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的慰藉:美国百年前比中国还腐败

山西贪官候伍杰提前出狱,一众昔日曾沾其雨露之恩的政府高官、煤老板与当地名流富商列队欢迎,欲鸣礼炮迎接,这场景,用“人妖颠倒是非淆”来形容实在贴切。

候伍杰号称“卖官书记”,据说其经手卖掉的“乌纱”有逾百顶之多,此举培养了不少“袍泽故旧”;候任职阳泉多年,那地方产煤,依靠其致富的煤老板自然不少;候书记交友的原则是黑白通吃,因此与当地的黑社会势力称兄道弟,瓜葛甚深。

山西省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主要由上述三类人构成,这些人对腐败毫无耻感,难怪山西省成为中国矿难发生最多的省份,地下矿产与矿工生命化作金钱,源源流入煤老板与贪官们的私囊,留下一个地下采空面积超过全省土地面积十分之一的破烂山河,塌陷的村庄遍布全省,使用奴工的黑煤窑与以敲诈为业的“假记者”成为该省特产——山西其有救乎?

中国腐败之肆虐,当然不止山西一省。只要良知犹存,就会承认中国社会之腐败已算世所罕见。候伍杰出狱犹如英雄凯旋,此事暗含的文化密码不可忽视,这文化密码就是中国人普遍对腐败高度容忍,一些人对有能力腐败并帮助自身瓜分公共资源的腐败官员还崇敬有加。如果有人要说我这是对个别例证的夸大分析,我可以通过另一事例来证明,中国人因深知自身腐败不可救药,通过一种虚幻比较来自慰、并证明腐败正常的心理。

2012年12月1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中国腐败程度不及美国当年”。主要内容是介绍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家卡洛斯·拉米雷斯(Carlos Ramirez)的一项研究。这位教授用美国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腐败,与中国1990年至2011年的中国加以比较,认为在两国人均收入都是2800美元时(中国1996年,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报纸报道中的美国腐败程度达到中国的七到九倍。到两国人均收入达到 7500美元(中国2009年,美国1928年)时,报道中的两国腐败程度大致相当。拉米雷斯总结说,这次研究说明,虽然中国的腐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相比美国以往的经历还没有达到十分危险的程度。

这一比较方式的荒谬,在于这位教授在用两国报纸资料作为比较对象时,舍弃了一些基本前提:一、美国有自由媒体,中国没有自由媒体,两国媒体在报导本国腐败时,所拥有的空间是完全不同的,因而通过媒体揭发出来的腐败在其腐败总量中所占比例也是完全不可比的;二,人民有选举权、三权分立、有社会监督机制的美国,扼制腐败的能力远比中国要强得多。缺乏社会监督及相应的制度约束,是中国政府无法控制腐败的根本原因。三,拿来比较的美国报纸时段正处在“扒粪运动”兴起之时。

以上是常识,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应该知道——只看CCTV、人民日报等拒绝了解美国政治的人除外。但是,这篇文章在中国却获疯狂转载,重点在于借拉米雷斯之观点,即腐败有一种“生命周期”表达:中国的腐败没有什么可怕的,人家美国教授都说了,一百年前,美国的腐败比今天的中国还要可怕,人家不也过来了么?中国人往往挟洋自重,某事一经洋专家论证,仿佛就经过世界性的权威认证,正好拿来聊以自慰。

可以说,这位美国教授舍弃制度约束做比较,是其眼界狭窄,见识不够;中国人用来自慰,则实在是让人痛心的荒唐。尤其是当人们面对以下事实:美国的反腐败是通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揭丑闻运动开始的,中国人就更应该知道,北京正在加强控制媒体与管制网络,这点足以证明中国当局缺乏反腐败的诚意与决心。

美国立国先贤创设的制度使美国社会具有纠错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宪法赋予了美国人民政治权利,特别是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这些保障所有权利的基本权利。接下来我们看看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等如何在清除腐败中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19世纪是以铁路建设带动的,经济发展与腐败共生。联邦政府对铁路公司的两亿多英亩土地赠予与其他优惠,为官商互利、 金权交易提供了千载难逢之机。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发表于1873年,作者通过对一位企业家兼政客的描写,揭露了西部投机家、东部企业家和政府官吏三位一体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黑幕。我当年读这本书时不到15岁,第一章中一段描写让人印象深刻:任何人走进国会大厦,哪怕遇到一位扫地的清洁工,也千万不能小看他,因为他可能是某位声名显赫的国会议员的乡下亲戚,是通过议员大人的安排才得到这个位置的。这位机智锐利的小说家用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例,由浅入深地为读者揭开美国“镀金时代”的黑色帏幕。

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20世纪的第一位总统,他入主白宫之时,美国表面繁荣,但腐败蔓延、道德沦丧及其它潜在的危机已浮出水面。企业家与官员相互勾结,操纵城市管理,这种政企关系被称为“看不见的政府”。一些记者和报刊对现状极端不满,致力于深入调查报道黑幕,深挖丑闻,揭示社会阴暗面。这场记者揭发黑幕的运动,被称之为“扒粪记者/扒粪运动”(muckraker)。其名称源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6的一次演讲。在这一演讲中,罗斯福表达了对这批致力于揭发丑闻的记者的不满,将他们比作英国作家约翰·班扬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一个反派人物:从不仰望天空,只是手拿粪耙,埋头寻找并打扫地上的秽物。但是这些被批评的揭丑记者对这一批评不以为然,反而欣然接受这个称号。后来,人们便将这种新闻及报道这些新闻的记者和报刊称为扒粪记者、扒粪报刊等。

美国历史给予扒粪记者/扒粪运动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第四权力的重要体现,对美国社会的净化起到了非常巨大而正面的影响。与此同时产生的连续性报道和深入报道在美国媒体上得到传承,其报道方式和关注点对美国新闻界影响巨大,巩固了记者“无冕之王”的地位。

中国的反腐败早已过了最佳时段,在政治管制之下,反腐揭黑记者本来就是在夹缝中艰难求存,被揭发者利用黑社会手段报复记者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各种腐败将社会折磨得精疲力尽之时,民众对腐败的认同度越来越高。这些社会条件,都与当年美国开展扒粪运动之时很不相同。所以,中国读者切记不要被拉米雷斯这篇文章的论点迷惑,“错把杭州当汴州”。

美国《肥咖法案》带给中国精英的烦恼

美中关系之“亲密”造成以下现实:美国的蝴蝶只要轻轻扇动一下翅膀,中国总能掀起轩然大波。2月14日美国财政部关于《肥咖法案》相关跨国协定的一条消息,给中国的精英阶层带来了冲击,不过他们的反应却是“手持团扇半遮面”,不想让外界窥探。

美国富人的“外国避税天堂”行将消失

先介绍何谓《肥咖法案》。美国2010年开始施行《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其英文全名是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缩写FATCA的前三个字母可译为肥胖,于是有人很聪明地将其译成《肥咖法案》,令人印象深刻,便于记忆。《肥咖法案》规定,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凡三年累计经常往来美国超过183天以上,只要个人或企业银行帐户超过5万美元或25万美元、保单现金价值超过14万美元,就符合查核的门槛,目的是为了减少美国公民海外逃漏税行为。该法案要求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与美国国税局合作,将美国公民(包括绿卡持有者)在各国的相关金融资料通告美国国税局。拒绝合作的外国金融机构2014年开始将受到重罚,并可能被拒于美国金融市场之外。

2013年2月14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已与瑞士签订跨政府协定(IGA),瑞士同意向美国国税局提供美国人在瑞士银行拥有的帐户资料。美国自2010年起已与英国、丹麦、爱尔兰和墨西哥签订类似协定,还有50个国家、地区正就此与美国展开谈判。例如,台湾正与美国谈判,但尚未签订协议,因为其中涉及诸多存户隐私的法律问题需要先釐清。目前美国与加拿大和中国的协商还未突破。

这一条款自2010年开始施行后,美国人把金融资产藏匿它国以避税的做法,风险越来越大,这在美国的一些富人中引起了恐慌。据新浪网引用《星岛日报》消息,2009-2011年美国人当中自动放弃美国国籍的“人数翻番达1781人”,该报道引述专为放弃美国国籍者提供财务服务的deVere集团的执行长格林的说法,今年1月份询问改变国籍避税问题的客户人数比普通月份增加了48%,并以中国影星李连杰于2009年放弃中美两国国籍成为新加坡公民为例说明美国丧失吸引力。

据美国的《联邦公报》公布,2012年前3个季度逾1100人脱离美国国籍。富豪脱离美国国籍主要是为了逃避《肥咖法案》的追究。例如,脸书共同创建人沙佛林(Eduardo Saverin)出生于巴西,1998年移民美国,2011年9月申请放弃美国国籍,改入新加坡国籍。据称,由于新加坡不对资本收益征税,他因此可每年少缴税金1亿元。但是,根据2008年生效的美国关于“适用弃国者”的法案,美国公民欲放弃美国国籍,或绿卡持有者放弃永久居民身份(如果过去15年中持有绿卡长达8年),只要他们过去5年中应缴所得税达到12万5千美元,或净资产达到2百万美元,或无法证明自己曾在过去5年中依法交纳应缴所得税,就属于“适用弃国者”的法定范围。“适用弃国者”必须在脱离美国国籍时完成纳税义务,这就是所谓的“出走税”(Exit Tax)。

中国精英的美国“船票”价格飚升

中国人——尤其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圈中人士——移民美国者不知凡几。据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2010年3月的“两会”期间披露,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共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法制晚报》记者曾绘制“中国富人移民地图”,展现出中国富人移民海外的主要流向、分布和资金投入。其结论是:在中国每年100多亿美元流向海外的移民财富总量中,有八成以上的财富贡献给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有不到两成被欧洲各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瓜分”。

今年1月,美国公布了最终版《肥咖法案》的实施细则。日前,我在国内微博上公布了美国与瑞士的协定后,博友一片叫好声,认为这是“美国在帮助中国反腐”。可是,那些利用权力挣钱的“裸官”与傍上权力挣钱的富人,对美国的《肥咖法案》实在恨在心头。在中国,他们习惯了大把挣钱却享受种种“豁免纳税义务”的特权;他们花钱移民,弄个美国公民身份或者永久居留权,只不过想买一份身份保险,何曾想过尽美国纳税人的义务?如果玩弄故技,继续逃避美国的税收,这在美国属于刑事罪,《肥咖法案》大大增加了中国富人在美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为了逃离中国这个可能的监狱,却要付昂贵的“船票”费用,不付就要坐洋牢,划不划算?富人与裸官们纠结得很。

实际上,对来自大陆的华裔富人来说,面对《肥咖法案》作出选择,比来自其他国家的人要艰难得多。中国的不少富人或者本身是贪官,或者通过官商勾结、在灰色地带运营致富,其间黑幕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虽然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政策半真半假,但贪官们永远都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更何况放眼周围,同僚、下属与亲密无间的小三,谁都可能断送他们的前程。与其说他们移民国外是贪图国外优越的生活环境,倒不如说他们的本意是为了逃避将来在中国可能遇到的法律制裁。他们选择美国,是因为中国政府坚拒普世价值,这是美国很难与中国签订引渡协议的原因,如此一来,美国便成为他们最安全的藏身之处。如果为了避逃美国税收而放弃美国国籍或绿卡,中国的富人们就不易踏上美国的国土了,就等于放弃最安全的避风港。

哪些国家可替代美国成为藏身地呢?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正采取措施收紧移民政策,很难保证它们不学习美国的《肥咖条款》。如果不考虑子女后代的发展,新加坡对中国富豪还有吸引力。但近年来新加坡对中国移民越来越不欢迎,据称,“中国移民成狮城人口头号公敌”。除了这些国家,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倒也提供了其它几处可以免缴税收的国家供选择,比如圣基思奈威斯,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够不细查地图就说出它的所在位置?

世界之大,难觅理想避风港

《肥咖法案》一出,对中国富人及裸官来说,选择美国作为避风港的成本之高,令其望而生畏。他们若老老实实申报在中国的财产和收入,每年要交纳的税收至少相当于所得的30%,对于在中国以权力或者勾结权力为资本享用免费午餐的中国富人与裸官来说,他们心理上无法适应,觉得大大吃亏。这是他们纠结的原因所在。

我认为,《肥咖法案》的出台是件好事,可以迫使中国的富人学会如何尽社会责任。在中国,富人不喜欢履行社会责任,移民他国后更是只想沾便宜,中国的好处与美国的好处全想要,两国的社会责任却都不想尽。《肥咖法案》至少可以强迫中国富人学会守法纳税。这方面,美国一些富人可以成为他们的表率。美国这两年面临财政悬崖,200位美国顶级富豪于2011年联名致信奥巴马总统,请求美国政府对他们多征税。中国富人但凡有这等社会责任心,中国何至于仇富情结如此之深?

中国没有“贫民窟”的虚荣后面 ——“新城镇化”的难点(三)

谈到中国的城市化,不少人都将中国城市没有出现贫民窟引以为傲,并以此作为中国专制政治优于印度民主制的主要论据。

中国剥夺了数亿农村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

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其实并非中国的真实状况。按照“贫民窟”一词的定义,就是“以低于标准的住房和贫穷为特征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如果中国按照京沪深广等四大现代化橱窗的标准衡量全中国,三、四线城市应该充斥着大量贫民窟。至于在少数大城市没有形成“贫民窟”,这一虚荣后面隐藏的恰好是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权这一现实:为了保证城市的“干净”,牺牲了中国农民的自由迁徙权。

这一点,中国官员并非心中无数。2011年4月12日,在“中国-东盟城市交流与合作”研讨会上,马来西亚的代表对中国城市市容羡慕不已,通过翻译不停地问中国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为什么你们的城市这么干净?为什么你们的城市里没有贫民窟?”李铁的回答还算实在:“作为政府的考虑,不希望在特大城市出现像巴西、印度等国的‘贫民窟’现象”,并指出“农村人口不能自由的进城镇落户,意味着他们在城市只能就业,漂泊生活,却不能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承认“这种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妨碍了中国农村的发展”。

因为语言与国情的隔阂,东盟代表也许不知道,李铁这几句话后面隐藏的事实很残酷,为了保护城市的干净靓丽,中国政府用有形的区隔(如户口制度),社会用无形的区隔(城市的高房价与高价格的公共服务)剥夺了高达数亿人口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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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就业,“新城镇化”=制造流民 ——“新城镇化”的难点(二)

从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迁移过程,而是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服务业扩展紧密相连在一起的一个现代化进程,其中就业乃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是重中之重。

本文分析中国“新城镇化”无法避免的一个现实问题,迁入城镇的农业人口的就业机会从何而来?

无就业机会,“新城镇化”只是“拆村运动”的延续

过去的政府投资及房地产泡沫留下的货币堰塞湖,其实只是快速城市化留下的问题之一。以下诸多问题影响到城市居住的质量与安全,如中小城市无就业机会,从而造成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负担过重,无法承受更多的人口(北京的雾霾已算是一个警告);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扩张的速度,尤其是新城区的教育与交通设施落后,对居民形成极大的不便;大量城市的桥梁、路段质量低劣,经常塌陷;全国城市下水管道建设粗糙简陋,每遇大雨就出现雨涝;大量公共设施与住宅建在未经净化处理的“毒地”(一些高污染企业留下的地块)上,对人体健康造成恶劣影响……

以上问题虽然严重,且麻烦多多,不断折磨着中国人,但都不如以下问题迫切,即大量被强迫“上楼”的农民无业可就。过去五年来,在中国20多个省市被强制推行的城市化过程(称为“拆村运动”或者“灭村运动”)当中,有数千万农民沦为城镇游民。

按正常情况,城市化有如此之多的遗留问题,无论如何也需要停下脚步,改善、弥补上述缺陷,再考虑推进“新城镇化”。但中国政府的政策具有不容质疑的中国特色,过去这些问题属于过去,并不影响“新城镇化”的推行。最近,国家住建部官员在纸上描绘出了一幅很有吸引力的蓝图:新城镇化作为“带动产业经济发展的引擎与发动机”,将实现新增消费9000亿元,实现新增投资64890亿元,实现GDP增加值2.6个百分 点,约占GDP增长值的37.15%。

中国经济过去多年来就是“无就业增长”。有人利用弧弹性的计算方法,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拉动就业约0.3个百分点;但自90年代以来,就猛降为0.1个百 分点。通俗一点说,就是每年GDP增速很高,却无法带来多少新增的就业机会。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无法就业,失去土地、没有专业技能的中老年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基本生存依托。

正在秣兵厉马的新城镇化,不管增加了什么内容,比如土地流转的配套措施、增加土地补偿款、甚至可以在当地将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等,只要没解决被城镇化的农民的就业问题,就是过去五年来拆村运动的继续,就等于制造新的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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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城镇化”的巨额资金从何来? ——“新城镇化”的难点(一)

随着墨西哥蒂华纳新工业区的出现,北京终于明白“世界工厂”将花开别处,只好重觅“经济发展支撑点”。从备位总理李克强近半年有关经济发展的讲话来看,“新城镇化”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其实,所谓“新城市化”(或者被定义成“城镇化”)从本质上来看,仍然延袭“以房地产为龙头带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只是增加了一些内容,比如农村人口的户口或可变为城镇户口等社会政策。但我认为,户口问题只可以解决对农业人口的身份歧视,但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成功及经济上的可持续性意义不大。

新城镇化的难题依次如下:推动新城镇化的巨额资金从何处来?谁会成为房地产的真正购买者?政策拉动的城市化,新增城市人口的就业机会从何处来?农村人口的土地征用产生的矛盾如何解决?

本文先分析前两个问题。

第一,“新城镇化”资金由谁投入?

后发展国家的城市化,一般是是产业兴起或转移过程加上政策引导共同形成的结果,其资金来源多元化。当年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就是这种情况,无论是工业区的建设、生活设施配套、物流等基础设施,都是以企业为主的各种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建成。但行将开始的“新城镇化”,正逢世界工厂由中国向东南亚、拉美等地转移,因此只能依靠政策拉动。所以“新城镇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巨额资金从何筹措。

从目前来看,新城镇化完全是政策拉动,因而只可能有一个主要的投资来源,即政府资金。

过去五年,中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萧条,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时保持一枝独秀,其方法是大量发行货币,所谓中央政府四万亿与地方政府投资十几万亿只是个概数,中国央行增发的货币远远超过此数,这有数据为证:截止2012年年末,全球M2余额高达366万亿元,中国的新增货币数量包揽了全球增发货币数量的一半。以2011年为例,中国在全球新增货币量方面的贡献率高达52%,2012年年末,中国M2余额接近百万亿。有趣的是,尽管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印钞机”,却一直堂而皇之地谴责日本的不限量宽松货币政策。

这种全世界历史上少见的货币增发,加之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因此超发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上只能在国内消化,其结果是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所谓通胀指标远远低于中国公众所感受到的物价上涨。但房价上涨这一事实却无法掩盖。2012年,英国豪宅物业顾问莱坊(Knight Frank)公布各国近五年房价平均涨幅,其中,中国以超过110%的涨幅居首,香港、以色列各居第二和第三,台湾过去五年房价平均上涨30.1%,排名第六。该项统计从2006年第四季到2011年第四季各国的平均涨幅,结果显示,中国过去五年来房价翻涨一倍多。以北京、上海为例,2011年北京市房屋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13173元,人均收入32903元,个人全年所得可购2.5平方米住房;上海市商品房均价为每平方米13448元;人均收入为36230元,个人全年所得可购2.69平方米。

从房产价格快速上涨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依靠大量超发货币维持的“经济繁荣”,其实是以货币迅速贬值、老百姓财富严重缩水为条件的。一个超出全社会大多数成员购买力、主要依靠炒房客支撑的房地产市场,只是一个被高度吹胀的经济泡沫。在泡沫未曾消退之时,由政府继续投资拉动“新城镇化”,后果将非常严重。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中国拥有如此大的货币存量,就如同头上顶着一个堰塞湖。“规模过大的货币存量会带来相应的风险,比如高通胀、资产价格泡沫或资金外流。”

这些就是中国此刻中国正在经历的现实,资本外流数量我在“ 习总的哈姆雷特之困:反腐败,还是不反?” 一文中引述中纪委一报告,并计算出其占同年GDP比例:2012年资本外逃估计突破10000亿美元,占同年GDP8.23万亿美元的12%;2013年的非法资金外流规模将达到1.5万亿美元,按GDP年增长7%计算,约相当于当年GDP的17%。

第二,“新城镇化”建成的住房由谁购买?

新城镇化中有个“镇”字,说明未来的城市化将不再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为主角,而是以三四线城市为主角。但不管以哪类城市为主角,房子造出来后总得有人购买,否则就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现在且来分析中国还有哪类人可做潜在的购房者。

中国的房价,使得80%以上的中国人无力成为购买者。中国的房产的购买者在2009年以前是由国际国内大小炒家构成,2009年以后,则是由中国国内炒家构成。这些人买房不租不住,囤房的目的就是为了资产保值并伺机赚钱。从2012年11月之后“不幸”被曝光的“房氏家族”(房叔、房妹等构成),只是其中少数人而已。

“房氏家族”购置房产,多半以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为目标,因为升值潜力大,市场相对稳定,变现容易。三四线城市基本不在考虑之中。因此,三四线城市的房产虽经一番炒作后,其需求仍然非常冷淡。最近,大房企相继从三四线城市撤回一线城市,中国“鬼城”正在蔓延。

更需要考虑的是,习近平自2011年11月以来不断宣示的“反腐”,以及全国40座城市房产信息即将联网的消息,使得“房氏家族”当中的重要成员(官员及国企经理)纷纷加入了抛房潮。这些人正在套现及转移资产,短期内不会重新再进入房市。未来的“新城镇化”缺少这支购房生力军,造出的房子将由谁购买?

尽管我知道“新城镇化”是未来总理心中发展大计的重中之重,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设想:“新城镇化”将要建造的住房,与现在全国660个城市那6540万套空置房有什么差别?这差别之大竟然能够为“新城镇化”营造出足够多的房屋购买者?

据国土资源部公布,2012年全国发现违法用地案6.2万件,涉及土地面积48万亩,其中涉及耕地面积16.1万亩。这还是房地产进入低潮后的征地状况。现在,“城镇化建设”有如弓在弦上,蓄势待发。但面对中国无数座“鬼城”——政府权力制造出来的泡沫经济样本,决策者至少应该先想好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头顶上方这座“货币严重超发”的“堰塞湖”会不会决堤?第二,有了几百座“鬼城”之后,中国还需要再建造新的“鬼城”吗?

 

「新市街化計画の巨額資金は何処から来る?ー新市街化の問題点1」

何清漣 @HeQinglian 氏ブログ

@Minya_J Takeuchi Jun 御免。

http://twishort.com/pyUcc

☆」2013/2/4

メキシコ・ティファナ市の新インダストリアルパークの出現で、北京もついにこのままでは「世界の工場」は別のところに花開いてしまう、と気がついて、仕 方なく新たに経済発展を支えるあらたな柱を探しはじめた。その任に当たる李克强総理のこの半年の経済発展に関する発言を聞いていると、この『新市街化』は 今後の中国経済の発展の核心のようだ。

実のところ、所謂『新市街化』の本質は、依然として『不動産を先頭の牽引車として経済成長させる』思考で、ただちょっと。例えば農村人口の戸籍を都市戸籍 に変える事を可能にする社会政策などをつけくわえて内容を増やしただけである。だが、私は、戸籍問題は農村人口の身分への差別を解決する事ができるだけ で、中国の「新市街化」の成功や経済上の持続的成長へ果たす意義は大きく無いとおもう。

新市街化」の難点はこうだ。まず、その為の巨額資金はどこから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か?。誰がほんとうの不動産購入者になれるのか?そして、政策が押し進める 「都市化」では、新たに増える都市人口と就業機会はどこから得られるか?さらに、農村人口の土地収用が産んだ矛盾をどう解決するかである。

 ★第一;「新市街化計画の巨額資金は何処から来る?」

後開発途上国の都市化は一般的に産業の勃興期か導入移行期において、政策的誘導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る結果で、その資金源はさまざまな方面から調達される。 かっての珠江デルタ、長江デルタがそうで、工業地区や生活施設、物流インフラが全て企業を中心とする社会資金の共同参加によって建設された。

しかし今、開始されようとしている「新開地開発」は、まさに「世界の工場」が中国から東南アジアや中南米に引っ越そうとしている時であり、牽引車は政府の 政策だけ、という時期で、まず第一の問題は巨額資金を何処から調達するか、である。目下の所、この計画は完全に政策主導型であり、したがって唯一の可能な 投資の元は政府資金しかない。

過去5年間、中国政府は経済低迷を怖れ、全世界が不況に喘いでいる時ただ一国、不況知らずだったが、その方法は貨幣の大量発行で中央政府が4兆元投資 (57兆円)、地方政府が十数兆元というのは大雑把な数字で、中央銀行の増発した通貨は遥かにこの数字を越えた。その証拠に;2012年末までに世界の M2(マネーサプライ指標)の残高は366兆元で、中国の新発行通貨数量は全世界の通貨の半分を占めた。2011年だと、中国が全世界新発行貨幣の総量の 52%に達した。2012年末、中国のM2残高は100兆元に近づいた。興味深いのは中国が世界最大の”紙幣印刷機”国なのに、臆面も無く堂々と日本の 「量的金融緩和」政策を非難していたことだ。

この種の世界史上にもまれに見る通貨濫発行にくわえ、人民元が国際通貨ではなく、いくら発行しても基本的には国内でしかその影響を消化出来ず、その結果、 深刻なインフレを招いてしまう。 中国の国家統計局の所謂インフレ指数は中国人が感じている物価上昇とは相当スゴイ隔たりがある。が、住宅価格の上昇は隠 せない。2012年、英国の高級住宅・不動産アドバイザー・フランク・ナイトは世界各国の5年間の平均家屋の上昇率は30.1%だと明らかにした。

その中で、中国は110%を越え値上がり率のトップ。香港とイスラエルが続いた。台湾は30.1%で第六位。この統計項目は06年第四期から2011年 第四期までの各国平均だ。結果は5年間でも中国は2倍以上上昇していた。上海と北京を例にとれば、2011年北京市の家屋売買平均価格は平米13,173 元、個人の平均年間収入は32,903元、つまり普通の個人の年間所得でやっと2.5平米の住まいが買える計算(*爺注;飲まず喰わずでだ!)である。上 海では建て売りマンションの平均価格は13,448元、個人の年間所得が36,230元。個人の1年間の所得では2,69平方しか買えない。

住宅価格の急速な値上がりという事実は、中国は実際には貨幣価値が急速に落ち、庶民の財産はどんどん目減りするという条件のもとで、だが大量の超通貨発行によって経済の繁栄を維持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

社会の大多数の人々の購買力を越えて、不動産転がしの客によって維持されている不動産市場はただ無理矢理膨らませた風船のようなものだ。バブルが消え始 め、政府の”新市街化”で投資が継続されたら、いずれ大変なことになる。前中央銀行政策委員会の李稻葵委員は「中国がこれほど大量の通貨発行を擁するとい うことは、山の上に塞止湖があるようなもんだとし「規模過大な通貨流通量はインフレや資産バブル、資金流出など相当な危険を伴う」と言っている。これがま さに今、中国が経験している現実である。資本の流出については、「習総書記のハムレットの悩み、腐敗退治なすべきかか、なさざるべきか」 (2013/1/30)に書いた。

その中で中央紀律委員会の報告を引用したが、そのGDP比率を計算すると;2012年の資本海外流出は1兆米ドル、同年のGDP8.23億米ドルの12%、2013年は違法資金流出規模は1.5兆米ドル、GDP7%増計算で17%にも相当することになる。

 ★第二;新市街地の住宅は誰が買うのか?

「新市街地」(中文では「新城镇化)には「鎮」(訳注;「鎮」は県・自治県の下に位する行政単位)の文字が有る。ということは未来の新開地は、北京や上 海、広州などの大都市が主役でなく、三、四線級の都市が主役、ということだ。が、とにかくどんな市だろうが、家屋ができたら誰かが購入者にならなければな らない。でなければ「持続的な発展」なんぞあり得ない。では、今、中国にどんな種類の人が潜在的購買者になりうるのか?

中国の住宅価格では8割以上の中国人は購買者になれない。09年以前は購入者は国内国外の投機家だった。09年以降は、国内の投機家だけになった。こうし た住宅は貸しもせず住みもしないで所有だけして、値上がり利益で金儲けするのが狙いだ。2012年11月以降、運悪く悪名高い『房氏の一族』(様々な家族 の名義で不動産を所持する一家)として暴露されたのは、そのほんの一部にすぎない。

『房氏の一族』は北京、上海などの大中都市を狙う。そのほうが値上がり潜在力が高いからだ。市場も相対的に安定しており、現金化も容易だ。だから、三、 四線級の都市の不動産は一回転がされると、その後の需要はさっぱりないのである。最近では大型住宅企業が三、四線級都市から撤退し、中国中に「ゴーストタ ウン」がいっぱいだ。

さらに、習近平が2011年11月以来ずっと言う所の「反腐敗」と全国40都市の不動産情報をネットワーク化するという話で、「『房氏の一族』(実は役人 や国営企業のトップ)が次々に投げ売りしている。この連中は現金かして資産移転を謀っており、当分は中国の不動産市場に客として舞い戻ってきはしない。と なると、これから作られる「新開地」はこのような家屋購入の意欲ある新鋭部隊を欠いている、となれば建築された新しい家屋は誰が買うというのだ?

だから、私はこの”新開地計画”が未来の総理の胸に描かれた発展大計画の核心をなすはずだと知ってはいても、「新開地」に立てられるその住宅というのが、 今、全国の都市にある6540万戸の空き家と何処が違う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らない。その違いはほんとに「新開地計画」で十分な購買者が見込めるものなのだろ うか?

国土資源部の公表資料によると2012年の全国違法用地事件は62000件、関連した用地面積は42万ムー、うち耕地面積は16.1万ムーだった。これは 不動産取引が低調になってからの土地収用状況である。計画は満を持して弓につがえられた矢のように出番を待っている。しかし、政府の権力で作られたバブル 経済の見本である中国の無数のゴーストタウンを見る時、政策決定に当たる人間はまず先に二つの問題をよく考えたほうがいい。ひとつは、中国の頭上にある、 通貨の濫発による”塞き止め湖”は決壊しないのか? 第二には、もう既に数百ものゴーストタウンがあるのに、中国は更にあらたなゴーストタウンを作る必要 があるのか?である。(終)

原文は 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2/04newurb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