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2月以来，北京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谣言制造与传播中心，进入5月以后，由北京授意传播的内部人放料日渐稀少，但观察者还是可以看出趋势渐渐有利于拥薄一派。
在有限的几条信息当中，最重要的是路透社5月25日发布的内部人消息。据称，5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约有200人参加的会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表示，薄熙来事件定性为“刑事犯罪”，属于“个案”，并要求中共高层官员团结一致，防止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撤职后出现进一步的紧张势态。路透社表示，放料者是“与会议关系密切的三位消息人士”。这条消息如果可靠，表明温家宝在薄案发生之后预留的以“路线斗争”入罪这一方案已被放弃。
如果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央A最后决定以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这一刑事犯罪定谳，那么薄熙来的结局则有如下几种可能：1、最严重的罪名，是薄谷同谋共犯杀人。但要坐实此罪，除了不择手段逼谷开来攀咬，要找到薄共犯的直接证据未必容易；2、比较严重，即以薄知情不报、有意袒护，再加上涉嫌贪污腐败；3、薄对谷的犯罪处于完全不知情状态。
按第2、3两条定罪的可能性较大。处理的尺度则只能是中央A与以周永康等为代表的中央B博弈后决定。处理过重，与罪名不符；处理过轻，则薄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很大——这一点也是中央A的最后防守底线。
上述消息证实了一点：在制度资源上居于弱势的薄派（背后是中央B）与中央A在这一轮斗争中打了个平手。有些观察人士因此比较着急，认为胡温给了薄熙来免死牌就是给自己脖子上套绞索，因此多方提醒。笔者以为，如今这结局倒不是胡温（尤其是温家宝）想要的，乃是形格势禁，不得已罢了。
根据公开信息分析，胡锦涛最后为何会选择这一打击力度最小的方案，哪些因素迫使他只能如此？
第一，胡锦涛虽然是军委主席，但对军队的掌控力很弱。
《华尔街日报》5月17日发表一篇“薄熙来案背后的军方因素”， 其中提到，据听取过薄熙来案吹风的政府官员、外交人士和军事官员说，因与薄熙来的关系而接受讯问的两位高级将领分别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和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上将（军中元老张震之子）。如果说刘源在军中势力不大，那么张氏一门在军中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现在对薄熙来舍“路线斗争”这一政治罪而以刑事罪入罪，说明刘、张等人已经安然渡过难关。
胡锦涛贵为军委主席，但在军队内却似乎处于被架空状态，这一点上他甚至无法与其前任江泽民相比。江胡两人在军队都无渊源与基础，但面临的局面却不一样。江执政时，军队内太子党、红二代等大多还在校级军官这一阶梯上。到了胡锦涛执政时，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已经升为将军，尤其是军队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的重要岗位基本上由太子党与红二代掌控；他们干政并左右外交的欲望也早已通过各种渠道表现出来，最惊世骇俗的当属朱成虎的“牺牲大半个中国与美国打核大战”之言论，而最有系统的则是近年来刘源通过各种渠道表达的“新民主主义论”（意在崇其父亲刘少奇并彰显自身政治合法性）。对胡锦涛的无用与不满，他们也从不讳言。
5月23日，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他用一件亲身经历之事说明胡无法掌控军队。2011年1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盖茨正在中国访问时，中国的军方突然安排了歼20战斗机试飞（作者注：中国歼-20试飞机的设计制造被认为使用了窃自美国的技术），盖茨对此表示震怒，认为这是对他本人和美国的直接侮辱，想中断这次访问。洪博培建议盖茨在第二天会谈时就此事直接询问胡锦涛，结果发现胡锦涛对此毫不知情。这次事件让洪博培意识到，中国“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之间明显是割裂开的”，军队的重要事情居然对国家首脑隐瞒。
第二，胡锦涛的权威不足以让所有政治局常委听命于他。
所谓“集体领导”指政治局常委共同行使中共的最高领导权，是为了防范毛式独裁出现而采取的寡头共治模式。中共本届共有九常委，可称之为“九龙共治”。在针对薄熙来的支持者——同为政治局常委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发起削弱其权力地位的攻势时，胡锦涛明显没有得到所有常委的支持。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13日发布的“内部人”消息，周已在政治局常委做出内部检讨并移交权力，但因周永康作为政法委书记拥有很多其他官员多年来的阴暗秘密，因此不会被公开剥夺其权力。但另一个信号却表明周并未完全失势，5月17日，本应在河北当选十八大党代表的周永康虽然未在河北当选，却在新疆全票当选为十八大党代表。从这一不寻常的政治安排中可以看出，中央A未能如愿地将周挤出十八大，而这一结果反映出周及其高层支持者的势力。
此外，在现任常委中，只有温家宝与习近平就薄熙来之事公开表过态。主管人大常委会的吴邦国与主管文化宣传教育的李长春等人态度一直暧昧不明。最有意思的是，李长春治下的作家出版社于5月隆重推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人民日报更是于5月24日发表署名评论，“从来就没有普世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明显针对一直在口头提倡普世价值及民主政治的总理温家宝；5月21日，左派的言论大本营乌有之乡通过电子邮件向各大媒体发表措辞强硬的《关于薄熙来事件的声明》，称薄熙来王立军案实属构陷，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政治冤案，呼吁中共当局尽速为薄王平反，严惩冤案制造者，最后还宣布“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乌有之乡都毫不动摇地支持‘重庆道路’”。
综合以上所有信息，可以说，这场震动全世界的中南海权力斗争已经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它以路线斗争、贪污腐败与刑事犯罪这三个预留的罪名开局，最后却以对政治上的对立势力伤害最小的亲属“刑事犯罪”收尾。居总书记之位的胡锦涛，不仅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掣肘，未来中国的政治局势也变得更加晦暗难明。
何清漣 @HeQinglian 氏ブログ；
「９匹の龍による共同統治」ー北京権力闘争、高値で始まり安値に終わるー
（2012/5/28）
全文日訳：Takeuchi Jun @Minya_J
http://twishort.com/afuvc
今年２月から北京は世界最大のデマ・センターになった。
５月に入って、北京の意を受けた内部囁き人の声は日に日に減少してきたが、それでもじっくり見ていると次第に薄熙来擁護派に有利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のがわかる。
限られた情報の中で最も重要なのは５月２５日のロイターが報じた内部からの情報。それは５月初め、中共中央が北京の京西ホテルで二百人の会議を開き、席上、胡錦濤が、薄熙来事件を”刑事犯罪”に限定し個別の特殊な事件で有る、とした。
そして、胡総書記は重慶共産党書記の薄熙来の解職後に発生した緊張状態の進行を防止するために中共高級幹部は団結せよ、と述べた。ロイターによると取材源 は「会議に密接に関係する３人の消息筋」だという。これが本当なら、温家宝が薄熙来事件後に”保留”した「路線闘争」の罪を課すという案はすでに放棄され た、という事だ。
もし胡・温が代表する「中共中央A」の勢力がこの事件を「薄熙来夫人の谷開来女史が英国人商人を殺害した容疑の刑事事件」として裁くことを最終的に決めたのであれば、薄熙来の将来は以下の３つの可能性がある。
❶最も重い罪名は薄熙来を妻の殺人共犯者。だがこの罪にするためには手段を選ばず谷夫人にそう言わせて、その直接証拠を挙げなければならず相当難しいだろ う。❷比較的重い処分は、薄が事情を知って妻を庇った。それと本人の汚職容疑。❸は、薄熙来は、全く妻の殺人事件に無関係という判断。この３つだ。
❷か❸の可能性が高い。その基準は「中共A」が、周永康らが代表する「中共B」との間での駆け引きで決まるだろう。処理が重すぎたり、罪名が不適切だったり、軽過ぎたりしたら、薄の巻き返しが起きる可能性が高い。だからここが「中共A」側の最後の防衛線なのだ。
これらの事実が証明するのはつまりこの一点である。即ち、制度上、劣勢の薄熙来派（その背後には「中共中央B」がいる）と、「中共中央A」が手打ち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だ。
これをみて中国ウォッチャーの中には「薄熙来を許す事は、胡錦濤や温家宝が自分達のクビを絞めることになる、きをつけろ」といささか焦っていう人もいる。だが、私はこの結果は胡や温（特に温）の望む所ではなく、周囲の情勢に阻まれてやむを得ずこうなっただけだとおもう。
公開されている情報を分析し、胡錦濤は最後になぜ最小の打撃しか与えないやり方を選択したか、どのような要素が彼をそうさせたのか？。
まず第一に胡錦濤は軍事委員会主席ではあるが、軍隊への掌握力が弱いことがあげられる。
ワシントンポスト５月17日の「薄熙来事件は以後の軍の力」ではこの事件で”リーク”し続けた政府筋や外交、軍事筋によるとこの事件で尋問された軍事高官は解放軍総後方支援部政治委員・劉源上将と第二砲兵政治委員張海陽上将（軍の元老張震の子）だという。
劉源の力はたいしたことはなくても、張一派は軍で長年勢力を振るい、複雑な人脈を持っている。ここで薄熙来が「路線闘争」でなく「刑事事件」となれば、つまり劉や張たちはすでに難関をやりすごし安全な立場になったのだ、といえる。
つまり、胡錦濤軍事主席は飾り物にすぎないのであり、この点、前任の江沢民の比ではないのだ。江も胡も軍に足場はなかったにはちがいないが、直面する局面 がまるで違っている。江時代は軍隊内の”太子党”や”２代目”は大部分がまだ”校级”の軍官だったが、いまやその多くが将官になっている。
特に軍の総参謀部、総政治部、総後方支援部、総装備部の重要な地位は基本的には太子党と紅２代目によって握られている。彼らの政治を左右しようという欲望はすでに色々なチャンネルを通じても明らかにあらわれている。
もっとも世界をぎょっとさせたのが朱成虎の「中国を半滅させる犠牲を払っても米国を核戦争で打ち負かせ」という言葉であり、もっとも系統だったものでは劉 源がいろんな形で表明している「新民主主義論」である。（これは父親の劉少奇と自分の政治的正当性を訴えるものだ）。彼らは胡錦濤へ無能をバカにし、不満 は隠そうともしない。
５月23日、米国の中国大使だった洪博培（ハンツマン）はNYでの米中関係全国委員会で演説し、自分が経験した事で、胡錦濤が軍隊を掌握できてないことを説明した。
それは２０１１年１月、米国国防省のゲーツが中国訪問時に、中国軍は突然、殲２０型戦闘機（ステルス機）の試験飛行をおこなったのだ。（この技術は米国から盗んだといわれている）。
ゲーツ長官は激怒し米国と自分への侮辱だとし訪問打ち切りを考えた。洪博培大使はゲーツに直接、胡錦濤に聞く事を薦め、翌日尋ねた所、胡錦濤は全く知らなかった。それで、中国では軍隊と指導者の間に明らかに亀裂があり、軍は重要な事は国家首脳にも隠蔽することがわかった。
第二には胡錦濤には全政治局常任委員に言う事を聞かせるだけの権威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所謂”集団指導制”は毛沢東のような独裁を防ぐため、政治局常任委員が共同で中国の最高指導権を行使する、というものだ。今節の中共は９人で、「９龍共同政治」と言われる。
胡錦濤が薄熙来の支持者である周永康の権力と地位を弱めようとしたとき、胡は全員の支持を集める事ができなかった。５月17日の英ファイナンシャルタイムズによると、本来、河北省から１８回党大会に選出されるべき康は、新疆で全票当選を果たした。
この異例の政治措置から見えるのは、「中共中央A」は１８大会から周を追い出すことが叶わず、かえってその指導層での支持の厚さを見せら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だ。
また、現在の常任委員で薄熙来事件に対しての態度を表明しているのは温家宝と習近平だけである。人民代表大会を主管する呉邦国や、文化宣伝教育を主管する李長春らの態度はまったく明らかでない。
最も興味深いのは李長春の下にある作家出版社が５月に堂々と『毛沢東同志延安講話ー文学者１００人による手書き筆記記念本』を売り出したこと。また人民日報が５月24日に「普遍的な民主主義はブルジョアジーの欺瞞である」という署名記事だ。
これは明らかに口で民主主義を唱えている温家宝総理に狙いを定めたものであった。５月21日には、左派的な言論の大本営である「乌有之乡」が電子メールで大メディアに送りつけた強硬な「薄熙来事件への声明」である。
この声明は、薄熙来・王立軍事件は人を罠にかけて罪に陥れるものであり、改革開放以来最大の冤罪事件だ、として中共当局に迅速に二人の名誉回復を求め、冤罪をねつ造した者をやっつけろ、とし、「我らはビクともせず重慶路線（薄熙来）を支持する」というものだった。
以上の全てのニュースから総合するに、この世界を揺るがした中南海の権力闘争は結局、生煮えの飯が炊けたような状態といえよう。路線闘争、腐敗汚職、刑事事件の３つの罪名のうち結局、政治的には一番打撃の少ない最後ので収拾をはかるわけだ。
総書記の椅子に座る胡錦濤が18回大会の人事配置で各派政治勢力による掣肘を受け、今後の中国の政局情勢は更に暗く、先行きの見えないものになった。
（終）（拙訳御免） 07:49 AM May 29th via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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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 一上台自诩在下一盘大棋。人们也是对其充满期待。但这10年，胡学理论、造口号、掀高潮，学古巴学朝鲜，喊着不折腾的口号使劲折腾，务虚、左倾。胡锦涛没有丝毫公开财产、推进公开竞选的意愿。胡锦涛才是文革余孽、封建余孽，胡锦涛是阻碍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罪魁祸首.
胡锦涛这10年的主要精力就是放在【学习】上了。说了一堆【大白话】理论口号，便让国人上上下下、轰轰烈烈的学习。又是掀高潮，又是写心得，胡锦涛忙的是不亦乐乎。
盖棺定论 胡锦涛这10年罪恶
1.搞红色游，浪费纳税人钱。
2.学古巴学朝鲜，思想倒退。
3.三公消费等公款消费逐年增加。
4.国民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收入差距加大。
5.封锁互联网，增加过滤词。
6.搞土地流转，强迫农民上楼，农民被迫失地。
7.搞所谓数字电视机顶盒，看电视变的不方便，机顶盒浪费电。
8.抬高物价，国民生活更加艰难。
9.拒绝公开财产，拒绝推动政改，拒绝公开竞选。
10.滥用权利强迫国民学习他的所谓大白话理论。先进性、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等。
11.行政变得更加八股、教条、官僚化。
12.股市、基金挖坑坑害投资者，让百姓财产性负增长。
你乱扣屎盆。
如果这一切都算到胡头上，就没中央B了。
要帮B中央，也要有节制，才会服人。
为何这不就是胡想要的呢?保持二股力量，不让任何一股独大，习就是一个弱主，胡也可学江一套，继续玩下去。
民主，法制都不能搞，他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到是习要怎么走，才是未来关键
增加以下新信息：
1.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前夕，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在香港出书，否认过去对他的贪腐指控，他并说在权力斗争中，对手会用一切卑鄙手段夺取权力。同一时间，中共官方公布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被开除党职。
2.5月28日，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新华网报导其主题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很多大陆民众原以为会处理薄熙来。不过，新华网发的全文最后一句话“研究其他事项”，引外界猜测，有学者透露，十八大前会处理周永康问题，中共在考虑退路。
3.前法国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先生透露：“大陆有一个‘朋友’向我披露，他们（中共高层）现在在考虑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在保持共产党的模式之下，用什么办法度过现在难关，就是要放弃一些东西，并引进一些非马列的东西，度过难关。既有共产党东西又有非共产党东西混在一起，解决的方案到底是什么，现在不清楚。他们在准备一个退路，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体面的退路。甚至一些西方的东西、一些资产阶级的也包括在内，究竟是什么样，只能到下一步才知道。”
4.中国大陆学者吴祚来5月24日在新浪微博发帖：“昨晚一知内情的朋友说，大局已定，反人性、反人权的极端力量将被清除。大哥将改变历史。”
5.有消息称，中共已内定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接任北京市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接任重庆市委书记。5月28日，本台就此事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史达先生及中国民主党浙江分部的成员陈树庆先生。
史达先生分析说：（录音）那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信息。这两个人都是团派的铁杆人物，如果这两个人一个调到重庆，一个调到北京的话，那说明胡锦涛在十八大人事上面已经有完全绝对的控制。
6.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在政治改革方面不断抛出惊人之语。近日，汪洋在广东深圳先行推动工会直选，今年深圳市内将有163家企业落实推动。
7.近期中共军报《解放军报》曾数次发文表态，称坚决拥护胡党中央的领导，几大军头也密集走访军队，一再公开表示保持与胡中央一致，表示军队要“听从胡主席指挥”。
8. 周永康全票当选新疆人大代表，习近平非全票当选上海人大代表。各分析家猜测为胡老大发配周永康到边疆替团派处理棘手的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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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真假难分，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需要全盘的整理与分析，而非漏掉其中任何一环，导致的就是预判的错误。
中国经济：这次狼真的来了吗？
李迅雷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只有8.1%，而4月份大部分经济数据都比预期要差，使得二季度经济见底的希望似乎破灭了。若第二季度GDP实际结果真低于8%，则为10年来的最低。中国经济在1997年、2003、2005和2008年都面临过内外部危机造成的压力，“狼来了”的预言屡屡出现，但最终都证明是杞人忧天。而这次经济下滑，有经济学家认为硬着陆难以避免，甚至预言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这次狼是否真的来了？
思考之一：中国经济失衡真的很严重吗？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经济下滑，不少学者就会说中国经济将进入滞胀，但事实上至今仍未发生过滞胀。这说明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与医生这个职业有点类似，总在挑毛病，把经济体当作病人，一切可能出现的症状都会被提及，这就不免把经济看得比较悲观。而从实业领域看，经济下行的过程中，订单减少、用工成本上升、负债率上升等都会给企业主带来悲观情绪。透过这些表象看本质，中国经济是否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呢？
从产业结构看，GDP中第三产业占比略低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占10%左右，说明中国早已从一个农业大国走向工业大国，又即将从工业大国向内需型经济转型，故产业结构看不出有明显问题。而从区域结构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也在缩小，东部经济增速放慢，中西部经济增速加快。从城乡差距看，随农村劳动力的不断外迁，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上升，城乡收入差距略有缩小。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出口对GDP的依存度已经从2007年的37%降至2011年的26%，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近三年或为负或接近于零，出口增速的不断下滑，也说明中国已不完全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了。那么，众口一词的“中国经济靠投资拉动”之说是否符合实际呢？根据笔者对三驾马车的重新估算，发现2005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中消费被低估，投资被高估，已经步入消费主导的阶段（2009、2010年是特例），即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已超过资本形成。
当然，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收入结构扭曲，即贫富悬殊现象，不过，这一差距至少没有再进一步扩大。按笔者估算，中国城镇人口中最富裕10%的人口与最贫困10%的收入倍数已经从峰值的约24倍降至23倍。所以，企业主普遍感觉经营压力大，除了经济下行这个短期因素外，人工成本的上升与资本报酬率的下降则是长期因素。
思考之二：广义流动性是否可以作为经济枯荣指标？
如果说人工成本的上升导致中国出口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而投资拉动型经济又让中国债台高筑，当传统套路玩完、改革又姗姗来迟的这一档口，好像经济衰退就难以避免。但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看，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如城市化率只有50%左右，一般而言，城市化率要达到70%左右，才是经济步入成熟期的标志。虽然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虽然今后的经济增速会下一个台阶到6%-8%的水平，但这还属于比较快的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来自于城市化所带来的高度流动性。
首先是广义货币M2的增速还能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因为今年提出的M2增长目标为14%，即便由于外汇流出导致流动性减少，当局还是可以通过增加投资项目来拉动信贷的增长，从而使得货币流动性维持较高水平。
其次是城市化率上升所对应的人口高度流动性，人口流动一方面带动社会资源和结构的不断调整，另一方面则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
再次是货物流动性也非常大，因为有了货币流动性和人口流动性作为支撑，货物流动性就不会少，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内贸也非常发达，物流成本占GDP18%左右，远远超过发达经济体的占比。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在货币流、货物流和人口流等广义流动性方面维持一定水平，那么，经济就不应该出现硬着陆或衰退。
广义流动性实际上是观察经济波动的一个角度，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是广义流动性维持较高水平的基础，当中国的广义流动性出现障碍的时候，或许就应该担心经济衰退了。
思考之三：没有财政危机就不会有金融危机
不少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忧心忡忡，认为将导致银行坏账率水平的大幅上升，或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但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其实质是财政问题而非金融问题。据官方统计，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在10万亿左右，如果这一数据可靠的话，那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计的债务负担率在40%左右，相比目前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并不算高，如美国超过100%，日本超过230%。
而仅仅看债务水平是不够的，更应该看债务结构和偿债能力，如日本政府的负债率虽然高，但外债所占比重很低，其净外债是负的（与对外净债权相比）；从偿债能力看，经济增速快的国家比增速慢的国家要强。中国不仅债务负担率不高，而且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即便增速回落至7%-8%的水平，增速也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在财政收入已达10万亿的水平下，偿债能力也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此外，从各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看，中国政府所拥有的“权益”也是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的，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而且有一大批国有企业。比如，至2011年底，仅央企和四大行的净资产就达14.8万亿。故政府在减轻债务负担的办法其实很多，如减持国有股份、出让土地使用权、开征新的税种等。例如，目前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电力、电信等行业，或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本身也属于减持国有股份的举措。
从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看，中国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大，故银行的坏账率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投资增速维持在两位数应该有把握，信贷规模增长也不会太低。简言之，中国不会出现财政危机，也就不会有金融危机。
思考之四：未来之“狼”可能会在哪里出没？
尽管中国经济中短期无忧，但从长期看，危机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有些结构性问题的出现过早，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例如，大家通常说的未富先老现象，就是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显现，但养老金制度还不完善，规模太小，国家和企业在养老支出方面欠债太多。而更严峻的现象，则是居民收入和财富的贫富悬殊问题。国家统计局自2005年起就没有再公布基尼系数，而最后一次公布是0.465，那么，当基尼系数超过0.5或0.6的时候，贫富悬殊问题就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
尽管2009年以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中高收入群体，这主要与低端劳动力的短缺有关，但仅仅靠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来缩小贫富差距是有限的。要根本缩小收入差距，还要靠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如最低薪酬标准的提高、失业救济和福利保障、税收制度改革（如个税从代征代缴到以家庭为征收对象、征收暴利税、房产税、遗产税等），以及加强对不合法收入的惩处，等等。
尽管有关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推进已经呼吁很久了，但推进一直很缓慢，，主要问题或有两个：一是改革方案的设计不够系统而全面；二是改革推进的步伐非常迟缓。原因也不外乎有两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涉及不同利益群体；二是改革会涉及管理架构的变化，会付出一定的成本。收入差距的悬殊如果迟迟不能缓解，那么最终影响的就是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有诱发经济危机的可能。
如果说未来危及经济的“第一只狼”是贫富悬殊问题，那么“第二只狼”或许就是未来的政府债务。虽然如前所说，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政府的债务负担率还是可承受的，但如果政府职能长期得不到转换，将来债务水平的提升速度将非常惊人。
为何未来中国政府层面的债务水平会提升很快呢？因为就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与政府债务率相关性的国际比较而言，中国政府的债务率水平显然是过高了。例如，当日本1970年城市化率超过70%的时候，对应的政府债务率只有15%左右，到1980年，债务率也比目前中国要低，在38%左右；而在1990年，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政府负债率也不过是40%左右，而对应的城市化率水平都在70─80%之间了。再看一下中国，1980年的时候，政府的债务率几乎为零，目前却已经到40%以上，对应的城市化率才不过50%左右。因此，未来随着城市化率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债务率水平的快速提升并远超当年发达经济体相应发展阶段时的负债率或许难以避免。
中国之所以将会在不远的将来面临债务压力，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率快速上升过程中，对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欠账太多，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增大，补欠账的时间也日益临近，未来几年政府面临这类开支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仍然在延续，而且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现行的行政体制难以撼动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争抢投资项目的冲动必然很大，而对于投资的合理性和回报率考虑较少。这从过去10多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方面可以得到印证。
如今，由投资主导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进展不明显，法制环境、市场化程度和社会监督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而从目前看，要解决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找到有效办法。这就给未来中国政府债务率水平能否得到有效控制留下了悬念。或许，船到桥头自然直，但愿威胁中国经济之“狼”会随着未来改革的不断进展而逐一驱散。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不管是谁掌权，都只有一种选择：折腾！新理论满天飞，新学习掀高潮，而新做法只能是去盘活老资产。
破解“六四”死结的思路与方法——朝野互动寻找共识启动对话/牟传珩
1989年，在中国北京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抗议运动。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次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爱国民主运动。它不仅得到了在京数百万人参与，而且得到了全中国亿万人民广泛声援。然而，在那一年的6月4号，中共出动军队，用坦克、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抗议民众，致使中国发生了当代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如今23年了，回首当年这场运动产生的背景与起因，不仅只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传承“六、四”精神遗产，寻求破解“六、四”死结的方案。
朝野互动寻找共识
胡温执政以来，提出了否定阶级斗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初期曾多次在党内外谈“政改”、反腐败话题，和主张政治宽容与信息公开姿态，曾一度被海内外众多媒体、社会学专家称为“胡温新政”。于是，“胡温新政”似乎一只新上股市便被媒体热炒的概念股票，让人们寄予了不少的期许。
然而，曾激起舆论热情的“胡温新政”，近两年明显左转，至今拒绝重评“六四”，异见人士被逮捕、关押的悲剧年年发生，其“改革”的信誉已荡然无存，“胡温新政”泡沫破灭。眼下，普通大众与作为“改革”执行者的权势集团之间，发生了日趋严重的立场对抗。当今中国，从“王立军事件”到“陈光诚事件”，从党官到平民，谁的人权受到威胁之时，都不约而同地弃共投美，令这个“三个代表”的当权者在国际社会丢尽脸面。“改革”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导致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与强化执政地位的功利性目标更难实现。
一再倡导普世价值与政治改革的国家总理温家宝，不甘被“胡温新政”泡沫破灭绑架，不断发出中南海里的另一种声音。去年9月14日，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的企业家对话会上，温家宝直言不讳地回应民间诉求，表示要与人民“互动”，重新吹响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党政分开”号角，高调发布了包括“司法独立”等五条具体、可操作目标，将近年来的“政改”呐喊推向最高峰。温家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年我讲过多次；这次会议，不仅是我同在座的各位互动，我脑子里想的实际上是我同全国人民的互动。”
今天，是一个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时代。薄熙来倒台后，左派势力遭到重大挫折，民主改革呼声进一步高涨，如果温家宝先生及其政府真有诚意推动国家的民主化建设，就应当立即着手“良性互动”，寻求朝野共识，兑现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从展开与民间对话，破解“六四”死结，并释放一切因行使公民权利而被关押的异议人士开始。
争取对话的“三分”、“三先”技巧
从民间的民主派立场出发，要想突破“六四”政治对话僵局，切实推动官方转变“六四”镇压立场，首先应放弃预设对话框架，从先呼应对话良好气氛开始。
成功开启破解“六四”死结对话的大门，不仅需要双方实力对比，更需要智慧、方法与艺术。因此，突破“六四”政治对话僵局，应以“求小同、容大异”的思路，借助哪怕仅仅是“小同”的共识杠杆，来撬开立场“大异”的政治谈判大门。在此，本文提出“三分”、“三先”的开启对话大门方法。
一、“三分”对话方法
1、共识与分歧分开——把对话的出发点从对抗性立场转移到建设性的立场上来。能够构成对话议题的必定是有分歧的问题，但这并不等于各方在任何问题上都有分歧。例如，在尊重人权问题上，民间民主派可与党内改革派首先取得共识。成功的对话应当首先从思想上把共识与分歧分开，善于寻找共同点，共同探索解决分歧的途径。这样双方本来对立的局面就会随之缓解，双方间的距离也将越小。而把共识与分歧搅到一起，只能使彼此的距离越拉越大，对话难以进行。
2、人与问题分开——对话的焦点是问题不是人。对话应从击败对手转移到击溃问题上来，将人与分歧的事由分开。构成对话的难题一旦破解，则双方都可受益。
3、利益与立场分开——立场一时不能调和时，可先从解决具体利益开始。对话中应将彼此一时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则束之高阁，而致力于在对话中赢得实际利益。例如，海外流亡人士可先争取回国，六四死难者家属可先争取得到赔偿等实质利益。
二、“三先”对话方法
1、“先对话缓追责”——能够开启“六四”对话的大门，就已经为建立解决问题的平台提供了途径，意味着向成功迈出了步伐。对话应遵循“先易后难”原则。在当今中的政治生态下，如果民间民主派先把追究历史罪责，惩罚元凶作为对话的开局，阻力就会加大，对话就会卡壳。
2、“先肯定再否定”——对话的连接点在于首先寻求双方容易接受的肯定，而暂避双方僵持的否定。例如，肯定胡耀帮容易取得体制内外共识，并借助这个共识，达到间接肯定赵紫阳拒绝镇压的效果。而如果对话的开始就要否定邓小平，即使党内改革派也很难接招。
3、“先证明后反驳”——要使对话获得成功，不要首先反驳对方立场的错谬，而应首先证明己方的正当性。例如民间民主派只要借助对话还原了当年学生反腐败、要民主请愿的爱国正义事实，就已经推翻了邓李炮制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反革命动乱”的定性，进而也就否定了“六四”镇压的合法性。
争取力量对比关系更有利于民主派
社会在走向“共同妥协”的民主过程中，要经历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制约、分化、组合阶段。我在《大陆民运方略》一文中谈到：“一个共同妥协的社会，既不是坐等而来的，也不是执政者恩赐的，而必须要经过积极、理性、稳健的政治斗争来争取。”历史上，所有当权者都不可能主动对人民宽容与妥协。而是在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过程中被动地做出让步的。眼下民主对话力量还很幼嫩，还没有构成足以迫使其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强度。台湾的国民党也走过了从革命党到专制党的过程，最终却在民主力量的不断状大条件下，和平接受了共同妥协的现实。今天，共产党内部也存在开明与保守的斗争，甚至不乏革新力量。共产党的政治走势，同样受制于内部的力量对比。在中国，只要存在和平变革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能放弃。民主派的中坚力量，应以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尽可能采取节约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主要借助各种政治组织力量推动历史进步的当代社会，国家集合意志形成的前提，就是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各主要竞争力量对比关系的相对平衡。正是由于这种对比力量相对平衡，大家才能真正坐到谈判桌上，用对话的方式，达到“共同妥协”，形成集合意志。而社会主要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悬殊时，一方旨在吃掉另一方，是不可能产生共同认可的规则与制度和共同遵守的社会秩序的。因此，目前加强民主派内部的团结，善于保护、发展、壮大社会变革力量，不断削弱、分化保守势力，就一定会为破解“六、四”死结的对话，创造好力量平衡的现实条件。
最终走向全国政治对话的圆桌会议
国家权力是全体公民权利的总和，任何公民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如何管理国家自由发表政治见解和和平履行政治责任。国家是所有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客体、共同责任和共同生活方式。因此任何个人、集团都不得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他人所享有的参政、议政的各项政治权利。“一党天下”控制的中国，已经太封闭、太僵化、太死气沉沉了，也使这个民族落后的太久远、太久远了。走向21世纪的中国，必须首先解决只允许一部分人有这样的政治主张和这样的政治行为，而不允许另一部分有那样的政治主张和那样的政治行为的霸道现实。因此，一个民主新纪元的中国，需要从借助破解“六四”死结的对话开局，进而，释放一切因政治见解不同和和平履行政治责任而被关押的公民，迎回所有因政治迫害而流亡国外的异议人士，包括西藏、新疆、台湾等各方代表，形成社会各党、各派、利益团体、地区代表相互妥协，平等协商的圆桌会议，通过平等的政治对话与谈判，集合起全民的变革意识，以共同承担推动中华民主现代化进程和维护社会稳定与法制秩序的政治责任，来达到开启宪政变革大门的目的。
任何历史的进步都是合力推动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势力，一种力量所能支配的。中国社会何时能够跨向民主化新纪元，取决于中国社会何时能结束“一党天下”的封闭状态，实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妥协，全民和解、民主无类，大家都赢的政治局面。
现实的中国需要一种包容差异、生气勃勃的变革性稳定，而不是一元强制、僵化死沉的停滞性稳定。
“解决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
每年一次“六四”到来的纪念与呼唤，都一样的沉重，一样的悲伤，令人不禁想起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向50年代被国民党政府镇压的民运人士三鞠躬的事件。在台湾，马英九背起了执政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台湾作家龙应台对此评论到“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该文在结尾时写到：“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如果埋着血的土堆不被打开，如果乱葬岗的尸骸不被发现，如果无数的陈明忠还在黑暗里从脚腐烂到喉咙，如果人们没有勇气把那“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摊开在阳光下”，请问，“解决悲剧的历史根源”从哪里开始？难道这不正是每年一次“六四”到来的纪念与呼唤必须延续下去，以推动建立朝野对话机制不容置疑的理由吗？
记得天安门母亲网站曾与2008年5月28号上午8点正式开通。该网站呼吁就天安门事件说出真相，不要遗忘这段历史，并坚持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个新开设的网站在首页以醒目的标题特别注明，向六四死难者致哀。这便是一次让“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摊开在阳光下”的尝试，可圈可点。
一旦涨潮，可以送所有的船只破浪出航
今年5月8日，《新京报》的一篇报道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报道称，在5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透露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那就是中国将改革现行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他特别强调，政治、人权类社会组织在登记管理上是平等的。这意味着成立“民间六四对话团”的政策条件正在形成，对此“天安门母亲”类的民间社团将大有作为。
从民间寻求政治变革的民主力量阵营而言，分流亡国外与留在国内的两条战线。流亡国外的民主人士，自身应进行深层次的反思，疏理纷争，放弃私怨，以完成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战略转移。眼下，最重要使命就是团结一致，首先争取回国，才能争取为“六四”维权，参与对话的可能性。政府阻隔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回国，不仅违反世界上公认的基本人权，而且也是违反中国现行法律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宣告：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多年来，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们，不断尝试回国的各种途径，但却并未形成有足够冲击力的集合效应。
当今时代的中国海内外民主变革力量，应外争正当性回国，内争维权性对话。运用各种媒体与公关通道，隔空喊话，潜水交流，进行体制内外的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广泛沟通，寻求共识，积极合作。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海外民主力量，有条件、也有义务专门建立起一个破解“六、四”死结的对话网站，提供体制内外沟通凝聚的平台，以积蓄精神资源，集合变革力量。
最后，“六四”死结能否破解，取决于中国民主变革力量推动政治对话进程的质量、速度与技巧。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扬起为“六四”维权而对话的征帆，等待一旦涨潮，可以送所有的船只破浪出航。
何女士我推荐给您的两篇文章，观点独到，对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都有建设性的意义。
这两篇文章也从不同角度与立意回应了您之前的文章，如果您觉得有意思，可以在此基础上仿效韩寒的韩三篇的网络大讨论的模式开展一次海外华人网络大讨论。
何先生，在您举的例子里，如果胡锦涛撒谎呢？
薄熙来是得到了相当多中国人民支持的，这点上在网络舆论可以窥见，支持薄熙来的不仅仅是高层官员，中央B，还有更广大的非官员，这种上头有人撑，加上群众参政热情被激发起来的时候，中国的官僚阶层就必须顺从民意。
如同毛所说，反周民必反，这次温胡也是怕反薄民必反。
同意何老师的分析。权威不足的胡以“个案”和亲属“刑事犯罪”来定性不可能起到当年邓小平“不争论”的作用，不但平息不了事态，还可能引起双方的更加不满。这种结论甚至也不能满足习对薄“贪污腐败”的定性要求，习等中间力量也不会满意，估计也会加入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