴”，是因为这些年读过一些修复环境的技术资料（特别是日本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地的资料），已经明白一个事实，就算中国政府和污染企业从今日起幡然悔悟，改以家国为重，不再增加污染存量，就算是国人一改生活习惯，全面节能、减少生活污染，中国环境生态的整体修复也要历经数百年。——必须声明，我在此列举的两个“就算”，是假设中国不再发生“公地的悲剧”，这个前提本身就十分虚幻，犹如希望中国人从此革除身上的阿Q精神一样。

食品特供的密码：权力与放弃政府责任

空气污染面前人人平等，但此前中国特权阶层却愚妄地认为：凭借食品与饮用水特供，可为自身构筑食品安全的隔离网，因此中国产生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问题：环境产品供给的等级差别。

中国的食品特供系统其实是中央政府率先垂范建立起来的。说起来，这一“国家机密”的曝光还是“三鹿奶粉”惹的祸。

2008年北京奥运前几个月，“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由此牵出奶制品家族的质量安全问题，最后追溯到饲料与土地污染问题。一篇“祝咏兰主任在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讲话”的截图广泛传播于海内外中文网站，部分中国人从此知道，尽管食品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公害，但政府部门不是想法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而是在2005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开办了数百个为中央 94个部委提供各类食品的专业养殖基地。此举意在为中央部委编织一道食品安全防护网，从此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更是流于形式。

面对网络舆论汹涌而来的指责，国务院办公室出面“辟谣”，称该机关无特供商品中心，也无祝咏兰这个人，无奈少有人相信。于是各地省级政府部门、大型国企、金融机构，以及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等纷纷仿效，花费大量金钱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食品基地。家有一小块地的别墅主人等也开始种菜自给。各地房地产商从“蔬菜自供基地”遍地开花这一社会现象中获得“灵感”，都竟相打出“买房赠菜地”的广告。

重度污染面前，人人平等

概言之，从2005年开始，中国食品蔬菜供应市场经历了两轮分割。第一轮是中央政府用权力分割，国务院通过掌握“国家机密”的机会，了解到全国哪些地方尚未污染，适宜作食品供应基地，先行圈占；第二轮是权力与金钱共同作用，再次分割第一轮未曾分割的、受污染程度相对较轻的地块。但参与二次分割的机构与人物，在权力圈中位置相对次要，所获信息也未必完全，这种分割的自我安慰成分稍重，算是聊胜于无。

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城市贫民与农民，基本上只能享用在污染土地上用污染水浇灌出来的农副产品及畜产品。中产阶级与后两类人的唯一区别是能够花钱买纯净水食用。

但中国特色的这种特供其实是自欺欺人，因为水、土壤（水分）与空气是个自循环系统，轻度甚至中度污染状态下，特供系统可保一定程度的安全。等酸雨、雾霾等都成为环境生态的一部分，在这种污染危害面前就人人平等了，且不说呼吸的空气人人一样，那特供食品蔬菜原来也是用污染的水浇出来的！今年以来，空气与水的污染资料等公布，当人人都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看到“有研究显示，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患癌，每年因癌症死亡人数逾140万，发病率最高的分别是食道癌、肝癌、直肠癌、胃癌和肺癌五大类”时，早就在住房与办公室安上空气净化器的特权阶层那因特供带来的安全信心大概也会被摧毁：谁敢说癌症不会光顾高官及其家属？最乐观的结果无非是，穷人发病率高，治不起；当官的发病率相对低，公费医疗保证他们能多活上几年。

中国政府官员为了政绩、为了寻租，多年来放弃监管责任、与污染企业同谋，导致中国山河尽污。然后绞尽脑汁为自身圈地“特供”谋求食品安全，以避污染之祸。没想到在污染空气及其致癌后果面前人人平等。在中国这个一切皆有等级的社会里，为污染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许是“平等程度”相对最高的一个领域。

2013年2月18日，浙江瑞安法院公开审理八旬老汉邱某于“文革”时期故意杀害洪某一案，顿时在网络上激起舆论千重浪。有人认为不应该只追究一个普通凶手；有人则认为这这是带有风向标性质的审判；还有人则认为这是国家责任，认为只有公开历史真相，才能进行公正的审判。

我认为，对于“文革”杀人罪行的追索，不仅必要，还应该与“文革”这一重大国家罪错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对“文革”中数百万“非正常死亡者”亡灵的抚慰，还是一个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有助于民族集体反省。

“文革”中死亡人数成谜

先得说清楚“文革”中被屠杀的人数究竟有多少？我曾查阅无数资料，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8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美国夏威夷大学R．J．Rummel教授在其著作China’s Bloody Century （《中国血色百年》，1991年）中估算，“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死亡数据是共计为172万8千人死亡；这些死亡者的死因都被笼统归之于一个官方给定的模糊解释——非正常死亡。

“文革”中的杀人罪行有哪几类？

死亡人数不确定，但“文革”中涉及杀人的罪行却可以归类。

第一类杀人罪是以国家的名义，对所有怀疑、批评意识形态的人、包括对领袖有微辞的人予以剥夺生命的惩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列出的数据是13万5千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其中为公众熟知的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他们生前被关在国家的监狱里，受尽种种非人的折磨侮辱，最后被政府以反革命的罪名枪杀，其中钟海源还被活杀取肾。可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政府除了宣布原先的判决是错误的之外，从未为这些罪行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第二类杀人罪，是一些地区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庭成员的集体屠杀，有史可考的就有湖南道县（1967年）、湖南邵阳县（1968年）、湖南、广东、广西三省（1967-1968）、北京大兴县（1966年）。政府方面一直将这解释为“贫下中农”的自发“革命行动”。但据已有研究，这种杀人行为是有地方行政机构命令的，比如邵阳县大屠杀的命令来自于该县武装部部长、革委会主任柴春泽；大兴县是奉当地公安局命令行事。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苏扬教授曾查阅逾千种县志与大量内部档案，估算出“文革”时期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其中大量就死于这种集体专杀。这类罪行，至今官方不仅未见检讨，还蓄意销毁资料。由于中共阶级斗争教育的作用，在当年的杀人者眼中，“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本就被视为政治贱民，活着只配受侮辱与损害，死了也未足惜。据说，在屠杀发生之地，仍然是少数幸存者害怕杀人者。我在少年时期曾亲历1968年邵阳县的“黑杀风”，对这种屠杀的血腥与非正义有着旁观者不能比拟的生命痛感。它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种族屠杀，因为屠戮者与被屠戮者都是同一民族；也不是战争结束后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屠杀，因为这些被杀害者无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早就处于被统治集团与其他社会成员凌虐的凄惨境地。他们之所以被杀害，其根源就在于当时主宰中国的神灵毛泽东对“敌人”的定义。

“文革”中的第三类杀人犯罪，是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文革”结束后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曾于1978年6月至1979年8月，经过调查复核相关资料后统计出：从1966年至1975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 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这一数字与《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中列出的“武斗死亡23万7000人”接近。

这些大规模武斗发生的表面原因是各“造反派”组织要争正统，即要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面前争宠，但实质是“造反派”受中央文革的鼓励从“走资派”手中夺得权力后重新分配权力的斗争。这种争夺权力让毛泽东感到造反派不听话，尾大不掉，不利于他要进行的“革命大业”，于是将其抛弃。因此，武斗杀人在“文革”中及“文革”后都受到惩处，浙江瑞安邱某的罪行可归于此类。

追索国家之罪是为了中国的未来

“文革”与“反右”“六四”一样，都是国家之罪，其产生与实施均与国家最高政治权威及各级政权的鼓动有关，不是自然人的刑事犯罪。这种发生于非战争年代的大规模迫害直至屠杀，至今为止在国际社会只有“红色高棉”可以相比，必须追究，这种追究不仅是为了昨天，而是为了中国的今天与明天。

我一直提醒中国人不要忘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强调一个国家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历史习惯因素产生的影响。诺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过去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面临的现实制约、传统影响以及文化惯性，就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人习惯用“向前看”来抚慰自己虚弱的心灵，除了中共领导人至今还坚持“不能用后30年（改革）否定前30年”之外，我还见过许多“文革”的施虐者轻飘飘地将自己的罪行诿之于“那是时代原因”。殊不知，这种对自身与本民族恶行毫无原则的宽宥，正是中国今天陷入腐败堕落、连生存环境安全与食物安全都得不到起码保证的根源，也是政府发展成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无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无止境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的根源。

一个对自身在和平时期屠杀本国人民之国家罪错毫无悔罪之意并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的政权，人们怎么能指望它担当起将国家导向光明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