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一篇博文中指出，2009年来，公安部沿用2007年建成的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机制，开始建设全国公安“大情报”信息综合应用平台，对七类重点人员实施动态管控。根据浙江省公安厅2010年3月份制定的《浙江省公安机关重点人员动态管控工作规范（试行）》，七类重点人员包括涉恐人员、涉稳人员、涉毒人员、在逃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和重点上访人员等。

同时，公安部“大情报”指挥中心可以瞭望和动态管控任何当局认为重点或危险的人员，其触角到达各个社会角落和群体。公安部也不再只是政策制定者，公安部已成为动态管控指令发布者和监督执行者。按照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的讲话，“建立指挥与处置直接对接的扁平化实战机制”。

尽管中国作为一个寻求独立发展的大国，面临发展本身和多方面政治挑战，包括政治制度转型的压力，中国政府有理由建立一个有力量的情报体制，用于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公安部的这个“扁平化实战机制”是危险的，不仅伤害人权，也伤害中共统治的基础。

首先，中国缺乏健全的法律体系，缺乏民权保障机制，更没有政党对抗的制衡，而公安系统通过现代化的信息系统和身份确认机制，对个人权利构成严重威胁。其次，中国公安系统大权在握，即便在中共体制内，也缺乏可以制衡其权力的机制，比如，公安人员不需要通过法院就可以对重点人员采取维稳行动。而且，公安大情报系统信息不透明，缺乏监督机制。

把公民的身份信息输入电子系统，把公民的行为或状态固定化，实行全国性的动态管控，在一个开放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必然伤害中共统治的基础。中国社会已经走向多元化，不是简直的黑或白，而且中国人口众多。公安部“扁平化”指挥与处置，一般情况下只能发布简单的指令，并规定硬性回馈指标，而令地方公安无法根据现场具体情况来处理具体个人的具体案情，难免出现粗暴、冤情和社会反抗。但因为指令来自公安部，涉及硬性评估指标，地方公安恐怕就会强制实施，而置法律和证据于不顾，最终伤害中共统治的基础。

同时，中共党政系统成员也是多元化社会的一部分，公安部大情报动态管控的7类重点人员并不是孤立的。重点人员之对中国社会稳定重要，在于其要么和中共党政体制密切关联，要么其和中国社会深刻地联系在一起。谁不会出现精神健康问题呢？谁能够保证党政系统内不会用精神疾病的帽子来打击异己或进行政治迫害呢？

正如人类自体免疫疾病一样，公安部大情报动态管控机制，不仅伤害中共的挑战者，更伤害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