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俊卿的故事本來就奇特——奇在他開創了一條所有貪官未走過的新路，讓女方自願奉上金錢與肉體，財色雙收，還能讓這些“馬哲女”因相思而心有戚戚，因相晤而欣喜若狂。但如果到百度的衣俊卿吧去看看，領略眾多“洗衣粉”對衣的狂熱，更會覺得這個故事奇上加奇——不過，我指的是1月21日以前的衣俊卿吧，此後這個吧已經有了“洗衣粉”的異類，原因似乎是原來堅持不讓發表對衣師的負面議論的吧主離職。

我之所以要分析這個吧里洗衣粉的“學術”取向，唯一的原因是因為馬哲一直還是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顯學，這個吧的言論正好折射了“顯學”的沒落與無聊。

一個自我陶醉的封閉小王國

衣俊卿的大名，我通過常艷女士《編譯局言情錄》的故事方知曉。為了彌補自己的孤陋寡聞，去網上搜索了一番，才知曉他近期內熱衷高唱“三個自信”、“中華復興”等口號，即便他不是“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獨家發明者，大概也算是首倡者之一。當習主在報告中反覆強調“三個自信”之時，衣卿及“洗衣粉”的眼前大概浮現了一架通往雲霄的登天梯。

百度上這個由100餘位洗衣粉組成的“衣俊卿吧”，就這樣跳入了我的眼帘。常艷《言情錄》說得明白，“洗衣粉”是衣俊卿的崇拜者的自稱。去年12月中旬，常艷《言情錄》在網上流傳之時，那個吧上有120餘位“洗衣粉”。她們對“衣師”的款款深情，從網名“小王子”、“永遠的小王子”、“華麗復興”就可看出。我第一次登陸此吧，正值衣局長財色雙收的風流罪過滿世界流傳之時，但該吧置頂的仍是“2012年的衣師，謙謙君子，笑靨如花”。“謙謙君子，溫潤如玉”。還有很多帖子稱其為“衣帥”。明顯是模仿追星族“雲龍迷”對影星柳雲龍的稱呼，寓意應該是以“衣帥”的小兵自居。

1月21日編譯局23位“馬哲女”的照片名單被展示於互聯網之後，我去衣俊卿吧再度潛水，想看看“洗衣粉”們有什麼新動向。發現這個吧上多了十餘位註冊者，並上傳了常艷的《言情錄》，為這個專門歌頌“衣師”的封閉小王國投進去了一塊塊石頭。只不過，這些“洗衣粉”忠心不改，雖然不敢說新華社消息是造謠——因為她們以“衣師”在新華社及《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為最高榮耀，但依然希望“衣師堅強，要挺住”。一位中級粉絲“王希鳳88”立場鮮明，罵“常艷是小人，摔壞了我們心中的一塊美玉”，“我們這裡的人認為，常艷是衣老師的對立面派去的卧底，專門害衣老師的”。當然也有人比較聰明，發貼希望大家表明只是“思想上的衣粉”。但該吧字裡行間流淌的曖昧，讓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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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持之以恆地釋放習近平可能或者必須政改的念想，1月13日香港《明報》刊登的那篇題為“遭冒名出書談政改，空軍上將劉亞洲擬究責”的報道，應該可以讓這些一廂情願的觀察者們稍稍降低熱情了。

這篇報道的大意是：一本名為《劉亞洲國家思考錄》出版，該書編者“王易”聲稱輯錄了空軍上將劉亞洲發表過的言論。部分內容提及中國真正崛起取決於政改一役，而政改核心是民主化，尤其是中共黨內民主化。據稱，該書正文部分由2005年以前在網上流傳的“劉亞洲講話”輯錄而成。但據說只有一篇關於伊拉克戰爭的文章證實為劉本人的作品，其餘均未經證實。《明報》消息稱，該書未經劉亞洲授權，劉正考慮追究責任。

這類託名於“劉亞洲將軍”的時政論文至少在中文互聯網上流傳了近十年，所謂《劉亞洲文集》都出過若干本，網上曾有消息稱，成都軍區曾將其做為學習材料下發。但以前劉亞洲從未聲明過這些文章是託名之作，為何在此時此刻卻要聲明？其中自有原因在。

先看事實。自從2003年以來，中文互聯網上不斷流傳號稱“劉亞洲將軍”的作品。不少文章涉及中國現狀、外交及政治體制改革等話題。當時不少頗有名聲的人曾撰文盛讚這些文章的開明、睿智與深刻，並從中引伸出“中共高層改革派隱然成勢”的評斷，讓不少人對黨內改革派、軍內少壯派充滿美好希望。當這傳說開始時，我並未在意，直到後來發現我的長篇論文《中國改革的得與失》被人冠以“少將劉亞洲”之名並被反覆引用，以證明黨內改革派如何開明之時，我才關心此事，其間雖然作過澄清但效果不彰。直到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將此文作為其對太子黨開明這一立論出發點時，我才認真寫了一篇《介紹錢理群“對老紅衛兵當政的擔憂”並釐清一段文字公案》，陳述了這段糾葛。但劉將軍並未就此置辭。原因我只能猜想：一，是他人將我的文章冠以他的大名，與他無關；二，當時形勢未明，談政治體制改革並非高危行當。

因此，這本《劉亞洲國家思考錄》的命運之所以有異於它的幾本“前世”之作，被劉亞洲本人聲明究責，只能說，時移勢異，在高層已經反覆強調“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視民主政治為邪路之時，他必須劃清自己與“邪路”的界限。我想，對習近平等人究竟想幹什麼，接近權力核心的劉亞洲心裡當然比外圍這些一廂情願的觀察者更清楚。

回顧習近平近幾個月來的發言，他反覆強調的就是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統治。對於黨內在胡錦濤第二任期內已隱然成勢且導致“薄熙來事件”的毛、鄧路線之爭，他並不想讓其延續下去。對此他採取了折衷方式：在講話中肯定毛澤東思想之後，立刻又“南巡”以表示繼承鄧的改革開放路線。當毛左與既得利益集團都認為習近平偏向自己並互相攻訐之時，習在1月5日中央黨校的中央委員、侯補委員“十八大精神研討班”的開班儀式上發表講話，表示“兩個三十年”有前後繼承關係，不能用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後三十年否定毛澤東的前三十年，這等於宣示他連“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文革”都不否定。對這一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精心解讀為“前後三十年，一條復興路”。

觀看中國政局，尤其是許多上不了台盤、且其詳情不為外人所知的權力鬥爭時，雖然要用上“中南海占星術”（與“克里姆林宮占星術”同義），但在權力交接已經完成，權力格局基本確定的情況下，中共高層反覆宣示的，其實就是他們今後想要走的政治道路。

那麼，為什麼還有人反覆表示，習近平一定會政改呢？我認為這是人們主觀願望投射的結果。

對西方等國家來說，中國的“制度信用”一直是交往中的障礙。無論是外交還是經濟往來，尤其是國際大事件中，他們經常痛感到中國特色的制度障礙，因此希望中國儘快走上民主化道路。這種期望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一直延續至今，中國先將其稱之為“和平演變”，後來改為“西方的顏色革命陰謀”。儘管現在西方觀察者在中國問題上已經內行多了，但仍然會有一些讓人解頤的評論冒出，比如《華爾街日報》就曾刊登過一篇文章，認為習有位光芒四射的歌星夫人、女兒在哈佛讀書、習在美國呆過數周、其父開明的遺傳基因，所有這些將是促成習近平政改的重要因素。

中國知識層與中產階級盼望政改，是因為舍自上而下促成政改這條道路之外，並無任何可行的途徑。社會底層的仇恨情緒，並非針對體制及中央高層，更多地是針對貪官污吏、商界精英及知識文化精英。看到“革命”的戾氣在蔓延，知識層與中產層只好不斷地發起政改呼籲，敦請中共高層儘快改革。近來的《改革共識倡議書》與南周事件引發的社會聲援，都可看作這種訴求的急切反應。

其實中共高層視政改為畏途，還可從王歧山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可看出。我曾寫過“‘托克維爾熱’折射的中國政治困境”一文，特別指出王歧山多年來力薦此書有雙重用意。對知識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意在提醒：歷史進程未必如他們所願，中共垮台之後未必會帶來民主與秩序，更可能出現的局面就像當年法國大革命一樣，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潭，清算富人、踐踏精英將成為常態；對統治集團 則是警告：托克維爾定律告訴我們，“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大家千呼萬喚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斷頭台政治重演。

由中共立場觀之，無論是中國社會底層的仇恨情緒，還是“阿拉伯之春”後各國統治者覆亡的經驗，都讓中共認定：放棄一黨專制是自取滅亡之道。基於此，中共挑選大管家的首要標準是政治可靠。從北京的立場與利益看，習近平確實是在與其資格相近的高官中接替胡錦濤做黨魁的最佳人選，第一，無論是與中共政權的家世淵源還是本人思想，都絕對可靠，決不會成為“戈爾巴喬夫”式人物；二、與其前任胡錦濤相比，習敢於任事。與同是太子黨出身且手腕果斷的薄熙來相比，習近平行事張馳有度，在各種矛盾關係中較能收斂，不至於使黨內高層矛盾激化。因有以上長處，他便被挑選來為中共掌舵。可以說，習近平是中國紅色政權的守護者，如果指望他帶領中國走上民主化道路，那是緣木求魚。

唯一的變數是經濟。如果中國經濟爭氣，能夠再撐十年，習近平就不會改革。但如果經濟狀況惡化，並導致嚴重的財政危機，在巨大的壓力下，習近平或許會半心半意地開始改革——只是這個“或許”，至少得在第二個任期之內了。

在中國當局富有彈性的打壓下，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南方周末》事件”已告結束。但是北京高層心中非常清楚：南周媒體人三份訴求目標並不高的聲明能夠掀起如此大的巨浪，不完全在於《南方周末》的號召力，也不是《南方周末》這家報紙與支持者有直接相關的利益，而是中國知識階層及城市中產階級積蓄已久的改革願望藉機噴發。

促使中國社會發生變化的因素已經非常明顯：

一、群體性事件增多，利益受損者群體數量龐大

2012年12月，兩份有關中國群體性事件的報告相繼出爐。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13年藍皮書》指出，每年群體性事件“可能多達10萬餘起”，這個數字當然是保守，因為另有管道列出的數據多達20餘萬起。但該報告指出的新特點卻值得關註：在空間上從中西部向東部延伸、規模增大、時間拉長。群體性事件涉及的社會衝突仍然是近年來一直存在的三個問題：征地拆遷、勞資關係和環境保護，征地拆遷導致的群體性事件佔50%左右，環境污染加上勞資關係問題引發的群體事件佔到30%左右，其他的佔20%左右。

法制網輿情監測中心發布了《2012年群體性事件研究報告》，除了指出過去五年來因環境污染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明顯增多之外，還總結了兩個重要特徵，一是群體性事件參與者數量眾多，人群組成複雜，經濟發展水平在該區域內處於較領先的位置。二是城鎮居民參與的群體性事件佔51.1%，稍高於農村居民 46.7%——以前，農村地區的群體性事件發生高於城市，這一數據表明當前社會矛盾正在由農村向城鎮轉移。

從人口數量上來說，中國目前利益受損群體至少有四個不可忽視：失地農民（1.2億至1.3億）、複員轉業軍人未能得到工作的（據說幾十萬）、歷年積壓下來的失業大學生（據說高達1500-2000萬左右）、信仰不同的宗教團體。

上述四個群體當中，失業大學生基本無組織，失地農民的反抗主要藉助於地緣關係而產生的共同利益；複員軍人則是利用原來在軍隊里的戰友關係轉相組合，都是低組織化的利益聚合。宗教團體的凝合功能最強。中國政府以“宣揚世界末日”為由打擊全能神教作為2012年“維穩”的最後一役，說明這類宗教組織是中國當局最在意的一種力量。

西藏、新疆與北京的離心化程度正在加深，這加劇了“中國問題”的複雜性。

為什麼中國政府面對如此多的社會矛盾、民族矛盾，還堅持絕不改革的愚頑立場？說起來全得益於中國社會結構的沙礫化狀態，民眾有如一盤散沙，階層、群體之間缺乏基本信任。

二、社會信任程度嚴重下降

1月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社會心態藍皮書》發布。這是該所發布的第二份有關社會心態調查的報告，除了指出官民之間互不信任、社會共享價值缺乏，難以形成社會共識之外，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項指標是：中國社會總體信任指標進一步下降，低於60分 的“及格線”，出現了人際間不信任擴大化、群體間不信任加深等新特點，並導致社會的內耗和衝突加大。該報告如此闡述：

“階層意識強烈影響社會心態和社會行為。底層認同、弱勢群體認同依然比較普遍，底層認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心態和行為的關鍵因素，影響到社會成員對社會安全、社會信任、社會公平感和社會支持等方面的感受，也成為採取社會行動的依據。”

“階層分化和底層認同使得民意極端化，常常表現出一邊倒的聲音和行為。極端化格局下，群體進一步分化。常常出現由事件引發的，短暫、鬆散、無組織、無目標的利益群體。越來越多相同利益、身份、價值觀念的人們採取群體形式表達訴求、爭取權益，群體間的摩擦和衝突增加。”

這種局面對當政者來說極其有利。
2013年1月上旬的“《南方周末》事件”在推特圈的反應正好證明了這一點。認為《南周事件》是中共內部的家務事，過去曾挺過韓寒，因而不應該支持等各種意見紛然雜陳。一條被反覆重推的推文是：“N姨太撒完嬌，依然回去做她的姨太太去了。雖然在外人看來，這個姨太太面目嬌好、儀態萬方，仍竭力保留學生妹的清麗模樣，但她畢竟仍然是老爺的姨太太而已。抱有各種性幻想的淫們，洗洗睡吧。”（更詳盡的分析請見拙文《“南周事件”折射的社會分裂》）

三、社會不信任感使社會沙礫化結構固態化

我曾指出過，一個社會要想正常運轉，四個層次的社會信任不可缺少。對內有三個層次：民眾與政府之間的政治信任（包含法律信用）；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商業信用；社會個體之間的互相信任；對外，則是國際社會的制度信任。

隨着傳播手段的現代化，中共政治謊言欺騙力日益下降。維持這個四個層次信任均已喪失的國度，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政治暴力。

但對中國形形色色的反對力量來說，自1949年中共消滅中國自主性力量以來，民間社會已經喪失了自組織能力。面對中共，利益逐漸分裂的社會各群體之間本來就如同一盤散沙，如今連“信任”這一粘合劑都已經喪失，這種砂礫化狀態在任何時候都無法對抗中共的強暴力。（參見拙文《從“南周事件”看中國的集體行動邏輯》）

無組織的力量最易被有組織的力量擊潰。往最低目標說，這是許多環境維權最後流產的主要原因，以大連PX項目為例，發生之時，如風暴捲來，其勢嚇人。但因為是臨時聚合，既無組織監督政府履行承諾，也未能與政府達成一些可供日後監督的協議，反抗者散去之後，政府靜悄悄地開始這一工程。往最高目標如撼動政權，迫使政府作出改變來說，這種地區性的群體性事件很容易被中國政府擊潰，這就是中國每年10-20萬起群體性事件無法撼動中共政權的主要原因。

中共政治暴力機器前所未有地強大，本阿里、穆巴拉克都遠遠不如；但中國民眾的一盤散沙狀，也遠較這些國家為甚，因為那些國家至少還有伊斯蘭教作為社會粘合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