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友人对我近期积极参与政治议题的讨论，高调地参与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典礼，把自己从一个公共卫生专家的形象转化为一个政治不同政见者，表达了担忧，担心影响我们在中国国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和员工安全。这种担心无疑是有理由的。也有人认为，这是障眼法，旨在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我究竟为什么要积极参与政治呢？
首先，20多年来，从我是医学生的时候，我就关心政治和参与校园内外政治议题的讨论和活动。我认为，政治民主、人权保障和我所从事的公共卫生事业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选择了非政治路线，试图不得罪执政当局，求得宽容、理解和支持。
但公共卫生公益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遭遇政治问题。1993年5月，因为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引入人权概念，我和我的领导陈秉中先生受到中共4个部委联合批评，被指责为鼓吹同性恋、鼓吹人权和同情妓女。我随后失去工作，陈秉中先生被免除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职务。
2010年伊始，正值我创办和负责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发展良好，成功为受到艾滋病威胁的多个边缘群体提供健康和法律服务之际，多达10个中国党政部门前来骚扰和阻止我们的各项活动，令我们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员工安全受到威胁。我自己迫不得已在今年5月初来到美国访问，暂时摆脱当局的骚扰和威胁。
我注意到，在一党专制的国家，非政治性的公益活动受到各种限制，特别是其独立发展到一定规模时，被执政当局视为政治威胁，随时遭遇骚扰和打压。而专制国家，民间企业家也不敢热心公益，不敢提供经济支持。
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针对广泛的公民组织采取行动。年初，教育部文件点名乐施会，要求各个大学阻止乐施会等机构在大学招募志愿者到维权组织里工作。3月下旬，在教育部要求下，北京大学宣布解除对北京大学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的挂靠。3月下旬，NGO发展交流网被关闭。
而如果有政党竞争，新兴组织，即便很小，也会受到各方政党支持。政党竞争，自然会把企业家和公益事业串联起来。企业需要政党代言和保护，政党需要民众支持，自然带动企业资助公益事业。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那么严重地自我审查，不要画地为牢，不应该把政治舞台留给专制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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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诚心请教博主是如何能跑到美国去的? 为什么选择美国, 那边有人接应吗? 此外博主现在一个人在美国, 是靠啥过日子的有人发工资吗?
难道只有替共产党卖力才能获得报酬，单纯为了中国的弱势群体服务就不该被付酬吗？什么逻辑呀！只要良心别被钱收买了才好呀！
“我们不应该再那么严重地自我审查，不要画地为牢，不应该把政治舞台留给专制统治者。”———说的好！！！
不应该把政治舞台留给专制统治者。写的好。。。现实中多少年轻人都被房价压的踹不过气来。。。
一个言论都不能自由的国家，还谈什么公平啊！一个连字都不会写的人，在墙上画再多的线条都是多余的！中国也许不需要联邦制，但是绝对需要公平公正和公开！100%的老百姓要获得幸福的生活！而不是一小部分人！
中国汉儒家文化与民主宪政可以兼容孔子曾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职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虽千万人吾往矣。刘晓波当之无愧，生不逢时。这是献给未来的中国。反抗邪恶暴力，独裁暴政，对国内极权暴力和高压恐怖的反抗，对民主宪政下的和平之向往，持之以恒。这是对中国非和平暴力本性的集中揭露。这是诺贝尔精神的又一种延伸，也是为诺贝尔奖增光添彩。
中国仍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专制国家，一个拒绝普世价值的落后国家，而这与它有多少GDP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