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事件：观察政情的一个窗口

广东增城6•11事件经过四天终告平息，但它蕴含的信息却远比其它事件丰富。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研究者，都应该分析这一事件展现的丰富信息。 增城事件值得关注有几点： 一、这是一起典型的以地缘为聚合因素的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基本上与当事人无亲属或利益关系。 事件的直接起因是6月10日四川籍孕妇王联梅在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农家福超市门口经营摆摊，遭保安驱赶。这类城管、保安借整顿市容为名欺负弱者，在中国本属天天发生的常见事件，比这恶劣不知多少倍的事件也未曾引起大的骚乱。但此次却有个特殊诱因，在6•11事件发生之前，在广东潮州市古港镇务工的川籍民工熊汉江因向老板苏某讨要欠薪未果，反而被老板唆使打手挑断其四肢经脉。这一恶性事件在当地的川籍民工中引起众怒，连日都有川籍民工前往潮州市政府外聚集抗议，6日晚更传出有万人示威抗议，并与防暴警察发生严重冲突。王联梅事件就是在熊汉江事件还未平息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情况下，各种虚虚实实的传言很容易导致川籍民工的生存危机感，6•11增城事件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要素一般有如下特征：血缘型（以宗族亲戚关系为聚合力）、地缘型（同居一地，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血缘＋地缘型、族群型（如新疆、西藏）。以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为界，此前的群体性事件多有明确利益诉求，如反征地、反污染等。但贵州瓮安事件却呈现一个特征：参与者大多与受害者无相关利益关系，参与闹事纯属泄愤。随着社会仇恨日益加深，这类泄愤型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

Categories: 中国略影  |  标签：6•11事件, 一党专制, 中国, 增城事件, 广东, 爆炸, 社会形势  |  8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