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是中国的思想先驱遇罗克罹难41周年忌日。
出身于40、50年代的中国人，只要留心国事天下事的，不少都知道遇罗克及其命运。在那黑暗的毛时代，遇罗克的《出身论》象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代表数千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政治贱民发出愤怒的呐喊。在今天，这篇文献则让人们看到了中共用政治暴力锻造的身份型社会的荒谬与反动。
没有经历过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谬年代的人，以及虽然经历过那个年代但受益于“阶级出身论”的人，都很难体会“家庭出身”这个政治包袱带给几千万青少年那摧心的痛苦与令人窒息的压抑。中共以“阶级斗争”做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并以此构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数品学兼优的几代青少年被迫背上这个沉重的“出身”包袱，被强行划归为社会异类，且不说社会上升的管道如升学、参军等全向他们关闭，就连招工这一就业之途也与他们无缘。无论是恋爱婚姻，还是与人争执这类小事，他们无时无处都遭遇严重的社会歧视。而他们的“原罪”或来源于其父辈在1949年以前的社会经济地位；或源于其父母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比如“右派分子”。这些政治贱民所受到的精神磨难（“文革”中还包括肉体折磨），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深知其中的悲苦。我邻居一位大姐姐悲愤之下曾说过：“毛主席的改造理论虽然将人的命留了下来，但好比零刀碎剐，比斯大林枪毙富农的政策更残酷。人被杀死，算是一死百了，所谓改造是将一代人受不完的苦，让第二代第三代接着受。”
只有充分了解阶级斗争理论曾将数千万人置于政治贱民这一黑暗历史，才能理解遇罗克的《出身论》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出身论》，当然会看出其语言风格带有不可避免的时代特色。但这些丝毫不掩盖这篇文献的思想光芒。今天，至少在三重意义上，中国人应该纪念遇罗克：
第一，纪念遇罗克，可以让中国人不要忘记本国历史上这段最黑暗的荒谬时代。
由于毛时代实施了既毁灭外来文明、也毁灭本国传统文明、堪称空前绝后愚民政策，1950年代后出生的中国人大都相信中共那套说辞，以为按家庭出身决定人的社会地位是天经地义之事。尽管在中共的话语系统内，印度的种姓制度与美国历史上的黑奴制度均受到强烈批判，但由于全国人民只有一个大脑，即毛泽东的大脑，几乎没有人敢将中共创设出来的“血统论”与这两种制度加以比较。面对当时国人的愚昧，后人一定不要忘记，毛时代的黑暗不仅在于创设了家庭出身论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等级模式，还在于用血腥暴力阻吓一切独立思考。
说毛时代的出身论荒谬，不仅是针对西方文明国家而言。中国在唐代兴科举之后，就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僵化社会模式，开启了底层向上流动的机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白衣卿相”的出现使得中国历朝统治集团能够遴选优秀人才，并保持活力。毛泽东的出身论放弃了依据教育与文化水准选拔精英的原则，设置了一种与传统身份型社会逆向而行的精英选拔机制，根据贫困的代际关系来选拔人才。这既不平等，也与文明社会的精英选拔原则背道而驰，因为贫困代际传递，只会形成愚昧。无论是人权角度还是从社会可持续发展角度，毛的出身论都使中国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荒谬时代。前世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必须记住那段黑暗，才不会让自己再次堕入黑暗。
第二重意义在于，《出身论》所张扬的平等观念，中国今天也仍然缺乏。遇罗克否定了按阶级出身确定人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是要求机会均等。这一点与西方社会的平等观“人人生而平等”在精神本质上是暗通的，尽管遇罗克当时可能并未见过《独立宣言》这些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思想文献。
今天的中国虽然抛弃了毛的“出身论”，但却向着传统的身份型社会复归，奉行另一种形式的血统论。从世纪之交以来，由于中国的就业日益艰困。大学已不再是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大批量生产过剩的知识型劳动力。公务员这类旱涝保收的就业机会向官二代优先开放已经不是秘密，北京大学几年前做过的一项《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确切地证明了子女的就业与父母的职位及社会地位密切相关。除了技术性极强的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强的非专业技术职位的竞争中，血统原则的作用日显重要。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管道已经严重梗阻。在精英选拔过程当中，一旦“血统原则”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则”退居次要位置，社会精英的素质将会日益退化。这既不利于社会进步，更会加剧社会不公。这种“血统原则”造就的机会不均等体现在社会成员的身份传承上，是最根本的社会不公。再严重的社 会分配不公与之相比，其不公正程度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我所阐述的这些道理，遇罗克当年亦曾提出：“不是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这句话的精神与现代社会精英选拔机制遵循的“成就原则”相同。
纪念遇罗克的蒙难，于当下中国还有着第三重意义：提醒当局不要再一意孤行地制造国家罪错。在那黑暗年代里，遇罗克那震聋发聩的呐喊被中共当局视为“思想犯罪”而惨遭处决，这是严重的国家罪错。可悲的是，中国至今还未就这一严重的国家罪错作出公开的道歉，还继续用各种惩治方式消灭不同声音。让中国当局认识到惩治“思想犯罪”是国家罪错且不再犯，也是我写这篇纪念短文的一点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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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qinglian, you have devoted so much for China by crying out loud against the darkest autocratic society. You are a great fighter for Chinese Freedom.
I experienced all those horrible things during the Mao’s reign. I experienced those discrimination which is the same as Hitler treat the jew before an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Today most the young Chinese don’t know those ugly history , the history they have learn in China is a distorted one in which covering all those cri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have done to the Chinese people.
suggest you translate this article to English so all the world can read it . Also can we publish it on the New york Time or other newspapers?
献上两束花。一束放在我们心里，永志不忘才华横溢的人权烈士。一束敬谢给为中国民主奋斗的何女士。
中国的贵族在毛时代基本上死光了，剩下了贱民的后代，素质越来越差。伟大的遇罗克，黑暗中的启明星。
黨國對歷史和進步力量的破壞前所未有，毛的愚民也是登峰造極。一個沒有真實歷史的國家，只會重蹈覆轍。
如今的局面，當局利益和國家利益事實上已經分道揚鑣，看不出當局對自己的“治國”能力有懷疑的任何跡象，仍然在用各種手段“消滅”像遇羅克這樣勇敢的先知者。想要他們放開綁架國家的手，很可能只是奢望啊。
他們讓血統論回歸，只是不知他們那些在歐美接受教育的后代，有足夠的意志、能力掌控這個高壓之國嗎？國家到底向何處去，估計當局已經沒有長遠考慮，只是困獸猶斗，負隅頑抗吧。后來的掌權者也不會再有“聯美抗蘇”（事實上得到美國幫助）的選擇，很可能再次混到國將不國的狀態。當局如此不負國家責任，就是正在把炸藥包留給自己后代。
何老师，你的正义，我很感动。
你能指出问题所在，这是我无法和你相提并论。
我希望中国向好的方向发展，通过合理的改革，去除过去的错误观念。
历史不能忘记，错误不能重演，我们要珍惜中国的机遇，要把眼光放远。
何老师，你的心情我很理解，要合理的解决问题和矛盾，那么、你回到祖国的日子就不远，人不能总在他国漂泊，想起你我都心酸。
希望有一天，你能回到国内，为中国崛起添砖。
安定才是国家发展之本 说, 少在这儿说酸溜溜的话. 不知你是男是女, 不知你有无母亲, 妻子, 女儿. 不知她们嫁不嫁人?
感谢清涟的大作. 胡平也发来了你这大作.我告诉他你在写之前就对我说过,今天拜读之后很感动.,也很受教益.一会儿我就发在我的博克上.你每次的大作我都很喜欢,象你这样的人都是中国的脊梁.
到美国之后我就在网上看到关于遇罗克的事迹和他写的文章，我流下了眼滤.今日看了何老师的文章，除了滤水和对毛泽东的愤怒之外，我想写几句话:
1. 当今中国四十岁以下的人，大都不知道毛泽东和中共以阶级斗争的大棒迫害中国人民的历史，即使他们的父母有所叙述，这些人也没有切身的体会.中共这二十几年来严禁谈及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就是期待六十岁以上的人死光以后无人再知道他们犯下的这些罪行.建议何老师的文章用英文投稿美国各大报刊杂志.
2.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从斯太林那儿继承发展下来的，继而推广到东南亚的波尔布特以致柬埔寨几百万人惨遭杀害.在中国如你出身不好受歧视,文革中发展至不淮上中学.荒唐至有的农村地方动用贫农民兵杀害出身不好的整家人.请问这与希持勒署杀犹太人有何区别 ?
3. 何老师应当多加小心保护自已，你的文章立论鲜明到位，你是一杰出的人材，你要保护自己以防五毛之类人伤害.
中国人权先驱者
. 当今中国四十岁以下的人，大都不知道毛泽东和中共以阶级斗争的大棒迫害中国人民的历史，即使他们的父母有所叙述，这些人也没有切身的体会.中共这二十几年来严禁谈及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就是期待六十岁以上的人死光以后无人再知道他们犯下的这些罪行.
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从斯太林那儿继承发展下来的，继而推广到东南亚的波尔布特以致柬埔寨几百万人惨遭杀害.在中国如你出身不好受歧视,文革中发展至不淮上中学.荒唐至有的农村地方动用贫农民兵杀害出身不好的整家人
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作者：章成
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口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的到来。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1967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麻木和遗忘。1986年7月，当笔者来到湖南道县这个二十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道县县城与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个体摊档、人声喧囔的农贸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潇水河倒映着专治阳萎不举的广告，以及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坏人坏事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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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二十年！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1982年春，时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
这位地位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
“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1984年5月，陆续抽调了1389名干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笔者将在后面的篇章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字，对那场杀人运动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1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5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10种：
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9、火烧（含熏死）。
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
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求求它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
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见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份，我们的手足同胞！
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
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并期以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
“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
“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话作何感想？
道县“八五会议”，向农村发出制造红色恐怖的信号
1967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
，道县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七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升高，两派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沸点。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作“红老保”。
像湖南许多县城一样，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的势力较大，而且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也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
8月5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之所以写下这次会议，是因为笔者认为其与此后农村大规模杀人有一定的关联.至少，其发出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信号。现将会议的记录摘录如下：
时间：1967年8月5日下午。
地点：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参加人员：各区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县委书记熊炳恩同志给会议作总结。
熊炳恩：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然后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各区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数是区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自然闻风而动。会议一结束，星夜兼程赶回各区，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场突发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8月8日，在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先下手为强，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八•八”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8月9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止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囔囔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抢枪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的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的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笔者认为，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怂恿，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月11日晚上，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开了整整一天会的各区武装部长毫无倦意，正在室内聚精会神地听取“红联”头头作武斗部署：准备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会议决定，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
会上，自然有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的内容。（笔者实在弄不明白，两派之间的非理性争斗，为什么要把“四类分子”牵扯进来。似乎只有更严厉地惩罚这些早已被剥夺做人的权力的弱者，才能显示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一贯正确的革命派。）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12点。
与此同时，在生产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正在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收红薯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巧置名目地进行着。似乎谁也没有布置杀人。没有！然而杀人的信号枪已经打响。红色恐怖已经笼罩着潇水河两岸，笼罩着那些将成为这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无助者及其家庭。
杀头猪还得批张条子呐：第一个被祭刀老光棍
陈智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病痛又发作了……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的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早已疲惫不堪。
近年来虽说身体每况愈下，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也不敢放松。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他睡不着啊！此时此刻，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了一遍，一个格外使他恼火的影子，便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这家伙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12年大牢放回来后，仍然很不安分。他凭着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又有点文化，常把大队干部和陈智希弄得好难堪。陈智希找他训话，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稍不留神，说话让他给抓住把柄，还要“反攻倒算”……据说甚至扬言要杀大队干部。
第二天上午，在区干部会上，陈智希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并谈了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方向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分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据“处遗工作组” 调查，全部不是事实。陈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已无从得知了。）
会后，他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批斗，杀杀他的嚣张气焰。”李来文当然赞成。可是，仅仅“捆起”批斗就可以了吗？陈智希越想越气愤：这家伙不除掉，后患无穷！
8月11日，陈智希对寿雁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说：“你回去给胖子（指下坝大队支部书记朱隹川）说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华对“搞掉”心领神会，立刻找到朱隹川，传达了陈智希的指示。
朱隹川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明地紧张。有人提出置疑：“杀一头猪也要批张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口信妥不妥当？”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暂时这样搁置起来。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陈智希的指示，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了意见。
何建锡说：“光是喊口号，不来点真的，怕是越抓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点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乱的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隹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时的何建锡就连忙迎上来：“胖子，你们大队的朱勉搞掉没有？”
“没有。”
“赶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则更有艺术性：“‘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程，是一条砂石铺的机耕道，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口了，你们说，怎么办？”回家路上，支书朱隹川和其他四位干部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陈甫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口，我们就只有执行。”
一路上，议定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区、社指示；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别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风，格外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说，那天午夜后，风起云黑，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开始了。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墙站着。马灯昏暗。朱勉没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饭就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他读过很多书，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治保主任念过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朱勉斜眼瞧着，很不以为然。陈甫厉声喝道：“朱勉，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墟）不请假？”
朱勉满不在乎地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请什么假？”
这时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实，怎么办？”
众人一声吼：“捆起来！”
20年后，参与过杀害朱勉的周吉兰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境说：拖着朱勉出门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的一个三岔路口，一边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一下，朱勉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了下去。朱勉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口里了。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中直冲，睡着睡着，就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
杀戒大开，第一个被灭门的三口之家
就在杀朱勉的同一天，“红联”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部。武斗惨烈。“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失败者恼羞成怒，但他们还掌控着道县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证明，况且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
这次武斗是否最终引爆了农村的大屠杀？从时间顺序及某种因果关系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则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就有理所当然的必然联系。
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说：“其实，下坝杀朱勉，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三口。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开始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的东南角，与宁远县交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80华里。正当下坝大队朱隹川等人用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砸烂了朱勉的“狗头”时，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又秘密地酝酿着更野蛮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凸凹分明。他叫蒋文明，原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
蒋司令踌躇满志地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司令讲完话，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的一位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份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
最后，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
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急万分地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
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文明一笑，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蒋文明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研究出了一个与“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8月14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了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不过这次会上，除了他的“备战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
8月15日晚上，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
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下面的事，就与“搞掉朱勉”基本类似了。所不同的有三个细节：第一，当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第二，钟佩英是用锄头棍棒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想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有人提议：“乾脆一起搞掉算了。”
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
待到锅里只剩下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呜，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杀出了经验和甜头的杨家公社。
那天，郑会久早饭都没吃，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
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
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
在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老实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的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而且许多领导与“红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县里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是不难制止的。
我们来到这个被称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见到了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他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唉，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
据郑逢桥说，当时，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选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这个大队杀第四批的7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
不知“耳机”有没有份，而在这以后的岁月，苟活者可能远比死去的痛苦。那是一种无休止的灵魂折磨和拷问！那天，我们找到一户“遗族”，家里只剩中老年两个女人，老的在堂屋里剁猪菜，中年的在坪里晒谷。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
“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纳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伤神。她低着头只顾晒谷，再也不理会。
道县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 55％；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16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47％。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创造发明
清塘距县城大约十来公里。有一条着名的濂溪河从那里流过，它是以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字而命名的。
1967年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里，挤满了从全区各地赶来的生产队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昨天上午，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来的“敌情”，经过自己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报功：“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凤为首组织的‘农民党’，已经发展到了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儿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革命组织都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搞暴乱，有行动纲领，有计划，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
周仁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口就来，他最后又向关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
关部长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他也谦虚地以征询的口气问：“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个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8月17日上午，关有志坐着拖拉机，风风火火赶回清塘，主持了这次大会。
会场门口布满了岗哨，关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横七竖八地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上千人挤在里面显得十分拥挤。
道县农民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着辛辣的烟叶子。浓浓的烟雾中，关有志显得慷慨激昂，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拳头砸得桌子嘭嘭响。高音喇叭音量开到最高，震得耳朵发麻。以下为《关有志8•17讲话摘要》之摘录：
……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八月十三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修反。我们区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勉，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会议结束时，关有志征求周仁的意见。周仁又是一呜惊人：“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
接着，在讲到所谓“人民党”成员久隹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时，周仁冷冷一笑：“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会场顿时乱成一片。许多话在座的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
有人紧张、惶惑；有人兴奋、激动。是呀，毛主席一再说要相信和依靠贫下中农，这回可是把生杀大权都交给我们了。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求求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深信不疑。
他们也突然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落到了自己肩上！
一散会，周仁便指使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
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
唐玉者，何许人也？如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先是小学教师，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为人生性耿直。
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写了一张状子把蒋部长告了。害得蒋白举受了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
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何况，即便一个人有当区长的想法，难道就犯了死罪么！
这次会议结束后，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5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来，4天内杀了13人。
轰轰烈烈，上关公社的两次杀人现场大会
1967年8月22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角的虎子坪生产队作动员报告。与会的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一千多人。
禾坪上人头攒动，梭镖林立。会场被臂带红袖章、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只准进，不准出。人们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许多人还弄不清今天是唱的什么戏。
上午9时，太阳已开始毒辣的时候，周永记清清嗓子作报告了。因为没有麦克风，会场又空旷，他每说一句都必须拼命地扯起喉咙，“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
太突然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周永记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无骨头的，吃刀仔仔饭的，能不能杀他们一些？”
会场乱了。议论纷纷。周永记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
周永记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何光清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周永记的报告一完，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呼后拥，把五花大绑的何光清押进了会场。
罗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罪状”后，模仿电影里的法官，拖长声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
何光清原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是死刑，吓得魂不附体，瘫在了地上。两个民兵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了中稻的稻田里，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喷到了散发着新鲜气味的稻草上。
开完了宝塔脚的杀人现场会，周永记马不停蹄，又跑到了龙江桥（建设大队），布置召开更大的杀人现场会。
8月24日上午。
镗镗、镗镗！锣声阵阵，时缓时急。通往龙江桥变电站的各条大小道路上，很快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队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锣声越来越密，有四条队伍从东风、东方、东进、东源四个大队曲曲折折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边走边敲着铜锣和烂脸盆之类的响器。他们被绳索缚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着他们的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民兵，而跟在这些队伍后面的则是一帮赶来看热闹的婆婆妈妈。
“蒋大婆，你老也去开会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没看到这样威武的场合了，怎么不去呢？”
“哟，这么说，你老还见过几个这样的场合？周领导讲了，这是史无前例。”
“见过，见过，那时你还小。威是威武，还是没有这样威武。”
“那就快点子走，迟了，又要站背后，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亏，站在后面，连人都没看清。喂，何家嫂子，我讲得直，前次你屋里二崽没得一寸用，砍了几刀，才把个脑壳霸蛮剁下来。”
“那又怪不得他，他们把他一把不快的刀。”
“这回就把刀磨快点。”
“这一回，不用马刀了；周领导讲了，要用‘洋办法’。”
“啊，那还不快点走！”
还是去迟了。等这帮婆婆妈妈赶到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三千多人。几十名四类分子（含子女）低着头，在台子下跪成一线。搭起的土台子上，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红横幅。
周永记屹立在台上，神色庄严，胸中豪情激荡：这才是彻底的革命！
才一天时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真是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呀！
四乡八里赶来的人越来越多。
开会之前，他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个碰头会。周永记说：“这一次，建设大队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是否有要杀的四类分子，如果有的话，就搭在里面用洋办法一起搞掉算了。”
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继报上了名单：东进2人；东方、东风各1人；东源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意见没统一，没有报。
大会开始了。
周永记一开口，哄闹的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了。人们尖起耳朵，捕捉周领导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风，依然径自地刮着，摇得竹枝树叶哗哗地响。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规模较大的杀人现场会。今天的会，也是我们上关公社杀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行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对调皮捣蛋的要杀他一批。”
当即枪毙了各大队报来的6名四类分子。
这时，人们才搞清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步枪枪毙，不免有些失望。
散会后，周永记把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明确分工，派他们到各自所驻的大队去督促杀人。
宝塔脚、龙江桥两个杀人现场会后，上关公社专职干部熊立济等人，分别在各自所驻的片、队开始组织策划杀人。
水楠大队是刘少奇前夫人何宝珍的故乡，也是道县有名的富裕之乡。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们思想不通。熊立济急了，反复作思想工作，讲到激动处，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
灯光下，刀柄颤颤抖抖，大队干部们面如纸白。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5名地富及子女。
其他大队也相继动手，到8月30日止，上关公社12个大队共杀了112人。
压任务、下指标，蚣坝区杀人夺冠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每50人中就杀了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
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会议。形式虽不同，精神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鼓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
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5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
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5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同一天，兴桥公社。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口，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何司令”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
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参与杀人等同于出工，还可以拿到高工分。
一时间，杀人也成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竞赛！
到了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但也有例外，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
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的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
原因是小甲大队的几个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喊东不敢走西，实在表现不错；“雷公不打笑脸人”，小甲大队的干部下不得手啊！惯于雷厉风行的公社领导急了也火了：妈的，老子眼皮底下，不容许出现“土围子”！
于是，杨、廖二人在8月30日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
会后，乾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
杀人的手法也很别致：当天，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12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笔者不敢想象那12个人在导火索咝咝燃烧时的恐惧，也不敢妄自揣摩凶手们欣赏自己的杰作时的心态，但我们在20年后听到该大队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惨状时，仍然周身发寒。“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地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为他们解除了最后的痛苦。
当人们散开后，一群群的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芤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斩草除根，蚣坝公社杀人“冠中之冠”
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事件中的“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则是“冠中之冠”。
一个公社就杀了524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当然得益于蚣坝公社系区政府所在地，跟组织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觉悟高；而且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基本上没有几个漏网的；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譬如“贺远能惨案”。
一个月前，该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
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是在县城读中学时认识何端珍的。事情偏不凑巧，他俩在村口碰上大队干部周某某。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骗得了这么漂亮的妹仔，明明是带她来刺我们的眼睛。周咬定贺远能是“革联”的探子，叫民兵将其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了。
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伤好后，贺远能于８月２４日回到家乡，正碰上滥杀之风盛行，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就连夜逃走了。
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条条道路处处渡口都有民兵盘查。贺远能走投无路，只得爬上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这个年轻人已预感到难逃此劫，死神的阴影压迫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生活于他才刚刚开始，自从爱上端珍，生命和世界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他要好好活下去。他撑开手电，开始给心上人写信：“端珍，我也许永远要离开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写啊写，从两人相识相恋到他对她炽热的情感，写了整整一夜。
8月25日拂晓，贺远能偷偷走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并远走他乡。不幸的是，他还没走出兴桥公社，便让当地民兵抓住了，并迅速打电话到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
这天上午，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远嫁外乡的姐姐，贺家只剩下他这根独苗。而此时，正责怪自己疏忽大意的大队“最高法院”贺主席，正在四下寻找漏网之鱼贺远能。
接到电话后，贺主席连声夸奖兴桥公社的民兵阶级觉悟高，并叫了十几个人，操着家伙，风风火火赶到兴桥。像捆逃犯一样绑起贺远能，推着拉着向潇水上游走去。
没走多远，这个高中毕业生就受不了了，满脸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他哀求着：“叔侄兄弟们，你们要是肯留我一条命，就请将绳子放松一些；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
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
听到这话，贺远能失声痛哭起来，一路上不停地喊着未婚妻的名字。
走到向阳坝，贺主席叫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背转身站着；指使三个人各朝他打了一鸟铳。三声铳响后，贺远能没有倒下，仍在痉挛着挣扎。
一个自称曾一铳放倒过野猪的汉子不满地说：“这家伙莫非学了法！”于是，众人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将这个嘴里还在“端珍，端珍”叫着的小青年推下了潇水河。
这桩惨案的第二天，蚣坝公社河滩大队上演了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悲剧。
那时太阳还没出山，村寨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中。从河滩大队所属的各个生产队陆陆续续涌出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道口汇集到一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高坎上，像点牲口那样将各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21个。又清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21个。这个大队采取的战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
于是，队伍继续向山里前进。
被捆绑着的青壮年汉子们，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了，这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份。认命吧，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但前方等着他们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祥的预感，使他们在别无选择地走向绝望时，心底未免不生出阵阵酸楚和眷念。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尚幼的孩子。有家，日子再苦，生命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就这样去了，留给亲人们的残余日子怎么过啊？！
投错娘胎的也是人，也有儿女情长、恩爱寄托。
即便是投错娘胎，这就是命定他们以承受苦难来偷生、以死来赎罪的理由吗？他们实在是带走太多太多的遗憾了，但更遗憾的是他们到死都未能真正弄懂自己为什么会走向屠场。
屠场就在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洞口。以往他们打柴、种地、放牧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热了还在洞口边歇歇脚，消消暑。此时，太阳已从山顶上探出头来，泼下一片灼白的炽热，让人有那么一点激动，又有那么一点烦躁。
何兴盛命令民兵将一干“人犯”押到洞口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
他的口有点乾燥，声音也有点紧张。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口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直到这时，你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
这时，一个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何兴盛的面前：“何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一辈子都伺候你。”
何兴盛嗓子有点干：“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杀，我不杀你，我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好多年前，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肖子弟，都是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的。洞口一年四季冷风嗖嗖。这时，热腾腾的鲜血已浸透洞口灰白色的石头和石头上的青苔，且将那些绿色的杂草染得紫红。
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文革主任何兴盛在洞口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时近晌午，何兴盛浑身异常轻松，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们凯旋回村。大家边走边议论：
“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
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大家的中心议题。
“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远：“那些小的，长大了报仇怎么办？”
于是就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兴盛一想，有道理！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齐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中共蚣坝区委秘书，答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兴盛见区里似乎不同意杀，想想怕是有道理，也就作罢了。
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在鼓噪，何兴盛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蚣坝公社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
可何兴盛还是感到不踏实，次挂电话向蚣坝区委请示。这回是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亲自接的电话。叶书记虎气生生地刚从杀人第一线回来，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如雷，当即指示：“全部杀掉。”
何兴盛立即将这命令通知给各个生产队长，并且部署了当晚的行动。
太阳衔山了。河水彤红如血。整个河滩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了。
那些被杀人的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哭泣，声音压得低低的。
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了，已预感到了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抖抖嗦嗦从箱子里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身上弄得干乾净净的，随时准备上路。
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时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多语的丈夫一道出门修桥补路，两老口同队上干部群众的关系都还不错。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两口子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是能尝尝味，也死得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地将家里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收拾乾净，做一锅炖在火塘的撑架上。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锅里扑扑直响，肉香四溢。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却又怜爱地送给妻子先尝。这一送一让的，倒叫这对老夫老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想想又觉得有那么几分荒唐，禁不住互相望着笑了起来。也就在这时，敲门的声音响了……
他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那里已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就是杀红了眼睛的人。看热闹的人很少，是个人的都没有胆子去看如此残暴的场面。有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原本已卧床数月，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地不辨方向∶“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那里去？”
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倒答得乾脆：“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
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哭哭啼啼上了路。
没有月亮，星子又大又亮。该是初秋了，已有点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声。几个孩子被这黑夜的阴森吓得大哭起来，让民兵们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止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何兴盛忽然感到有话闷在心里。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但这是革命形式的需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他何兴盛容不下他们。他乾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
顺便说说这个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他太小，父母又不识字，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太不是时候，偏偏又没选择一个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第58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拉走了他72岁的祖母、37岁的父亲、12岁的大哥和3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就在他人生头一次凄惨的啼哭声中，他的6口之家转眼就失去了4人！
他的母亲能够幸免于难是有原因的。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熟了；母亲则呆呆地坐在床沿，哽咽着，紧紧搂着她最后的亲人。这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进来。白天抓人时，这人最凶也最积极，但张秀华这条命能留下来，完全是因为年过37岁的贫农蒋癞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条。尽管白天蒋癞子杀人积极，但还是受到了上面的严肃批评，因为这家伙私心重，还留下了两条人命。经过蒋癞子的苦苦请求，组织上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和蒋眼下的现实情况，最终网开一面，但只能留下大的。于是蒋癞子又杀了个回马枪，从张秀华的怀里抢走了这个56天的孩子，抢走了张秀华最后的一线希望……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比较文明地请了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拧着一包点心上张秀华那里替他说亲……
话说回来，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行动迅速且很有经验地着手分财。一面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手脚麻利地一并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桌上摆的，当然包括张秀姣家中的那五只尚未品尝的鸡。
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某某，喜气洋洋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
周书记带头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柑子园：正式挂牌开庭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道县的“贫下中农最高（高级）法院”数以百计，有模有样正式挂牌办公开庭的，却只有柑子园公社一家。
公元1967年8月23日，在一阵鸟铳和鞭炮声中，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当选为“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
中午时分，“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的招牌，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门口。那新鲜而工整的油漆字儿在炽热的日头下显得份外醒目。
很快，就有红卫大队的治保主任唐再红等人跑来报告，向公社武装部敬反修部长和梁“院长”反映地主分子陈世碧等人，企图逃跑上山搞暴动的情况。敬反修、梁域当即带领公社民兵自卫营三十余人，火速赶到红卫大队。将正在田里出工的陈世碧等6人一并捉拿，押解到公社“贫下中农法院”属监狱关押。
次日，“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首次开庭，由梁域主持，对陈世碧等人进行了审讯，并佐之以绳索棍棒。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成立后，共开庭审讯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这在当时还算比较文明的，因为毕竟还有那么个“程序”。后来，因“手续简化”，“权力”下放到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公社这里也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有名无实了。
但敬部长和梁院长闲不住啊，时时刻刻关注着下面的杀人进度。8月27日，敬反修、梁域两次指示艳旗大队，搞掉廖上修、邓足娥等人。敬反修因嫌下面动作太慢，还气冲冲地给艳旗大队党支部书记摇电话，催足杀人。
当晚，该大队杀了7人。
同日下午，敬反修又指使红旗大队杀人。
第二天，该大队杀了6人。
……
8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
会上，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成芳，传达了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可是，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的讲话，却表扬了哪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15人。
会议当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的职权，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朱用进父子等4人。
那天夜里月光极好，敬反修、梁域亲自带领民兵去了。当时，朱用进等４人对自己可能被杀毫无思想准备，直到被拖进了山上茶树林，才发觉大事不好。
朱用进带头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葱地求饶：“梁院长，我们也是贫下中农，旧社会一样受苦的……”
梁域用鼻孔哼了一下：“笑话，你们以为是贫下中农就打了保票？就动不得你们？”
“我们犯了什么法，你也得说过明白呀。”
梁域厉声呵斥：“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们已经蜕化变质，站在阶级敌人一边了，你们也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梁域的仇敌朱用进父子等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据后来道县处遗工作组多方调查，梁域同朱用进之间有个人恩怨，属于借机报复。
地窖泣血，跃进大队大跃进
8月27日清晨。跃进大队部。一只苍白的手摇动电话机手柄，声音颤抖而激动：“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长。不在？你是……哦，郑主任啊。我是跃进大队的何方前，向你汇报一个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们大队召开了党、团员和干部会议，研究决定用扫把扫，杀六十多个。”
接电话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郑来喜。郑主任喜滋滋地“哇”了一声，“好家伙，这么多呀！你们采取的是什么措施？”
“我们准备了三口地窖，全部下到窖里去。”
郑来喜听罢，有些担心地招呼这位跃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可要注意安全哟！”
何方前前天受到公社武装部李部长的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何方前一向身体不好，整日病怏怏的，领导一指责，吓出一身汗，打起十二分精神，力争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会儿见领导满意，且关心爱护自己，十分感动，连连向领导表示，一定会做得干乾净净
，纪念遇罗克，可以让中国人不要忘记本国历史上这段最黑暗的荒谬时代。
由于毛时代实施了既毁灭外来文明、也毁灭本国传统文明、堪称空前绝后愚民政策，
山人：文革初期湘南屠杀回忆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步行南下串联的”红卫兵”出现在湘南宁远县的公路上和县城，他们在县委招待所小住一、两日后，又继续他们的行程。(博讯boxun.com)
不久后，贫穷、落后、偏僻的宁远县城也翻腾了起来。以各行业、学校、公社以及乡知青各自命令名或依照省城长沙”造反派”的名称，各自都打出了自己的旗帜，戴上印有各自”造反派”名称的红袖套。参加了”造反派”，有枪的基干民兵们把冲锋枪、三八大盖等背在肩上，随身不离。那些没有枪的”造反派”们也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大刀、梭镖，在肩上。他们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誓死捍卫毛主席”、”打倒走资派”等等各种”革命”的口号，气势汹汹、跃武扬威地招摇过市。他们抄”地、富、反、坏”四类份子的家，抓县委书记、县长等游街，冲县武装部抢夺枪支、弹药，砸烂文庙里的孔夫子牌位，把文庙里大石头柱、牌坊上的龙头、凤头、狮子头统统敲得稀巴烂，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状元楼、贞节牌坊等等古迹也被他们砸烂了。凡是可以写大幅标语的墙，都写上了”革命”的标语口号。凡是可以贴标语的地方，也都贴上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或者”毛主席语录”。这个”造反派”抓县委书记游街，那个”造反派”抓县长游街，街道居委会的”造反派” 抓”地、富、反、坏”四类份子游街。被游街示众的人都被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走资派ＸＸＸ”、”打倒地主份子ＸＸＸ” 等等。我也曾被凑数戴着高帽子，挂着”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牌子，被捆游遍了东、南、西、北四门的街道，回家后斗个月双臂不能动弹，至今还留有残疾。(博讯boxun.com)
“地、富、反、坏”四类份子除了被去游街外，还必须把分配给自己名下的地段每天打扫乾净。每半个月必须集中在城关派出所，汇报自己半个月的所做所为，接受派出所长和指导员的训斥，不准他们乱说乱动，更不准他们的子女参加”造反派”。在那些”地主份子”当中，有一些是被强加上一顶”地主份子”帽子的。我的母亲就是因为我父亲蒙冤坐牢后，回到家乡被强加上去的”地主份子”我父亲解放前若干年就是银行职员，解放后为商业厅的干部，后被送去劳动教养，长达六、七年之久。解除教养时已被折磨得周身都是病了，回到家乡不久去世。后来得到平反昭雪，他的尸骨早已烂尽了。(博讯boxun.com)
其实，那些所谓的”四类份子”，经过自解放后的肃反、土改、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等等运动，十多年来已经是被压迫”改造”得服服贴贴、唯命是从，不敢违法乱纪的了，比贫下中农和其它的人更加遵守政府的一切法令，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不敢乱说乱动的了。(博讯boxun.com)
一九六八年初秋，从宁远的邻县道县四马桥传来了杀”地主”的消息。当地的贫中农”造反派”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残暴地杀害当地的地主、富农份子及其他们的家属、子女。有些是全家老幼一齐被扔进贮藏红薯的地窖里，封死洞口，把他们全闷死。有些用大刀砍死，有些用梭镖戳死有一些吊在树上勒死，还有一些被活活地打死。这股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的大屠杀歪风，不仅很快地蔓全道县各地农村，与道县四马桥毗邻的宁远梅岗乡农村，也照学道县的样子，率先在宁远县开了杀戒。接着，象瘟疫一样，很快地传到宁远各地农村。他们不仅杀害”地、富、反、坏”四类份子其家属、子女，一些些平时与他们有成见隔阂的人也被害了。有些全家被杀绝了的，财产被他们瓜分了，猪、狗、鸡都被他们吃了。(博讯boxun.com)
每天都有乡下杀人的消息传到城里，城里成份不好的人都很恐怖紧张，很可能也会发生同样的屠杀。当时我也非常的焦虑，我应该怎么办？后来想到：我应该把当地屠杀无辜的情况忙地向中共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同恩来等反映。决定上北京一趟，同时也可避开当时的险情。长沙省政府处于瘫痪状态，是不会有人管这事的。于是我与几个都是家庭成份不好的朋友商量好后，我们买好了去郴州的汽车票，准备到郴州后乘火车北上北京。上车的那天清晨，汽车站里有派出所的人在查问旅客，他是认识我们的，我们为了避开他，只好在汽车站外的公路拦住班车上的车。(博讯boxun.com)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郴州。因为早上为了应付上车的问题，大家都顾不上吃早餐，肚子早就饿得咕噜咕噜地叫了。我们在车站旁找了一家饭铺去吃饭。当我们买好了票从厨房的取饭口把饭、菜端到餐桌上，正准备要吃的时候，走过来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和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小男孩向我们讨饭吃。一听她的口音，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宁远人。我们每人赶了一些饭菜给他们吃后，想到：如今正是收割的季节，他们怎么会跑出来讨饭呢？于是我就问她为什么跑到郴州来讨饭？小姑娘眼泪巴沙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外婆接他们在外婆家作客，一天傍晚，村上去赶集回来的人告诉外婆，说他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已经被杀死了。村子上的”造反派” 说要把他们俩姐弟找回去，斩草要除根。外婆吓得直发抖，抱着他们俩姐弟哭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外婆把她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给了他们，包了一些煮熟的红薯，把他们领到去兰山县的公路上，要他们走到兰山后搭车去郴州，能走多远走多远，越远越好，自逃生路。外婆流着眼泪，嘴里不断地吟着：老天爷，保佑他们吧……他们到了郴州钱用光了就讨饭了。(博讯boxun.com)
在这样凄惨、真实的事实面前，我把我不多的旅费匀出一块钱和二斤粮票给了他们，并默默在心里祝福他们能够平安，除此之外，当时的情况我实在无能给他们多一些帮助了。只希望他们能够早一点顺利到达北京，反映这场惨无人道、无法无天的大屠杀，希望中共中央当局能够及时制止它。(博讯boxun.com)
我们到在北京后，我立即写了三封信，分别寄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收。我想，即使他们本人不一定会看到这些信，他们名下办公室的人总会向他们汇报的吧。后来不久，中共中央当局责令四十七军去制止了这场还在蔓延的大屠杀。以致当地的一些”地、富、反、坏”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女得以幸存来，其中也包括了我们。(博讯boxun.com)
当我们返回到宁远后，我们认识的一些人被杀害了，我们一些乡下的亲戚也被杀害了。我有一个朋友，原藉道县，他的父母均在宁远一中教书，被道县乡下的贫下中农”造反派”抓回去杀害了，他成了孤儿，无家可归了。我们北门外欧村小学一位地主成份的教师被杀害了。欧村孪生兄弟其中的一个，被本村的”造反派”捆绑毒打后，罩在打谷子用的黄桶里闷死了。我的表嫂的一个弟弟被毒打后，活埋了。她那九十岁的老母亲被活活地吓死了……(博讯boxun.com)
后来，县民政局按照上级的批示，由生产小队造出被害人员的名单，层层上报至民政局，每个被害人赔偿二百无人民币。当那此幸存的被害者们的家属、子女去领钱时，他们的心情一定是不好受的，但还要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领导的关怀”等等这一类口是心非的话。当时的市价，二百元还买不到一头猪。一条人命还不如一头猪值钱。谁会真正感谢造成杀害自己亲人的毛主席，共产党和政府呢？他们是有口难说，有冤无处伸呀呀！一些全家都被杀绝了，赔偿费无人领取，这些钱自然就落入了大队书记、大队干部或小队干部们的手中，任由他们花天酒地地去打平伙了。他们用被害者的赔偿费喝的酒，其实不是酒，是被害者们的血。他们用被害者们的赔偿费吃的鸡、鸭、鱼、肉，其实不是鸡、鸭、鱼、肉的肉，是被害者们的肉啊！(博讯boxun.com)
据说，道县屠杀的人比宁远多得多，疯狂的屠杀在高潮时，许多被杀死后的尸体扔到河里，顺波流飘到下游，阻碍了航行的船只。沿江两岸附近的村子里，井水都有血腥气味，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不能饮用。一些村子的”造反派”怕被杀的人半路逃脱，用铁丝把每个人的锁骨串联起来，串成一串押到河边，杀死后再一个一个扔到河里。有一些身怀有孕的妇女被杀死后，疯狂的一些”造反派”生怕他们肚子里的胎儿不死，还要在孕妇的肚子上戳几刀。(博讯boxun.com)
天凡是有人性、有良知的人，听到这样恐怖、残暴滥杀无的暴行，都会毛骨耸然，都会悲愤无比的。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一条基本法律准则。然而，那些曾经组织”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非理非法组织的人，曾经凶残杀害许多无辜的人的主犯们，事后经法院审判，况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公理何在？(博讯boxun.com)
据说这场湘南宁、道两县大屠杀杀死了几万无辜的百姓。具体确切的数字到底有多少？中共当局从来没有公开透露过，人们也不清楚到底是多少？只知道杀死了许多，许多。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当地的人现在也很少再提到它了，中国其它地方的人知道它的更是很少很少，但是它给我的印象太深，给我的刺激太大，使我终身不会忘记。(博讯boxun.com)
时值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将至之际，我写这篇回忆，不仅为了悼念死于那场大屠杀中无辜的千、万同胞们，悼念”四五”、”六四”中死难的同胞们。同时，也悼念我那惨死的、亲爱的母亲—。”文革”不久，我被当地派出所某指导员禁止在当地画画，我被迫背井离乡外出去求生存。我的母亲”戴”着”地主份子”的”帽子”，连同我的户口一齐被下放到农村。在她病倒在床还没有死的情况，当地生产小队的干部们就把她活埋了，并瓜分了她的锅、瓢、碗、以及破烂的被子和蚊帐。(博讯boxun.com)
我终身不会忘记这些恐怖、残忍的屠杀。我更衷心地希望中国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屠杀！我也衷心地希望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要再发生类似的屠杀！人类能够生活得安宁、自由、和平才是人类共同的希望。(博讯boxun.com)
二０００年清明节前(博讯boxun.com)
原载《北京之春》二０００年六月号(博讯boxun.com)
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作者：章成
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口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的到来。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1967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口，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麻木和遗忘。1986年7月，当笔者来到湖南道县这个二十年来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道县县城与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个体摊档、人声喧囔的农贸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潇水河倒映着专治阳萎不举的广告，以及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育坏人坏事的标语……
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二十年！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1982年春，时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
这位地位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
“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一些人员。该工作组成立于1984年5月，陆续抽调了1389名干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笔者将在后面的篇章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字，对那场杀人运动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1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5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10种：
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9、火烧（含熏死）。
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
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求求它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
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见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份，我们的手足同胞！
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
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并期以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
“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
“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话作何感想？
道县“八五会议”，向农村发出制造红色恐怖的信号
1967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
，道县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七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升高，两派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沸点。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作“红老保”。
像湖南许多县城一样，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的势力较大，而且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也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
8月5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之所以写下这次会议，是因为笔者认为其与此后农村大规模杀人有一定的关联.至少，其发出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信号。现将会议的记录摘录如下：
时间：1967年8月5日下午。
地点：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参加人员：各区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县委书记熊炳恩同志给会议作总结。
熊炳恩：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然后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各区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数是区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自然闻风而动。会议一结束，星夜兼程赶回各区，传达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场突发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8月8日，在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先下手为强，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八•八”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8月9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止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囔囔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抢枪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的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的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笔者认为，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怂恿，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月11日晚上，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开了整整一天会的各区武装部长毫无倦意，正在室内聚精会神地听取“红联”头头作武斗部署：准备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会议决定，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
会上，自然有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的内容。（笔者实在弄不明白，两派之间的非理性争斗，为什么要把“四类分子”牵扯进来。似乎只有更严厉地惩罚这些早已被剥夺做人的权力的弱者，才能显示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一贯正确的革命派。）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12点。
与此同时，在生产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正在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收红薯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巧置名目地进行着。似乎谁也没有布置杀人。没有！然而杀人的信号枪已经打响。红色恐怖已经笼罩着潇水河两岸，笼罩着那些将成为这场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无助者及其家庭。
杀头猪还得批张条子呐：第一个被祭刀老光棍
陈智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病痛又发作了……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的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早已疲惫不堪。
近年来虽说身体每况愈下，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也不敢放松。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他睡不着啊！此时此刻，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了一遍，一个格外使他恼火的影子，便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这家伙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12年大牢放回来后，仍然很不安分。他凭着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又有点文化，常把大队干部和陈智希弄得好难堪。陈智希找他训话，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稍不留神，说话让他给抓住把柄，还要“反攻倒算”……据说甚至扬言要杀大队干部。
第二天上午，在区干部会上，陈智希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并谈了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方向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分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据“处遗工作组” 调查，全部不是事实。陈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已无从得知了。）
会后，他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批斗，杀杀他的嚣张气焰。”李来文当然赞成。可是，仅仅“捆起”批斗就可以了吗？陈智希越想越气愤：这家伙不除掉，后患无穷！
8月11日，陈智希对寿雁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说：“你回去给胖子（指下坝大队支部书记朱隹川）说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华对“搞掉”心领神会，立刻找到朱隹川，传达了陈智希的指示。
朱隹川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明地紧张。有人提出置疑：“杀一头猪也要批张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口信妥不妥当？”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暂时这样搁置起来。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陈智希的指示，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了意见。
何建锡说：“光是喊口号，不来点真的，怕是越抓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点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乱的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隹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时的何建锡就连忙迎上来：“胖子，你们大队的朱勉搞掉没有？”
“没有。”
“赶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则更有艺术性：“‘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程，是一条砂石铺的机耕道，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口了，你们说，怎么办？”回家路上，支书朱隹川和其他四位干部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陈甫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口，我们就只有执行。”
一路上，议定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区、社指示；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别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风，格外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说，那天午夜后，风起云黑，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开始了。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墙站着。马灯昏暗。朱勉没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饭就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他读过很多书，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治保主任念过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朱勉斜眼瞧着，很不以为然。陈甫厉声喝道：“朱勉，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墟）不请假？”
朱勉满不在乎地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请什么假？”
这时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实，怎么办？”
众人一声吼：“捆起来！”
20年后，参与过杀害朱勉的周吉兰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境说：拖着朱勉出门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的一个三岔路口，一边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一下，朱勉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了下去。朱勉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口里了。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中直冲，睡着睡着，就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
杀戒大开，第一个被灭门的三口之家
就在杀朱勉的同一天，“红联”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部。武斗惨烈。“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失败者恼羞成怒，但他们还掌控着道县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证明，况且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
这次武斗是否最终引爆了农村的大屠杀？从时间顺序及某种因果关系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则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就有理所当然的必然联系。
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说：“其实，下坝杀朱勉，对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三口。可以说，道县滥杀的序幕是从那里开始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的东南角，与宁远县交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80华里。正当下坝大队朱隹川等人用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砸烂了朱勉的“狗头”时，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又秘密地酝酿着更野蛮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凸凹分明。他叫蒋文明，原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
蒋司令踌躇满志地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司令讲完话，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的一位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份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
最后，他忧心如焚地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
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急万分地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
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文明一笑，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蒋文明接着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钟佩英出工时把她骗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研究出了一个与“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8月14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了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不过这次会上，除了他的“备战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
8月15日晚上，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
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下面的事，就与“搞掉朱勉”基本类似了。所不同的有三个细节：第一，当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第二，钟佩英是用锄头棍棒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想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有人提议：“乾脆一起搞掉算了。”
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
待到锅里只剩下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呜，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杀出了经验和甜头的杨家公社。
那天，郑会久早饭都没吃，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
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
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
在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老实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的三级组织依然存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而且许多领导与“红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县里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是不难制止的。
我们来到这个被称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见到了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他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唉，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
据郑逢桥说，当时，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选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这个大队杀第四批的7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
不知“耳机”有没有份，而在这以后的岁月，苟活者可能远比死去的痛苦。那是一种无休止的灵魂折磨和拷问！那天，我们找到一户“遗族”，家里只剩中老年两个女人，老的在堂屋里剁猪菜，中年的在坪里晒谷。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
“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纳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伤神。她低着头只顾晒谷，再也不理会。
道县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 55％；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16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47％。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创造发明
清塘距县城大约十来公里。有一条着名的濂溪河从那里流过，它是以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字而命名的。
1967年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里，挤满了从全区各地赶来的生产队以上的干部。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
昨天上午，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把道听途说来的“敌情”，经过自己头脑加工创造后，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报功：“你来营江才几天，我们就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凤为首组织的‘农民党’，已经发展到了四五百人；一个是蒋家地主儿子蒋伟珠为首组织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革命组织都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搞暴乱，有行动纲领，有计划，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
周仁是有口才的，顺口溜张口就来，他最后又向关有志建议，“目前群众的情绪很混乱，为了稳定局势，你是不是回清塘开个会？”
关部长很满意下级对自己的尊重，他也谦虚地以征询的口气问：“你看开个什么会好呢？”
“开个干部会吧。”
“好！要开就快开，开得大一点，区社干部、生产队长都参加。”
8月17日上午，关有志坐着拖拉机，风风火火赶回清塘，主持了这次大会。
会场门口布满了岗哨，关有志当过兵，上的是双岗。会场内横七竖八地挂满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大标语。场子太小，上千人挤在里面显得十分拥挤。
道县农民都习惯在腰上别着根长烟袋，稍有功夫就拿出来含在嘴里，叭着辛辣的烟叶子。浓浓的烟雾中，关有志显得慷慨激昂，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拳头砸得桌子嘭嘭响。高音喇叭音量开到最高，震得耳朵发麻。以下为《关有志8•17讲话摘要》之摘录：
……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八月十三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搞反革命政变。他们还有电台，配合帝修反。我们区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别的区也不例外，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十一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伪乡长朱勉，在训话会上，公开向干部挑衅，说什么“现在你们搞我，迟得三天的话，我们组织起来就要把你们干部全杀光”。大家听了很气愤，当场把他打死了。
同志们，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会议结束时，关有志征求周仁的意见。周仁又是一呜惊人：“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
接着，在讲到所谓“人民党”成员久隹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时，周仁冷冷一笑：“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
会场顿时乱成一片。许多话在座的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
有人紧张、惶惑；有人兴奋、激动。是呀，毛主席一再说要相信和依靠贫下中农，这回可是把生杀大权都交给我们了。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求求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对这些台上的人深信不疑。
他们也突然感到一种神圣的使命落到了自己肩上！
一散会，周仁便指使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
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
唐玉者，何许人也？如何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先是小学教师，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为人生性耿直。
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不识进退，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写了一张状子把蒋部长告了。害得蒋白举受了批评，仕途也受了影响。这号人留得么？
至于唐玉想当区长云云，“人民党”尚不存在，他想当区长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何况，即便一个人有当区长的想法，难道就犯了死罪么！
这次会议结束后，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5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来，4天内杀了13人。
轰轰烈烈，上关公社的两次杀人现场大会
1967年8月22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角的虎子坪生产队作动员报告。与会的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一千多人。
禾坪上人头攒动，梭镖林立。会场被臂带红袖章、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着，只准进，不准出。人们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许多人还弄不清今天是唱的什么戏。
上午9时，太阳已开始毒辣的时候，周永记清清嗓子作报告了。因为没有麦克风，会场又空旷，他每说一句都必须拼命地扯起喉咙，“贫下中农同志们，四马桥那边的四类分子已经上山了；二中那边抢枪政变了；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
太突然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周永记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无骨头的，吃刀仔仔饭的，能不能杀他们一些？”
会场乱了。议论纷纷。周永记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
周永记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何光清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周永记的报告一完，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呼后拥，把五花大绑的何光清押进了会场。
罗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罪状”后，模仿电影里的法官，拖长声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
何光清原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是死刑，吓得魂不附体，瘫在了地上。两个民兵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了中稻的稻田里，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喷到了散发着新鲜气味的稻草上。
开完了宝塔脚的杀人现场会，周永记马不停蹄，又跑到了龙江桥（建设大队），布置召开更大的杀人现场会。
8月24日上午。
镗镗、镗镗！锣声阵阵，时缓时急。通往龙江桥变电站的各条大小道路上，很快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队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锣声越来越密，有四条队伍从东风、东方、东进、东源四个大队曲曲折折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清一色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边走边敲着铜锣和烂脸盆之类的响器。他们被绳索缚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着他们的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民兵，而跟在这些队伍后面的则是一帮赶来看热闹的婆婆妈妈。
“蒋大婆，你老也去开会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没看到这样威武的场合了，怎么不去呢？”
“哟，这么说，你老还见过几个这样的场合？周领导讲了，这是史无前例。”
“见过，见过，那时你还小。威是威武，还是没有这样威武。”
“那就快点子走，迟了，又要站背后，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亏，站在后面，连人都没看清。喂，何家嫂子，我讲得直，前次你屋里二崽没得一寸用，砍了几刀，才把个脑壳霸蛮剁下来。”
“那又怪不得他，他们把他一把不快的刀。”
“这回就把刀磨快点。”
“这一回，不用马刀了；周领导讲了，要用‘洋办法’。”
“啊，那还不快点走！”
还是去迟了。等这帮婆婆妈妈赶到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三千多人。几十名四类分子（含子女）低着头，在台子下跪成一线。搭起的土台子上，挂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红横幅。
周永记屹立在台上，神色庄严，胸中豪情激荡：这才是彻底的革命！
才一天时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真是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呀！
四乡八里赶来的人越来越多。
开会之前，他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个碰头会。周永记说：“这一次，建设大队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是否有要杀的四类分子，如果有的话，就搭在里面用洋办法一起搞掉算了。”
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继报上了名单：东进2人；东方、东风各1人；东源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意见没统一，没有报。
大会开始了。
周永记一开口，哄闹的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了。人们尖起耳朵，捕捉周领导嘴里发出的声音。只有风，依然径自地刮着，摇得竹枝树叶哗哗地响。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规模较大的杀人现场会。今天的会，也是我们上关公社杀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行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对调皮捣蛋的要杀他一批。”
当即枪毙了各大队报来的6名四类分子。
这时，人们才搞清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步枪枪毙，不免有些失望。
散会后，周永记把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明确分工，派他们到各自所驻的大队去督促杀人。
宝塔脚、龙江桥两个杀人现场会后，上关公社专职干部熊立济等人，分别在各自所驻的片、队开始组织策划杀人。
水楠大队是刘少奇前夫人何宝珍的故乡，也是道县有名的富裕之乡。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们思想不通。熊立济急了，反复作思想工作，讲到激动处，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
灯光下，刀柄颤颤抖抖，大队干部们面如纸白。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5名地富及子女。
其他大队也相继动手，到8月30日止，上关公社12个大队共杀了112人。
压任务、下指标，蚣坝区杀人夺冠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每50人中就杀了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
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会议。形式虽不同，精神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鼓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
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5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
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5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同一天，兴桥公社。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口，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何司令”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
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参与杀人等同于出工，还可以拿到高工分。
一时间，杀人也成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竞赛！
到了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但也有例外，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
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的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
原因是小甲大队的几个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喊东不敢走西，实在表现不错；“雷公不打笑脸人”，小甲大队的干部下不得手啊！惯于雷厉风行的公社领导急了也火了：妈的，老子眼皮底下，不容许出现“土围子”！
于是，杨、廖二人在8月30日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
会后，乾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
杀人的手法也很别致：当天，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这12个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飞机”。
笔者不敢想象那12个人在导火索咝咝燃烧时的恐惧，也不敢妄自揣摩凶手们欣赏自己的杰作时的心态，但我们在20年后听到该大队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惨状时，仍然周身发寒。“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地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为他们解除了最后的痛苦。
当人们散开后，一群群的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芤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斩草除根，蚣坝公社杀人“冠中之冠”
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事件中的“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则是“冠中之冠”。
一个公社就杀了524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当然得益于蚣坝公社系区政府所在地，跟组织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觉悟高；而且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基本上没有几个漏网的；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譬如“贺远能惨案”。
一个月前，该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
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是在县城读中学时认识何端珍的。事情偏不凑巧，他俩在村口碰上大队干部周某某。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骗得了这么漂亮的妹仔，明明是带她来刺我们的眼睛。周咬定贺远能是“革联”的探子，叫民兵将其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了。
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伤好后，贺远能于８月２４日回到家乡，正碰上滥杀之风盛行，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就连夜逃走了。
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条条道路处处渡口都有民兵盘查。贺远能走投无路，只得爬上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这个年轻人已预感到难逃此劫，死神的阴影压迫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生活于他才刚刚开始，自从爱上端珍，生命和世界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他要好好活下去。他撑开手电，开始给心上人写信：“端珍，我也许永远要离开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写啊写，从两人相识相恋到他对她炽热的情感，写了整整一夜。
8月25日拂晓，贺远能偷偷走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并远走他乡。不幸的是，他还没走出兴桥公社，便让当地民兵抓住了，并迅速打电话到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
这天上午，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远嫁外乡的姐姐，贺家只剩下他这根独苗。而此时，正责怪自己疏忽大意的大队“最高法院”贺主席，正在四下寻找漏网之鱼贺远能。
接到电话后，贺主席连声夸奖兴桥公社的民兵阶级觉悟高，并叫了十几个人，操着家伙，风风火火赶到兴桥。像捆逃犯一样绑起贺远能，推着拉着向潇水上游走去。
没走多远，这个高中毕业生就受不了了，满脸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他哀求着：“叔侄兄弟们，你们要是肯留我一条命，就请将绳子放松一些；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
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
听到这话，贺远能失声痛哭起来，一路上不停地喊着未婚妻的名字。
走到向阳坝，贺主席叫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背转身站着；指使三个人各朝他打了一鸟铳。三声铳响后，贺远能没有倒下，仍在痉挛着挣扎。
一个自称曾一铳放倒过野猪的汉子不满地说：“这家伙莫非学了法！”于是，众人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将这个嘴里还在“端珍，端珍”叫着的小青年推下了潇水河。
这桩惨案的第二天，蚣坝公社河滩大队上演了一幕幕更为惨烈的悲剧。
那时太阳还没出山，村寨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中。从河滩大队所属的各个生产队陆陆续续涌出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道口汇集到一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站在一处高坎上，像点牲口那样将各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21个。又清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21个。这个大队采取的战略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
于是，队伍继续向山里前进。
被捆绑着的青壮年汉子们，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了，这已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份。认命吧，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但前方等着他们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祥的预感，使他们在别无选择地走向绝望时，心底未免不生出阵阵酸楚和眷念。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尚幼的孩子。有家，日子再苦，生命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就这样去了，留给亲人们的残余日子怎么过啊？！
投错娘胎的也是人，也有儿女情长、恩爱寄托。
即便是投错娘胎，这就是命定他们以承受苦难来偷生、以死来赎罪的理由吗？他们实在是带走太多太多的遗憾了，但更遗憾的是他们到死都未能真正弄懂自己为什么会走向屠场。
屠场就在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洞口。以往他们打柴、种地、放牧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热了还在洞口边歇歇脚，消消暑。此时，太阳已从山顶上探出头来，泼下一片灼白的炽热，让人有那么一点激动，又有那么一点烦躁。
何兴盛命令民兵将一干“人犯”押到洞口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
他的口有点乾燥，声音也有点紧张。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地平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口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直到这时，你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
这时，一个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何兴盛的面前：“何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一辈子都伺候你。”
何兴盛嗓子有点干：“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杀，我不杀你，我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好多年前，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肖子弟，都是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的。洞口一年四季冷风嗖嗖。这时，热腾腾的鲜血已浸透洞口灰白色的石头和石头上的青苔，且将那些绿色的杂草染得紫红。
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文革主任何兴盛在洞口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重又归复永恒的寂静。
时近晌午，何兴盛浑身异常轻松，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们凯旋回村。大家边走边议论：
“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
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大家的中心议题。
“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远：“那些小的，长大了报仇怎么办？”
于是就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兴盛一想，有道理！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二十一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齐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中共蚣坝区委秘书，答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兴盛见区里似乎不同意杀，想想怕是有道理，也就作罢了。
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在鼓噪，何兴盛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蚣坝公社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
可何兴盛还是感到不踏实，次挂电话向蚣坝区委请示。这回是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亲自接的电话。叶书记虎气生生地刚从杀人第一线回来，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如雷，当即指示：“全部杀掉。”
何兴盛立即将这命令通知给各个生产队长，并且部署了当晚的行动。
太阳衔山了。河水彤红如血。整个河滩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了。
那些被杀人的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哭泣，声音压得低低的。
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了，已预感到了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抖抖嗦嗦从箱子里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身上弄得干乾净净的，随时准备上路。
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时安分守己，处世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多语的丈夫一道出门修桥补路，两老口同队上干部群众的关系都还不错。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两口子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是能尝尝味，也死得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地将家里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收拾乾净，做一锅炖在火塘的撑架上。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锅里扑扑直响，肉香四溢。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却又怜爱地送给妻子先尝。这一送一让的，倒叫这对老夫老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浪漫，想想又觉得有那么几分荒唐，禁不住互相望着笑了起来。也就在这时，敲门的声音响了……
他们被押到大队的晒谷坪，那里已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就是杀红了眼睛的人。看热闹的人很少，是个人的都没有胆子去看如此残暴的场面。有个形容枯槁的老人，原本已卧床数月，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地不辨方向∶“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那里去？”
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倒答得乾脆：“你儿子判了死刑，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
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哭哭啼啼上了路。
没有月亮，星子又大又亮。该是初秋了，已有点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声。几个孩子被这黑夜的阴森吓得大哭起来，让民兵们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止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何兴盛忽然感到有话闷在心里。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但这是革命形式的需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他何兴盛容不下他们。他乾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壳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
说完，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
顺便说说这个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他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他太小，父母又不识字，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太不是时候，偏偏又没选择一个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第58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拉走了他72岁的祖母、37岁的父亲、12岁的大哥和3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就在他人生头一次凄惨的啼哭声中，他的6口之家转眼就失去了4人！
他的母亲能够幸免于难是有原因的。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熟了；母亲则呆呆地坐
我看到一文关联到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 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
我想到了希特勒。。。。。毛泽东。。。。
回首文革：血统论和出身论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 2007-04-07讯】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现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喊出了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文革初期红卫兵须为
文革初期红卫兵须为”红五类”出身
8 月12日，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组长谭力夫和刘京联合写了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8月20日，谭力夫在一次辩论这副对联的大会上大肆鼓吹这种观点，使他在全国扬名。
这副对联、谭力夫的讲话、以及他和刘京的大字报在中国掀起一股公开讲究家庭出身的风气。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学生红卫兵自称”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谭力夫又加上资本家和走资派，变成 “黑七类”。
当时，”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准戴毛泽东的像章，不准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
*红色暴民的打砸抢抄抓杀*
全国各地兴起主要针对”黑五类”的”抄家”行动。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上海的红卫兵抄了10万多户；武汉的红卫兵抄了两万多户。
两名”反革命分子”被批斗游街示众
两名”反革命分子”被批斗游街示众
还有一些地方对”黑五类”及其子女进行屠杀。例如在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 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在广西的宾阳县，20天里屠杀了3000多人。在湖南省道县，两个月里杀了4000多人，逼迫自杀300多人。
*领导人批血统论*
但是谭力夫等人没想到，中央文革表示不赞成对联的提法。1966年8月2日，陈伯达对红卫兵说，这种说法”不全面”。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8月6日，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对他们这种阶级路线分明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建议将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于是，一首题为《鬼见愁》的流行歌曲应运而生，歌词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将对联和谭力夫的观点斥责为”反动血统论”。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
*”联动”抗命遭镇压*
此时，大批高级官员开始受到文革的冲击，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 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所谓的”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而且暗指毛泽东专制，想保护自己的父母。他们提出的口号包括”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江青太狂了”，”踢开中央文革”。他们还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不出一个月，”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00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逮捕。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他们对红卫兵的不满，以至于后来的抛弃，是由于他们进一步地要批判各级，包括一些高级干部，要批判老革命的时候，而这些红卫兵，由于他们不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就出来反对，中央才决定要抛弃他们。
“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强调出身，因为你文化革命革到老干部头上来了，他们去保老干部，所谓’保爹保妈’，成了一支特别有力量的保守力量。毛和中央文革就翻过来把他们打下去。”
*《出身论》借机出世*
几乎在这同时，北京青年工人、”右派分子”的儿子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猛烈抨击了弥漫中国上下、以家庭出身决定前途命运的歧视行径。他指出，依照推行血统论的人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他写道：”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罗克的文章与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批判遥相呼应，在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记者采访了遇罗克的弟弟、当年《中学文革报》的负责人之一遇罗文。
记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中央文革来出来说反血统论，这个《出身论》也不会出来。
遇罗文：对，出不来。出来也得变成反动文章似的被满处追查。因为我们说实在的是利用了他们宽松的环境，乘那个机会把我们自己想说的说出来。我们所以能敢出这个报纸，遇罗克的文章能发表，这都是借着这个机会嘛。
记者：当时你们想过，后来中央文革会反过来打你们吗？
遇罗文：也可能不打，那当然了。
记者：为什么你们会想到有可能不打呢？
遇罗文：因为毕竟中央文革也是反对血统论的，那我们也反对血统论，那有什么不对呀？
记者：你们当时有没有看出来，中央文革反血统论是假的？
遇罗文：那我们看不出来。
*当局对出身论封杀而不批判*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反党的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入狱。
中央文革并没有像批判血统论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遇罗克的《出身论》。
遇罗文：中央文革刚开始还不说反对。像陈伯达就曾经说过，你们可以辩论，就是关于《出身论》这篇文章。等后来，戚本禹就开始说了，就说这个《出身论》是大毒草。
记者：他明确说了到底哪一条是大毒草，哪一条跟”我们党”的政策不一致吗？
遇罗文：噢，他没这么说。因为他也不敢这么说。因为他如果那么说的话，他从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共产党宣传的血统论执行血统论的政策，也并不是说光明正大公开地说。都是嘴里说着，我们不歧视什么什么的，把人不应该分成三六九等，但是实际上在具体政策上，它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记者：也就是说当时根本就没有说遇罗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
遇罗文：对。没有。
记者：就给抓走了。
遇罗文：刚开始抓走不说什么。等到判的时候，只是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组织反革命集团，都是这类的话，含含糊糊的，没有什么具体的。
*”联动”成员出狱 遇罗克入狱*
在血统论上对立的两派人都进了监狱，但是却有不同的结果。1968年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了100多个被逮捕的”联动”成员。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些人，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谭力夫也于1968年5月29日被释放，而且改名叫谭斌，很快进入了那个年代年青人最向往的军队，还成为军官。胡平说：
“尽管对联、血统论受到很严厉的批判，但是到后来，这些干部子弟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特别是到了后来上山下乡了，他们很多出身好的去当兵了，开后门干这样、干那样去了，等到一旦有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那么他们也是近水楼台。
“在工农兵大学生中间，这个干部子弟占的比例是超乎寻常的高，都反映了整个文革，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前的10年之内的时间里面，家庭出身的歧视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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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的理想幻想和以身殉道*
与此同时，遇罗克也以为有朝一日他会出狱。当年由于讲了几句对江青不太恭敬的话而被判处死刑的张郎郎曾经和遇罗克关在一起。
记者：你觉得他当时写这个《出身论》是不是受了陈伯达的鼓励，起码是精神上的鼓励？他看到中央文革对血统论并不满意，所以他就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他实际上是支持中央文革的，因此他不会受到后来他所受到的那种迫害？
张郎郎：接着的事实也是这样。他告诉我，也是暗示我，他说当时中央文革跟《红旗》杂志都找过他，跟他谈过，可能是给他了某些支持和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这种机会根本是千载难逢。明明知道是有很大的危险，他说：”即使为这个我要付出什么”，”我也值了。”这是当时他的原话。他当时是支持文革里边的平民主义的思想。因为当时提出来，消除一切官僚。他是觉得，这个是正好要把中国新出现的所谓新阶级、新等级，把它扫平。他说，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就好了。因为”黑五类”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他当时的基本思想是这样。
记者：他的这个想法实际上和毛泽东当时要打倒党内的走资派的想法是一致的。
张郎郎：对。所以他当时抱了很大的希望。他支持中央文革，但是他同时也反对了49年以后的所谓阶级政策。当时遇罗克根本觉得他很快就会出去了。他说，我要出去以后，我去找陈毅，让他帮你说说话，让你免一死。
然而，尽管遇罗克批判的是中央文革批判的血统论，尽管遇罗克在入狱后向当局表示：”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我的日记可以证明我对党的热爱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是他再也没有重获自由。
1970年3月5日，27岁的遇罗克被枪决。
*谭力夫当官 遇罗克平反无抚恤*
文革结束以后，改名为谭斌的谭力夫先后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以及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当年和他一起主张血统论的刘京则成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1979年，中共为遇罗克”平反”。
记者：政府当时正式道歉了吗？
遇罗文：谈不上道歉，反正有一纸通知，就是”无罪”，就这么一句话。公安局多次到我们家表示慰问。至于抚恤金，没有。只是把他从被捕那天一直到被判死刑这两年零两个月的工资给我们家拿回来了。
记者：你还记得是多少钱吗？
遇罗文：大约是两千块钱左右。
鼓吹”反动血统论”的”联动”、谭力夫重新成为中共的”自己人”，而批驳血统论的遇罗克却惨遭灭顶之灾。说到底，血统论符合中共的阶级路线，而遇罗克的《出身论》与这条路线背道而驰。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原罪*
中共在家庭出身问题上主张：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1968年12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道：”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这段话似乎是给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出路，但是实际上肯定了这些人带有原罪，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在政治上和别人平等，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
*平等思想违背中共阶级路线*
再对照一下谭力夫在1966年8月20日那次讲话中说的话，他说： “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他的话显然反映出中共阶级路线的实质。
而遇罗克的观点却不一样。《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
“遇罗克的思想和当时中央文革批判血统论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中央文革当时批判血统论还是沿袭过去的说法，就是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要重在表现。而遇罗克就指出，这是过去提的，而当时提的是指本人成份，而现在呢，你是搞的出身歧视。过去你的阶级路线指的是阶级呀，你现在是冲人家的子女来了。
“所以遇罗克那篇文章的基本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子女就不应该受到这种牵连，受到这种连累。他就主张都应该是平等的。而这一点当然是共产党不能接受的。中央文革在批判血统论最高调的时候也没有接受这个观点。”
*出身重如山*
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从小到老，填写各种表格都要填上”家庭出身”，而且是要填上祖父的成份。只要祖父是地主、资本家，你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后代。政治审查要查到祖父那一辈，这叫所谓的”查三代”。
这种家庭出身要随着每个人的档案带一辈子，入党、入团、提干等等，统统受到歧视和影响。高干子女的命运则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父母被打倒，他们就遭殃；父母重新出山，他们也时来运转。封建世袭制和”株连九族”的味道极为浓厚。
*为何坚持搞歧视？确保子孙人上人？*
文革发生在中共建政17年以后，所谓的”剥削阶级”早已不存在了。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
胡平：”你共产党过去既然是靠暴力革命推翻前面的政权，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那么在你掌权的初期，你对于被打倒的阶级，他们的人，包括他们的子女，有一种猜忌，这个尚可理解。
“如果说有家庭歧视的话，那么它显然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所以在57年反右前夕，毛泽东讲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停止了嘛，已经结束了嘛。怎么越搞越多了？这个根本不通嘛，对不对。同样的，你的家庭歧视的问题，怎么到后来反而越来越强了呢？”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分析说：
“第一，在62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就要有阶级斗争的对象，你就要有靶子呀。老一代的所谓黑五类早就被打倒，他们在社会上也完全没有影响了。很多人就把他们的子女当成了斗争对象。
“另外一方面，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段时间，我们刚好和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子女是同代人。那时候我们都面临着要升学，要就业。尽管在当时干部子弟一般已经享有不少的特权，但是毕竟不能公开地、名正言顺地讲这个问题。
“就拿考大学来说，那时中国大学很少，能考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多，你怎么着都有考试这一关。而在这些方面呢，那些干部子弟，老一代革命家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未必占什么优势。
“在当时，由于长期(以来)共产党的这种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其实那些青年人想得都差不多，大家那个时候都一心一意要革命，在各个方面表现，不管是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啊，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啊，到农村、到工厂里去下放劳动啊，在这些其它方面大家都表现得差不多。
“这么一来，他就没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享有一种特殊地位。基于这种情况，我想他特别强调家庭出身，靠这一点就可以把别的人打入第二等。就使得他们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位于这个社会的上层。我想这是在当时社会特别流行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无产阶级领袖”的非无产阶级出身*
实际上，中共文革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没有一个人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时曾经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周恩来说：”我弟弟周同宇，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周二人都表现出大义灭亲的情操，证明好人可以和坏人亲属划清界限。林彪则表明坏人的亲属也可以是最优秀的好人。
其实，根据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周恩来把弟弟抓到北京卫戍区，实际上是明抓暗保；而毛泽东不会不清楚，即使自己的父亲在世，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他们这番话显然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政治贱民何其多*
中国并没有详细统计当时有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1979年，中共宣布为所有的地主富农摘帽。《北京周报》报道说，被摘帽的有400万人。据说在文革中有120万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以一家四口人计算，加上孙子辈的一代，全国至少应该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其它”出身不好”的人。
据中国官方内部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两百多万人，受到迫害株连的人达到一亿多人，超过中国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应该居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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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出身论》(节选)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殉道者遇罗克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他所捍卫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
主笔◎李菁
殉道者
1968年1月5日，《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离家出门的那个清晨，除了冷之外，实在太过平常，以至于不管遇罗文还是遇罗勉，无论怎么面对本刊记者努力回忆，也找不出有任何预示意味的特别之处。“大哥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骑上自行车走了。”现在59岁的遇罗勉说。在上班的路上，遇罗克便被抓走了。全家人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个诀别。离家那天，遇罗克的书桌上，还放着他刚刚写完的《工资论》。
其实很早就有苗头了。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此后，“我家附近已经有人在盯梢”，在美国接受越洋电话采访的遇罗文回忆。若干年后遇罗勉则奇怪，那时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但这至少证明还有一个系统仍在运作，“我虽然还很小，但都知道谁是盯大哥的人”。父母则照例叮嘱大儿子，要小心，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多少办法。
仍旧每天继续读书、写文章的遇罗克发现，每当他外出时，总是有人在跟踪。他预感到他将要遭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进行检查了。”
1月6日，遇罗克被一辆囚车带进了牢房。遇罗文说，遇罗克一共被提审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但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得知弟弟遇罗文也被关进监狱时，他更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遇罗文得到解脱。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 “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家事
遇罗克从小是个很优秀的孩子，是弟弟妹妹们崇拜的对象。“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或者照小人书编个小话剧，然后让我们仨来演。”遇罗文回忆，有时遇罗克还用一张16开的白纸，用钢笔和铅笔又写又画，给他们编小报。遇罗克的象棋也下得好，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甚至后来还有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的本领。遇罗文、遇罗勉至今提起哥哥还是钦佩不已的口吻：“因为他聪明好学，一直很受宠，从小学到中学都属于响应号召，积极向上的好孩子。”
父亲遇崇基是东北人，后来以“满洲国”第三名的身份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他用“罗茜”的笔名写了一本《日文报纸译读法》，很受欢迎。他给几个孩子起名也都用了“罗”字，而不是家谱上规定的广字。“我有一次问过他，他说‘羅’拆开是‘四’、‘维’两字，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遇罗勉说。母亲王秋琳是北京人，家境优裕，曾自费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后来，父亲遇崇基开办了“大业营造厂”，母亲王秋琳和同伴合开了一个“理研铁工厂”。
对遇家人来说，1952年是后来一连串动荡乃至劫难的开始。那一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遇崇基因为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而被逮捕。 “几个月后，事情不了了之，父亲被放回来了，但是他的厂子受到很大影响。”为了躲避伤心地，遇家花3000元买了东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举家迁到那里。遇罗克后来在《我的童年》作文里，详细写了这座院子的花花草草，写到临别时，他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文章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在弟弟遇罗文的记忆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章里承认自己哭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遇崇基因为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因为父亲有自己的想法，显得不随和，所以每次运动都躲不过去。”遇罗文回忆，“大哥非常尊敬父亲，父亲的遭遇对他触动很大。”不仅如此，“母亲仅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虽然“出身论”的荒谬在“文革”时达到极致，但在“文革”之前，它已经是盛行的一个政治标准。“同学们因为出身不同，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属于最底层的。”遇罗勉说，“家里出一个‘右派’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何况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其中一个还被劳教。”那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是：出身不好的人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心灵上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之深。”遇罗勉如今回忆起来，仍有些痛苦。
1959年，遇罗克从北京65中毕业。虽然高考成绩优秀，但还是没有大学接收他，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遇罗勉解释说，那时上大学除了看出身，还要看“操行评定”——学校的操行评定分成“优良中差劣”五等，被评为“中”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学的，“差”者基本上要被开除。自父母双双成了“右派”后，遇罗克的评定也由“优”变成了“中”。遇罗克不解，老师回答：“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遇罗克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两次进不了大学，让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的不公，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了解社会，遇罗克报名到南郊农村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街道批准遇罗克去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遇罗克显然认为是命运的新转机，“他接到通知就高兴地去迁户口，连春节供应的那些副食都放弃了，姥姥气得直叹气”。遇罗文说。
那时候，已经开始号召学生到农村去，但尚未像后来知识青年下乡那么大规模，“他也感到很新鲜”，遇罗文说。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把他们推到与人民相对立的另一个阵营里。但在农村，“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也更残酷。“他回来跟我们提过，在农村，一些地主和小孩子都被斗死，他们用很形象的语言，称之为‘连根拔’。”遇罗文说，从自己的遭遇出发，再联系到整个社会，遇罗克开始陷入深深的思考。
1964年，神经衰弱很严重的遇罗克回到城里。他曾经在小学做过一段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回到北京后，我们也长大了，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两个弟弟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哥的读书，“爱看书，什么书都看”。遇罗勉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房间里的灯总是亮着，“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姥姥唠叨他：不要整晚亮，你的电费是全院平摊的”。
遇罗克喜欢跟弟弟们分享他阅读的体验，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还有诸如“诡辩”一类的名词，“都是我从大哥那里听到的”。《流浪者》里的台词：“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里的：“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这些经典之语，都是遇罗克在和弟弟们讨论社会流行的“出身论”时提及的。
政治风暴中的“出身论”
“出身论”的命运，也涉及红卫兵的一段复杂历史。遇罗文解释：最早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此后，北大附中也出现“红旗” 战斗队，以后各地方纷纷成立这种组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遇罗文说，后来通常用“老红卫兵”来划分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
“老红卫兵”因为有出身的优越感，因而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最忠实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阶级分成几类：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注：指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及其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而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则是红五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文革’一爆发，‘出身论’更发展到了极致，‘文革’以前，还说出身不好的还是可以改造的人， ‘文革’一开始，我们就变成‘混蛋’了。”遇罗勉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八·一八”之后，“红卫兵”名声大振。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鼓动下，这些红卫兵们开始走出校园，冲上街头，在社会上开始有相当破坏力的“革命造反”活动。老红卫兵打死人的一些血腥传闻，让遇罗克有了写文章反驳“出身论”的直接动力。他很快就完成了《出身论》的初稿。
不久，红卫兵开始全国大串联，要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这时，遇罗文和弟弟遇罗勉也属于滚滚洪流中的两位。他们到广东串联，发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小报或印刷品，油印条件非常方便，于是他们试着写了几份反“出身论”的传单，又根据对哥哥《出身论》的回忆，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论出身》，印了几百份，贴在广州街头。落款是“北京呐喊战斗队”，没有写真名。
“我们住在一所小学里，很多串联的学生帮我们印、帮我们贴，有人在上面留言‘好文章’，有人写‘大毒草’，批注特别多。还有人把油印的重抄成大字报贴出来，反响特别强烈。我们觉得时机到了，广州毕竟远离政治中心，也应该在北京宣传。”遇罗勉回忆。
两个弟弟把油印的传单寄给在北京的哥哥，同时也告诉他这种简单的油印方式。很快，遇罗克《出身论》的定稿寄了过来，让他们在广州油印。同时，遇罗克和遇罗锦也用弟弟提供的方法，印了很多，贴到北京市委、国务院、清华、北大、地质学院等地。因为署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
“文革”运动的发展开始迅速波及老干部，早期对出身有天然优越感的“老红卫兵”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1967年初，一部分人成立了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唯一的条件，他们公开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
当“中央文革”发现这部分红卫兵已经成运动阻力时，“联动”及其“血统论”也开始受打压。“但‘中央文革’是有分寸地反对血统论，打击老红卫兵，收买了很多人心，很多出身不好、长期受压抑的青年人，一下子开始活跃起来，也对‘中央文革’感恩戴德。”遇罗勉说。
这时，红卫兵不再是出身好的那些人的特权，“其范围已扩大到普通学生，都自称是红卫兵”，遇罗文称之为“新红卫兵”。当“联动”遭打压时，“新红卫兵”们也开始看到批判“血统论”的时机。
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遇罗文，说他们看到贴在四中的《出身论》后深受感动，来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3个年轻人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几天之后，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3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当时中学生办报的人并不多，民办的报纸几乎没有。”遇罗勉说。所以尽管《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遇罗文说，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我们接到好多人来信，很多被出身影响的年轻人，觉得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心声。”遇罗勉说。
在1966年末至1967年初相对失控的几个月里，遇罗克终于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连续写了《出身论》、《谈纯》等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抨击反动的血统论思想。这些文章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我们一直坚持办了7期，直到《出身论》被宣布为‘大毒草’。”遇罗文说。在这7期报纸中，遇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占总数的将近3/4。
其实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因为发表时的落款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慢慢的，我们这些办报的人都知道他了。”对于当年的举动，遇罗文坦率地说：“有的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中央文革’，想一炮打红。我是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明白，这个风险非常大。出身的提法已经几十年了，怎么会因为我们的一份报纸而改变呢？”遇罗文说，“母亲当时就说：你们太冒险了。”事实果然被母亲言中。
永远的怀念
因为父亲是学工科出身的，“对问题从来不含糊，爱深究”，在思维方式上，遇罗文和遇罗勉都认为，大哥像极了父亲，“逻辑性强，严谨”。而在性格上，“遇罗克和遇罗锦的性格像母亲，他们小时候就很爱表达”，遇罗勉评价。他说喜欢《牛虻》一类作品的大哥，有种英雄主义情结，“为了正义与真理，他会觉得个人的牺牲是不足惜的”。
遇罗克的母亲出身富裕人家，爱美，姥姥告诉遇罗勉，当年日本人轰炸济南时，别人都裹着细软逃命，母亲却带了几本相册跑。那些曾记录了一个家境优越的少女无忧青春的相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
《出身论》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家里6个人，有4个被关进监狱。而原来娇生惯养的母亲却坚强地承担起一个家的责任，而且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敢与坚韧。1978年冬，王秋琳带着儿子的材料，找到《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为遇罗克的平反问题而奔走。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勉说，哥哥去世后，家里再也没人正式提起过他，无论是他的生日还是忌日，大家都心存默契地回避，“毕竟是一个太大的伤口”。不过，遇罗文说，如果有人做了什么大家不满意的事情，一句“这样做太对不起大哥”，就意味着最严厉的指责了。母亲也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及大哥，她内心的痛苦是她死后孩子才从她的日记里知道的。“母亲每天上下班经过‘工体’，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因为哥哥是在那里被宣判死刑的。”王秋琳是1984年去世的，那一年的日记就写到5月1日——那一天，是遇罗克的生日。■
中国人权先驱：遇罗克41周年祭
【大纪元2011年03月04日讯】3月5日是中国第一个发出人权宣言的思想家–遇罗克的遇难日。在中国最黑暗的“文革”年代里，他以”出身论”和一系列文章, 将中共几十年来制造“阶级敌人”的手法揭露与批驳。他一生的形象与事迹，尽在他的妹妹遇罗锦的心血作品“一个大童话”中。在中共长期的非人统治下，一个欢乐亲爱的家庭,，如何变得心灵扭曲，遇罗锦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切。
四十一年前，遇罗克（1942—1970）离开了这个世界。今年3月3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表夏韵的纪念文章：“怀念遇罗克：遇罗克41周年祭”。
文章说，1970年3月5日，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中，他饮弹身亡――射向他的子弹是以革命的名义击发的。1980年，他被枪杀十年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相继以《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和《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等为题讴歌他――他身后的荣誉也是以革命的名义给予的。
文章说，1970的“杀戮”和80的“讴歌”，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行之的，“杀戮”发生在前三十年的“革命”时代，“讴歌”发生在后三十年的“改革”时代。前后三十年“革命”加“改革”构成了“辉煌”六十年，“革命”要建立的，是“改革”要改掉的，两个相悖的东西被高人融为辉煌的一体。但是，把对一个人的“杀戮”和“讴歌”也能顺流得严丝合缝，是难以想像的。
可是，四十多年过去了，没人承担那怕一点点罪责，没人为一条鲜活的生命遭冤杀埋单。多少年来，夏韵表示，他一直在祈祷，在盼望：认个错吧。但是除了遮遮盖盖，就是文过饰非—-。
文章披露，从遇罗克当年的邻居写的文章里知道，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华北电力总局任工程师，在钢材紧缺的年代，大胆技术革新，以竹筋代替钢筋建造了四十四栋二层的竹筋楼。设计寿命十年。楼房使用期竟超过四十年，还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考验，坊称“竹筋巷”。重大贡献也没能幸免右派的命运。他在贫困潦倒中还相继写出了《科技日语翻译技巧》等著作。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同样日本留学高材生，早年在京创办自己的铁工厂，公私合营运动里被划私为公，反右同丈夫一样落难。她的一个同事说她遭遇的磨难，换成任何一个别的女人恐怕都难活下去。
遇罗克的父母被划右派后，父亲关在北京郊区的良乡，母亲下放到密云水库劳动，不能与家人见面，15岁的遇罗克独自一人乘火车去看望父亲，又安排弟弟妹妹给母亲写安慰的信。以亲情和关爱给落难的亲人性的温暖。一个多舛的家庭贫困潦倒,真不知到他们是怎样熬渡那艰难的日月。
文章还说，遇罗克一家人十分优秀。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后来成为作家，两个弟弟成为有所建树的工程师。他们遭遇的苦难不只是一个家庭的不幸，它是我们国家热衷划人三六九等、残酷进行阶级斗争的缩影，是民族的不幸。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出现的比西方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更为黑暗的人权歧视的《血统论》，令千千万万青少年因出生另类家庭而有罪，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他同龄人同等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富反坏右，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和就业，遇罗克品学兼优，两度报考大学都因政审不合格被拒于门外。
文章说，文革初期，红卫兵高举《血统论》大旗，呼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挥舞铜头皮带砸向被贬为牛鬼蛇神的弱者，掀起红色恐怖。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油印散发，枰击了这种人权歧视的阶级政策，《血统论》再也无法貌似公允地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令独裁者十分羞怒恼火。这篇饱含真理、没有过激言辞的文章竟成了作者的绝命书――说他因私藏一枚手榴弹而得死罪，是狡辩，领袖要武，发抢，百姓有错没罪。他是死于“出身论”，1968年清队运动里被捕入狱。1970年经最高执政者钦定死刑。
遇罗克为一篇《出身论》得去死，他对狱友曾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遇罗克说出了千千万万因出身被歧视、被伤害的人心中的痛。
文章最后说，《血统论》的阴影今日仍死死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当年它断的是地富反坏右子女的生路，如今，不讲阶级斗争了，但它断的是底层百姓子女向上流动的路，这对于社会是很危险的
遇罗克写《出身论》竟然付出了生命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出身论》仅仅是说出了一些现在看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在三十几年前，作者遇罗克竟然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华北电力总局任工程师，在钢材紧缺的年代，大胆技术革新，以竹筋代替钢筋建造了四十四栋二层的竹筋楼。设计寿命十年。楼房使用期竟超过四十年，还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考验，坊称“竹筋巷”。重大贡献也没能幸免右派的命运。他在贫困潦倒中还相继写出了《科技日语翻译技巧》等著作。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同样日本留学高材生，早年在京创办自己的铁工厂，公私合营运动里被划私为公，反右同丈夫一样落难。她的一个同事说她遭遇的磨难，换成任何一个别的女人恐怕都难活下去。
遇罗克的父母被划右派后，父亲关在北京郊区的良乡，母亲下放到密云水库劳动，不能与家人见面，15岁的遇罗克独自一人乘火车去看望父亲，又安排弟弟妹妹给母亲写安慰的信。以亲情和关爱给落难的亲人性的温暖。一个多舛的家庭贫困潦倒,真不知到他们是怎样熬渡那艰难的日月。
文章还说，遇罗克一家人十分优秀。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后来成为作家，两个弟弟成为有所建树的工程师。他们遭遇的苦难不只是一个家庭的不幸，它是我们国家热衷划人三六九等、残酷进行阶级斗争的缩影，是民族的不幸。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出现的比西方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更为黑暗的人权歧视的《血统论》，令千千万万青少年因出生另类家庭而有罪，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他同龄人同等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富反坏右，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和就业，遇罗克品学兼优，两度报考大学都因政审不合格被拒于门外。
文革初期，红卫兵高举《血统论》大旗，呼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挥舞铜头皮带砸向被贬为牛鬼蛇神的弱者，掀起红色恐怖。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油印散发，枰击了这种人权歧视的阶级政策，《血统论》再也无法貌似公允地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令独裁者十分羞怒恼火。这篇饱含真理、没有过激言辞的文章竟成了作者的绝命书――说他因私藏一枚手榴弹而得死罪，是狡辩，领袖要武，发抢，百姓有错没罪。他是死于“出身论”，1968年清队运动里被捕入狱。1970年经最高执政者钦定死刑。
遇罗克为一篇《出身论》得去死，他对狱友曾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遇罗克说出了千千万万因出身被歧视、被伤害的人心中的痛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遇罗克被处决于1970年3月5日。胡平在其著述《评“晚年周恩来”》中说：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出现的比西方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更为黑暗的人权歧视的《血统论》，令千千万万青少年因出生另类家庭而有罪，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他同龄人同等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富反坏右，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和就业
今天的中国虽然抛弃了毛的“出身论”，但却向着传统的身份型社会复归，奉行另一种形式的血统论。从世纪之交以来，由于中国的就业日益艰困。大学已不再是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大批量生产过剩的知识型劳动力。公务员这类旱涝保收的就业机会向官二代优先开放已经不是秘密，北京大学几年前做过的一项《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确切地证明了子女的就业与父母的职位及社会地位密切相关。除了技术性极强的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强的非专业技术职位的竞争中，血统原则的作用日显重要。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管道已经严重梗阻
我只看博文，不看下面的评论。因为政府雇佣的5毛数量快超过普通网民的数量了。希望多看到何女士的文章。
何女仕化了那么多时间写了那么好的文章，真是入木三分、掷地有声。我们如何忍心由那些败类玷污她的博文。引用毛語錄《阶級敌人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事物总有正邪之分，要捍卫、要支持，让何女仕更受鼓舞，更有信心。让那些眛心的败类无地自容。让我们为自由民主供出自已可以的一份力量。自勉！
“遇罗克”，一个久违了的名字，不是看了何女士这篇文章，恐怕我不再记得。我就是当年和千千万万的“黑五类”后代一样，深受因家庭出身不好的问题在社会上难以昂扬。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现在想起来都会感到不寒而栗。
遇罗克被处决于1970年3月5日。胡平在其著述《评“晚年周恩来”》中说：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文章作者脱离中国太久了, 在20-30年前也许找工作要靠关系但现在在国内绝大多数还是靠个人能力或学历找工作的. 农村里的孩子想要出人头地还是要考大学这是唯一的出路, 这就是为什么高考还是那么激烈的原因.
其次任何社会都是从不文明发展到现代文明社会的, 美国直到20年代妇女才有选举权, 在60年代之前美国黑人都没有社会地位. 我觉得文章作者拿中国50年代例子出来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北京的孔子塑像, 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 岂不是更没有意义吗? 3000年例子了
AAA,
睁着眼睛在说瞎话，你说“绝大多数还是靠个人能力或学历找工作的”，可惜就是找不到。所谓的“能力”只是找当官的开后门的能力。大学毕业几乎等于失业，这是妇孺皆知的事实。再说，你这个工作是如何得来的－－是“多数”还是少数。我看只《五毛》的数，嘻，嘻！
老顽童 07－03－2011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就是得了梅（美）毒的生殖器，那些想颠覆中国的运运、轮子、还有赖皮，只有通过这里，才能呼吸一点空气，他们一旦离开这里，经过阳光的普照，就会变成死驱。
病入膏肓的痛苦，刺痛的生殖器，发现已经穷途末路，苟延残喘的拼命呼吸。
死到临头还不改悔，为什么不反省一下过去，轻浮的乱交，梅（美）元就是动力，夹杂着梅（美）毒的侵蚀，仿佛还挺有活力，一旦到了晚期，才知道、已经没有回天之力。
要想在活几天，就闭上你那生殖器！
运运、轮子、还有赖皮们，快一点祈祷吧！早一天进入地狱的大门。一起下地狱的还有美国之阴！
你的说话怎么那么脏？是不是自己就是梅毒病人，并且曾有过风月场所流连的经历？你骂的的比你干净一万倍，你与你的党一样肮脏。
“我爱你中国”：一.不知你爱的是哪个朝代的《中国》。是清朝？不对，它是外族对中华的佔領、奴役，漢人是亡國奴，若你不是滿人絕對不會愛上它的；是明朝,倒也有可能,不過離目前的主題太遠了一點。那一定是爱上了辛亥革命的中华民国了，那倒是应该。因为她推翻了帝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由於中共的篡政，目前退居台灣，但作為中華民主的先驅，不管怎樣卻非常值得去愛她。更何况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陆也为之要庆贺一番呢！
二.你好象对“性”特别感兴趣,一个性变态狂,真是一个当代的滛棍西门庆。想想党（共）培养你当了五毛，怎么把自已弄成了这一副嘴脸，多塌臺。共產党也真是浪费资源找不出人才啊！再说，共产党不是认为自已是“无神论”吗？但你却祭出了“祈祷”、“早一天进入地狱的大门”，是贴金、是抺黑！
最后介绍你看篇文章[漫话《国庆》－李大同著2009/09/21 BBC。愿你“好好学習、天天向上”
老顽童 10/03/2011
还记得这些事的，刚开放时走了一批，八九后走了一批，零四年开始更是长期的移民潮，已经没有多少人用中文说这些了。
中国的历史，三千年前的比三十年前的清楚。
其实血统论不但戗害出身不好的孩子，也毒化了社会环境，扼杀独立思考，最终剥夺了任何优秀孩子真正成才的机会，一样包括所谓贫下中农的孩子（不然，何以今日清华远不如当年清华？今日的留学生远多过当年？）。并没有人＂受益＂，除了独裁者－－沾沾自喜于愚民政策建立的愚忠。
网络评论员们，你们挣的每一毛钱都是以社会的倒退为代价，为了你和你的后代的未来醒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