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国家、支撑一个社会的支柱是精英阶层，尤其是位居中产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对其所在国政权的态度，是衡量社会兴衰的晴雨表。精英阶层对政府的向心力强，社会就稳定；精英对政府离心离德，则表示社会丧乱，已居动荡边缘。
考察百余年以来中国精英阶层与政府的关系，至少有三个阶段居于离心离德之状态，精英阶层对政权都采取了“精神出走”的方式，即在政治上与政权不再保持一致，有可能时另谋出路。考究这三次“精神出走”的原因，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社会丧失了吸纳精英的正常机制，人才流动的上升通道严重梗阻。
清末精英的出走与废科举有关。自从唐朝开科举制为寒门学子提供了一条社会上升管道以来，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日渐式微，“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中下层的激励机制，“白衣卿相”成为政治美谈。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旧管道已废，新管道还待形成。从清中叶以来形成的文士过剩现象至此更形严重。一个政权如果无法提供吸附精英的制度性管道，必然导致大批精英对政权的精神出走。这种出走由于“反满兴汉”而被赋予合法性，最终导致精英的反叛，以中产阶层、知识精英与学生为主体的社会阶层最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主义集团，成为清末立宪、辛亥革命乃至后来国民革命的主体。这一社会鼎革时期，曾在20余年之内为大批精英提供了超常的社会上升机会，出身底层的精英除了牺牲者之外，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国民政府的栋梁，少部分人如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则成为共产革命的主将。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中期，中国又有一次候补精英大出走的潮流。当时中国公私并举，在现代大学及中专教育已经成型。但由于战乱绵延等原因，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却不足以吸纳每年毕业的学子（军校除外）。从当时的许多文献及经历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其时进入公务员系统也需要请托门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大多只能将自己的学历当作一份体面的嫁妆。不少寒门出身的学子只能回到家乡谋求中小学教职或在大城市边缘性就业。到了40年代情形更为恶化，赵丹等人主演的进步电影《十字街头》、《桃李劫》反映的其实就是当时青年学子毕业即失业的困顿与焦虑。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寻找出路就是在这时代背景下发生的。1949年中共建政前后，由于对人才的需求，大批录用了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子。上述知识者既是后来中共的建设人才，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对象。
21世纪前十年，中国承接上世纪90年代无就业增长之势，形成了知识型劳力过剩之局。大学生与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与民国政府30－40年代一样，成了家世的竞争。对于大多数小城市及农村青年来说，一职难求。家庭的教育投入因学费上涨而成为中国背负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但学校却已经不能成为 “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大学生、研究生正在成为或者行将成为对现政权的精神出走族。
对中国现政权与社会发展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还有另一类蔚然成风的出走，即精英的移民。这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出走。今年6月份中国有两项调查揭示了这种精英出走现象。一是新浪网发布的调查，参与调查的7千多人中有比较模糊的移民意向达到88.2%；二是汇丰银行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月薪超过12000元、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人，这部分人当中10年内有移民计划的达到60%。面对这一调查结果，国内媒体称为“精英集体逃亡”。而逃亡的原因主要是国内缺乏安全感、子女前途以及环境生态恶化等。由于收入下降、无力养老等，中产阶层的焦虑感日渐加深，这种精英出走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近现代中国精英三次出走的原因可概括如下：一是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二是中产阶层夹在上层的政治压迫与下层对社会秩序的侵蚀之中，看不到生活的出路。也就是说，近两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前现代小农经济的中国，还是现代化早期的民国，抑或初步完成现代化的今日中国，人才上升管道似乎都只能在社会革故鼎新之时短暂出现，更多的时期则处于社会无法吸纳精英状态。这种状态如果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动乱还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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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师博古通今，既能准确把握现实，又能前溯历史，看后受教不少。想请教：中国之所以老出现这种状态，是不是与何老师常强调的人口因素有关。我多年就拜读过您在走向未来丛书中那本有关人口的书，受益匪浅。
没错。从乾隆晚期开始，中国已经陷入人口过剩的灾难，当时人的笔记中写过不少有关物价上涨、人员游荡、文士过剩的现象。我在《人口：中国的悬剑》里对此谈得很清楚。
欢迎常来。
危邦不赴，乱邦不居。这种国家，能逃的都会逃。逃不了的，只好留下来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子弟有几个没有外国“绿卡”的呢？
If you have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please let me know how to access it. Thanks.
写的很好，第一次在twitter上看到您的大作，我可以转载吗？只是个人blog里转载，会注明出处，谢谢！
欢迎转载。谢谢。
中国不是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在思维方式上有一个明显的误区：非对即错！所以即便是精英执政，也往往是借助权力，拉一派，压一派，玩平衡术，或者叫帝王之术。当然，政权的暴力更迭也就堕入轮回中了！
这是因为中国从未真正普及大众义务教育。
即使有普及的一天，还有教什么和如何教的问题。
中国人口再过剩(准确地说，是人口密度吧)也”剩“不过
日本。 问题是中国人平均水准能和日本人的比吗？
文盲、AQ遍地都是。 中国人还有的是代价要付。 运气好
的话，就慢慢熬吧。
从越南驻中国大使对越南政治改革远比中国走得远的分析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1975年几乎出走了所有的精英。因而党内的斗争没有中共那么激烈，使得阮文灵终于可以东山再起，而为越南党内民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究竟谁的逻辑更符合事实推断？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效仿其它国家。越南没说的是，当时越共抢劫了华人经济精英的所有财富并将他们驱赶出去。中国精英数量大，我文中说的是基础精英，非上层精英。与越南驻中大使谈的不是一个类型。
我的一位同学向我推荐的这篇文章，感觉还是不错的。留一些个人言论 探讨一下。
首先 我在GMAIL的BUZZ里 发帖：我昨晚在思考 为什么 几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言论 到现在具有现实的批判意义？？ 原来那时候批判的事情 到现在还是那个样子 例如 梁启超批判国人的奴性 鲁迅批判国人的麻木 或者 几年前社会舆论批判房价过高 社保不足 等问题 到现在 还是没有解决 那么为什么这些事情或者人性没有改变呢？？ 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一直没有改变
于是 我同学给我推荐你的文章 看一看 呵呵
然后 我看了你的文章 感觉 无论精英 还是 贫民百姓 无所谓就是希望生活在一个社会稳定 保障力强 个人能够受到尊重的 社会里 这是人性的本能趋向。当然精英们 由于自己的知识更加丰富 信息更加灵通与宽广 所以更能去分辨与寻找更好的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或者社会。人是流动的 在生存面前 固有的土地 或者 所谓的国家 都不具有束缚性。至于中国近代三次精英出走 我想应该还有改革开放后 80年代左右 的一次 那个时代 多少人 撇家舍业 抛弃妻子地拼命出国 电影《大撒把》《北京人在纽约》也说明这些问题 而且 那时候走出去的人 要么在国外已经享受了 诱人的社保 要么回来 已经身价千万 或者 高官厚禄 例如 洪晃 杨洁篪 ~~~
当然 正如您所说 ：21世纪前十年 中国精英正在成为或者行将成为对现政权的精神出走族 –这是没问题的 对于社会的批判 与 渴望真正的民主 正在成为我们这一代人 的追求与信仰 当然 这种追求与信仰 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仅有的 梁启超大师 早在一百年前的 《新民丛报》 上已经 和 当局 在精神出走 ~ 当然 其后的陈独秀 胡适 甚至毛泽东 都是 出走大家 ~~~
另外 关于移民 我认为 不仅仅是那些知识精英吧 ~~· 前几天 央视二台 有个移民的专题片 就是 报道 目前一些投资移民者的心理 大部分都是一些富人 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移民的 他们深刻感觉到 中国的教育体制与环境的畸形与毒害~~~ 他们仅仅是希望孩子能有个快乐的童年或者受到更加人性的教育环境 而且 我个人 移民的冲动也仅仅为此。
无论是精神的富有 还是 物质的富有 无非就是 他们有了选择生存环境的意识与资本 这是 人性的本质 ~~~
一个国家 单单靠 一句 空洞的 爱国主义 或者 儿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就能抱住这些人的大腿 不让其离开 ~~ 未免有点 愚民或者滑稽
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 吾爱吾国 吾更爱自由~~~~~
呵呵 班门弄斧 不自量力 仅为探讨 请勿见笑
谢谢你认真的探讨与留言。你说得对，“一个国家 单单靠 一句 空洞的 爱国主义 或者 儿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就能抱住这些人的大腿 不让其离开 ~~ 未免有点 愚民或者滑稽”，可惜当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欢迎常来，也欢迎常留下高见。
为何贪官百战百胜？著名反腐举报人王培荣与江苏腐败高官李荣启反腐生死战 ——冒死举报引起中央和省委十分重视的江苏腐败高官李荣启还继续逍遥法外，反腐举报人王培荣受李荣启势力打击报复失业一年半，呼吁社会依法改善举报的环境 请您关注，帮助曝光、转帖，请看http://blog.cnfol.com/fanfujiehei
王培荣先生：
您多年反腐的坚持不懈让我敬佩。有空了我会写一篇文章，分析您以及其他举报人为何无法动这条食物链。望坚持下去，也能过得比现在稍好一些。
中共的网络封锁非常厉害，实际上中国大陆民众所能够接触的信息非常有限。现在看来单纯依靠中国自身无法实现变革，只有国际社会不断施加压力才能迫使中共在人权民主方面作出一定让步。这一点需要美国政府的大力干预，其他国家或者实力不足或者干脆被中共的经贸政策收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