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型共产国家为何排斥西方式民主? ——“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反思(一)

今年逢6•4天安门事件23周年,前苏联和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也逾21年。大多数“植入型”(或称“外铄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东欧诸国,在一代人的老去之后,共产主义带给这个民族的耻辱与痛苦渐成历史;但在“内生型”(亦称“原发型”)社会主义国家,如俄罗斯及中国,前者还处在开明专制状态中,后者还未能进入开明专制。 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很有意思。 共产党国家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原发型。这些国家是共产革命的原发地,共产党政权是通过本国的武装革命建立起来的,如前苏联与中国;另一类是“外铄型”,如东欧国家那样,是在外国军队占领下,将由外国政府训练好的本国共产党干部输送回国,从而扶持起一个依靠外国的坦克机枪维持的共产党政权。前东德共产党干部列昂哈德•沃尔夫岗的《革命之子》一书(1980年出版,英文),其中有一节“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记述了他跟随东德共产党领导人乌布里希,在苏联枪炮护送下回东德建立共产政权的过程。 如果用“玩牌”这一形象的说法,在内生型共产国家,是统治者与本国的反对武装力量双方玩牌,支持列宁的德皇威廉二世与支持中共的苏联,都不正式出场,只是暗中送上几张好牌支持其中一方而已。但在植入型共产国家中,除了本国统治者与不成气候的反对者之外,还有手持王牌的外来者,其力量足以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两种不同的牌局决定了这两类共产国家的历史命运的不同。内生型共产党政权的解体多半起因于内部的瓦解;植入型共产党政权的情况则取决于外部变化。 在植入型共产国家,历史上市场经济、市民社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多数民众对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缺乏发自内心的拥戴。相反,他们往往把政治高压看成是外国势力撑腰的本国傀儡政权的不得已作为,对本国共产党政权的不满与维护民族独立、维护本国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东欧的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先后发生过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社会根源就在这里。在这些国家,一旦最有决定力量的玩牌者退出——即外国扶持者放弃其干涉内政的立场,傀儡政权就可能随时垮台。

“九龙共治”下北京权力斗争的高开低走

自今年2月以来,北京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谣言制造与传播中心,进入5月以后,由北京授意传播的内部人放料日渐稀少,但观察者还是可以看出趋势渐渐有利于拥薄一派。 在有限的几条信息当中,最重要的是路透社5月25日发布的内部人消息。据称,5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约有200人参加的会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表示,薄熙来事件定性为“刑事犯罪”,属于“个案”,并要求中共高层官员团结一致,防止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撤职后出现进一步的紧张势态。路透社表示,放料者是“与会议关系密切的三位消息人士”。这条消息如果可靠,表明温家宝在薄案发生之后预留的以“路线斗争”入罪这一方案已被放弃。 如果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央A最后决定以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这一刑事犯罪定谳,那么薄熙来的结局则有如下几种可能:1、最严重的罪名,是薄谷同谋共犯杀人。但要坐实此罪,除了不择手段逼谷开来攀咬,要找到薄共犯的直接证据未必容易;2、比较严重,即以薄知情不报、有意袒护,再加上涉嫌贪污腐败;3、薄对谷的犯罪处于完全不知情状态。 按第2、3两条定罪的可能性较大。处理的尺度则只能是中央A与以周永康等为代表的中央B博弈后决定。处理过重,与罪名不符;处理过轻,则薄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很大——这一点也是中央A的最后防守底线。 上述消息证实了一点:在制度资源上居于弱势的薄派(背后是中央B)与中央A在这一轮斗争中打了个平手。有些观察人士因此比较着急,认为胡温给了薄熙来免死牌就是给自己脖子上套绞索,因此多方提醒。笔者以为,如今这结局倒不是胡温(尤其是温家宝)想要的,乃是形格势禁,不得已罢了。

向绞架顶礼的100位文化班头

时下中国的怪事多,5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的出版发行,应该算得上一件。为什么?因为这是部分文学艺术家向毛泽东亲手制作的扼杀文艺自由的绞架顶礼。抄写者当中,有些老人当年是历次运动老将,有的在“文革”中曾被批斗,一些年逾五、六十的中老年文人的成名,则是依靠80年代疏离毛的党文化另树一帜。如今,因向当局敬献“投名状”的政治需要,这些人终于走到一起来了,摹仿佛教徒手抄佛经的虔诚,将毛的这份讲话抄写了一遍。 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重症患者的精神;抄写者在向当局展示他们的政治虔诚之时,更是让世界看清他们尽管早已修炼成各种文化班头、艺术教习,但终究不过是一群终身戴着镣铐跳舞的宫廷舞者,朝廷有需要时得献歌献舞,恢复舞者本相。 且说说这篇《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篇什么物事。在上世纪80-90年代,一些曾亲身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党内老人如李锐先生等都曾回忆过这段令许多革命者丧失尊严的红色恐怖时期。这场运动起始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运动开始的标志;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运动宣告结束。其中,毛泽东1942年5月2日至23日的两次讲话(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称对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曾对这段历史有过独具慧眼的深刻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文化人不听话,不尊重领导”。这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五个层面:

中国海域纠纷与渔民生存之痛

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最近几年的周边海域却很不平静。被北韩扣押的3艘渔船与活着的渔民虽然已经全部被放回,但谁都清楚这类案件还会再发生,只是不知落在谁的头上。在海洋资源有限和其他复杂的背景下,被生存焦虑煎迫的中国渔民不得不远洋捕捞,而这种捕捞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燃爆点。 这个问题牵涉到两个层面:一是国家海域主权;二是渔民的身家性命。对于国家来说,与某单个国家发生一点小摩擦已经很不舒服,更何况与中国发生海域纠纷的国家不止南、北韩,还有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不少国家。对于渔民来说,其损失是按照“大数原则”计算的,即一旦某人失去生命或在冲突中致残,这损失于其个人及家庭来说则是百分之百,网上那些民族主义情绪鼓噪者们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 我详细查阅过一些中文资料,即使在中国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下讨论中国的海域问题与渔业纠纷,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应该反求诸己的问题。这些问题,中国媒体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受囿于民族主义情绪高扬的舆论环境,只敢嗫嗫嚅嚅地说出来。 第一个问题:近海捕捞成为不可能,是中国近岸过度开发所致。 作为中国“大外宣”主力舰之一的《国际先驱导报》,于2011年11月27日发表“旋涡中的中国渔民:中国近海无鱼频遭外舰追逐”,其中引述国内媒体的一份调查,说“近海环境沦陷是中国近岸开发普遍过度的苦果。其中,仅重工业化布局而言,从大西南出海口北部湾一直往北,大码头、大化工、大钢铁、大电能到处点火。广东、江苏、上海等地莫不在向石化工业区的目标大步迈进”,“在地方短期利益驱动下,正在形成对岸线盲目抢占、低值利用的局面,沿海港口发展和临港工业基本都是靠围填海形成”。 该文分析,正是这种多重掠夺式发展,令渔民“失海”问题日益严重。面对近海生存空间萎缩,中国渔民赴远洋捕捞成为突破的方向之一。例如,山东威海市鼓励有条件的国营和民营捕捞企业到国外建立综合性远洋渔业基地,中国渔民的足迹逐渐深入到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等地。这是在公海上发展捕捞业。但在东、黄海专属经济区制度下,中国渔民与韩日产生的涉外渔业事件,则往往涉及进入有争议的海域。 第二,渔民进入有争议的海域到底是谁的错?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一国可对距其海岸线200海里(约370公里)的海域拥有经济专属权。“旋涡中的中国渔民”一文谈到,中韩等国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谈判之后,和别国以海域中间线划定了渔业线,“中国渔民由此丧失了韩国近岸和朝鲜海峡等地的传统渔区。在近海无鱼的生存危机下,有渔民不时跑到已划属韩国和朝鲜海域的渔场盗捕,使得渔业纠纷事件频发。 这次北韩扣押中国渔船的冲突发生地点,据报是东经123度57秒(接近124度)、北纬38度5秒(接近38度)。尽管中国渔民被释放归来后坚称冲突地点是在中国海域,但我注意到人民网5月17日登载的“29渔民被扣疑系丹东黑社会与朝鲜军警联手作案”一文中有如下内容:“据一位叫杨洪斌的船主回忆,他们的船队于2日从山东荣城出发,并于7日晚到达事发海域进行拖网作业。那里位于东经123度57分、北纬38度05分,而东经124度才是渔民心目中的中朝两国海上分界线。” “渔民心目中的中朝两国海上分界线”不等于事实上的分界线。 经过查证,这一位置是白翎岛正西方约27海里(50公里)。白翎岛是北朝鲜和韩国存有争议的领土,目前管辖权由韩国仁川广域市瓮津郡行使,但北朝鲜将此岛划入黄海南道的范围。 按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国领海不得多于12海里;除此之外,在领海之外还可规定临接区,在临接区内一国可立法规定防制有关移民、海关等违法行为。目前韩国主张的临接区范围是领海外24海里(即距白翎岛36海里)。而北朝鲜则早在1977年即宣布50海里内为“军事区”。 按照国际公认的领海和临接区规定,中国的渔船其实是越界进入韩国依法可处置违法行为的临接区,而且深入达9海里之多;按照北朝鲜的规定,则已经深入其“军事区”23海里之多。无论是按北朝鲜还是韩国的规定,这种做法都属于侵犯主权。 北朝鲜的规定颁布于1977年,如果中国渔民至今不知道,那是中国政府的过错。如果渔民事实上知道,却故意侵入他国依法管辖的临接区海域捕捞,发生冲突的过错责任是很清楚的。 中国媒体也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喉舌”凤凰网在综合各种信息之后,于2011年12月15日很慎重地在“自由谈”栏目里推出一个专题——“民族主义不是渔业纠纷的挡箭牌”,反思了这些问题。但这类信息是否能够传导到渔民那里则是未知数。 第三,还有一个中国人不太当作“问题”但却已殆害自身的问题,即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政府应该向渔民普及渔业捕捞的可持续发展知识并立法加以限制。据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工作人员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目前在韩日专属经济区产生的渔业纠纷,偶有非法无许可证捕捞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是“技术违规”。所谓“技术违规”一般包括,捕鱼用的网眼,或者鱼捞日志不符合规定等等。 美国、日本等国早就对捕鱼设有相关规定,多少重量及尺寸以下的鱼不能捕捞。中国上古时期,渔民就知道渔网不能过密,否则就会威胁到小鱼的生长,导致来年无鱼可捕。孟子将其总结为政治智慧,言“数罟不入洿池”。数(cu,四声),细密之意;罟(gu ,三声),网,此处意为渔网;洿(wu,一声)池。孟子的意思是:只要不用密网捕捉小鱼,鱼类就会源源不绝生长,人会经常有鱼可食;君王只要不苛剥民众,民众就能源源不断上交赋税,达致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这一民间生存智慧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被破坏殆尽,当时为了鼓励渔民多捕捞,主张密织渔网,小鱼小虾尽数捕捞。这一竭泽而渔的陋习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原因笔者在“公地的悲剧”一文里曾详加分析。鉴于中近海渔业危机已经发生这一事实,政府应当给渔民定期讲习相关知识,并对渔网密度有所规范,一则是为了中国渔业及公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为了减少中国与各邻国的冲突。 以上三个问题,只依靠同情中国渔民,在网上发射民族主义炮火围剿周边国家,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有害。

从北京对外放料看权斗终盘轮廓

5月11日,日本《富士晚报》发布一条惊人消息“失势中国大人物薄熙来独家专访”,报道说:4月26日,日本大和新闻社宇田川敬介在中国国安的安排监视下,与失势后的薄熙来共进晚餐。 这是薄熙来被软禁后第一次与外界见面,消息无疑具有爆炸性,凡读到这条消息的人第一反应莫不是震惊之余加上不相信,大多人都在想:1、为什么这次按常情不可能的会面会选择宇田川敬介? 为什么这次北京会选择日本新闻业中一家并不以政治新闻报道见长的娱乐性媒体,而不是象4月中旬以前那样选择英美大媒体及港台媒体?2、为什么4月26日的见面采访,却延至半个月后的5月11日才发表? 对于第一问,宇田川其实已经在文中回答了,那是因为他本人与薄熙来有渊源,1997年,宇田川曾在“MYCAL”大型超市集团负责法务工作。当时,MYCAL在大连投资,宇田川得以认识大连市长薄熙来,后来还与当时做律师工作的谷开来合订顾问契约,因而与薄家有联系。加上宇田川在报道中说了,本次由国安特别安排的餐叙不许拍照与录音,这等于事先说明,读者如果想要证据证明此次会面的真实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只能凭借日本媒体业对他的专业信誉与《富士晚报》的媒体信誉来判断这条消息的真实性了。 因为上述原因,虽然众媒体对宇田川个人资历、目前任职的大和新闻社(Yamato Press),再到《富士晚报》的报纸发行量及其报道品味逐项考证,依然无法就此次会面的真实性做出一致判断。我本人亦搜索到他的推特帐号“宇田川敬介@udaxyz”, 用英语向他问了两个问题:见薄熙来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安排,还是出自他个人的请求?他以不愿意与陌生人公开在推特上讨论这一问题为由拒绝了,尔后又说他可以接受采访,只是需要我用日文。 鉴于自从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各种耸人听闻、匪夷所思的消息纷至沓来,莫辨真假,有些已经超出常识判断范围,如薄熙来制造大连空难、王立军保存的杀人证据是一小片肉而不是通常的毛发、指甲等(通常后者取证易保管易,前者取证难保管亦难)。所以,我觉得去注目一时半会难有结果的会面之真假,还不如分析这篇报道所释放的信息。 通篇报道不长。但要传递的重要信息却有三条:一是报道中说薄熙来否认与自己有关的大多数丑闻,没有否认谷开来的犯罪行为,并声言两人感情不好,后悔没早点离婚;二是否认是权力斗争,说是在重庆打黑遭受报复;三是最后声称“我会回来”。 这三点对于解薄熙来之套实在太具有针对性,几乎可以说代表了挺薄者的重要愿望,而且也给中央A(公开化的、人们可见到的以胡温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搭了一架下台的梯子:将薄熙来与谷开来夫妻两人切割开来,可大大减轻薄要承担的罪责;说是“打黑”引致的报复,不是权力斗争,即给中央A全了面子;甚至为薄的复出埋下伏笔。高官受家属牵连不影响仕途,这在中共党内也有先例可循,根据传言,贾庆林之妻林幼芳据说曾深陷厦门远华案,贾通过离婚解套,仍然做他的全国政协主席,安享尊荣。最后那句“我会回来”的,几乎就是宣布“王者归来”,意在为挺薄者打气。 上述信息,并非宇田川敬介这位日本记者能编造出来的。据一位日本推友考证,宇田川将自己的博客评论为“C级政治界说”,其博文主要是关于日本民主党的政治评论,也写关于中国的评论,文章带有日本人少有的幽默感。但即使如此,他要编得这么对景是做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他本人并无主动编此信息的动机,还有冒因编假新闻而被损失信誉的风险。因此,我大胆做一推论:他与薄的见面是否虚构尚待进一步证实,但该篇采访的信息要点,却是中国方面放料给他,从有利于薄这点来看,应该是中央B。 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在4月24日陈光诚出逃消息出来之前,中央A通过好几位隐身的放风者(只有一位王康愿意显露真名)向外媒喂料,全是有关薄家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陈光诚出逃事件成为各国媒体热点之后,放风者几乎同时停止行动(他们向外媒表示上面有指示不能再讲了)。从陈光诚事件的结果来看,中央B占了上风,美国经历了近年对华外交上最大的一次失败。5月8日下午河南省襄城县村民聂木妮夫妇双双闯馆事件发生。次日,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对外公开说,美中双方都希望确保陈光诚事件不要成为未来企图在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的模式。 就在媒体对陈光诚事件的关注热度消退之际,宇田川敬介却在5月11日突然将半个多月之前与薄熙来共进晚餐之事写成独家采访,时间拿捏得很准:因为就在5月10日,广州《时代周报》刊发了一篇“谷望江曲线控股喜多来的资本谱系揭秘”,此文被多家网站转载,有的已被删去。但在金羊网上干脆就以“谷开来大姐资本谱系揭秘”为题刊登(写明转自《中国新闻周刊》5月11日)。《富士晚报》发表的文章将薄、谷伉俪从政治上切割开来,正好针对这篇文章。 如我以前所说,中共这次权力斗争除了在中共内部开展之外,还借助了国际媒体。日本《富士晚报》11日登载宇田川宣示薄熙来表达“我将回来”之后,英国《金融时报》于5月13日登载“薄的同盟放弃中国安全部门的角色”(Bo ally gives up China security roles),该文的要点是:据来自三个高层党官的和外交官的消息,周永康将对国家安全机器的控制权转交给公安部长孟建柱,他不会被公开地被撤职,会任职至正式今年退休为止;如果公开剥夺周永康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作为政法委书记拥有很多其他官员多年来的阴暗秘密。该报道说,高官们透露,周永康被迫在政治局常委为自己保薄做检查,但在媒体上还保持活动。 这条消息如果没有写周虽然失势,“但在媒体上还保持活动”,也许更能取信于人。因为中国人习惯性地通过从媒体上查寻领导人行踪来判断其是否失势,这句话等于预先公示:周永康的公开活动,只是党中央从稳定大局考虑的安排,事实上周已经铁定“出局”。但事实上,开完十八大之后,周与胡温一起正常退休,目前交权给孟建柱,也只能算是退休前的正常工作交接,这算成了“大输家”吗? 4月20日以前放出有关薄氏家族的传言,以抹黑为主,凡有利于薄不利于中共的则一律斥为谣言。这一轮放料多了一个特点:不再辟谣,而是故意搅水。结合所有的消息看,我只能得出一个判断:拥有党政军全部制度化资源的中央A与只拥有非制度化资源(即不少红二代及老太子党成员支持)的中央B在这场政治厮杀之中算打了个平手。 真正的结果,还得等着看十八大人事安排。 (宇田川敬介:《中国“失脚大物”薄煕来氏を独占インタビュー!初めて明かされる真実》,http://www.zakzak.co.jp/society/foreign/news/20120511/frn1205111124000-n1.htm) 何清漣氏:北京が対外に流す情報から見る権力闘争の終盤の形 http://twishort.com/afpp1 Translated by @Minya_J ①5月11日、日本の夕刊フジが「失脚した中国の大物薄熙来独占インタビュー」 を発表。4月26日、日本のやまと新聞宇田川啓介氏が中国国家安全部の監視下に権力を失ったとみられる薄熙来と晩餐をした、と。 ②これは薄熙来軟禁後、初めて外に姿を現した爆弾的なニュースで、聞いた人の最初の反応は仰天か不信だった。皆、❶なぜフツーならあり得ない面会が宇田川氏に許されたのか?なぜ日本の新聞から政治報道にたけてない娯楽性の高い新聞を選んだのか? ③ なぜ4月中旬以前のように英米の大メディアや香港のそれを選ばなかったのか?❷なぜ4月26日の会見を5月の11にようやく発表したのか、という疑問だ。 ④第一の疑問には、宇田川がその記事の中で1997年に大型スーパーのマイカルの法務担当として大連に投資し、市長だった薄熙来と関係があった、と説明。後に弁護士をしていた谷開(薄熙来夫人)と顧問契約を結び、薄一家と関係があった、と。 ⑤さらに晩餐は国家安全部が整えたもので写真撮影と録音は許されなかった、と述べている。で、読者は今回の会見がホンモノであったかどうかの証拠や証明を得るのは不可能になった。 ⑥だから人々は日本のメディアの彼に対する職業的信用と夕刊フジのメディアとしての信頼性からこのニュースの真実性を判断するしかなかった。 ⑦というわけで、目下、彼が属するやまと新聞や、夕刊フジの発行部数や報道の質を考えても、依然、真実か否かを判断する術はなかった。で、筆者“宇田川敬介@udaxyz”氏に英文メールを送って2つ質問した。 ⑧今回の会見は中国側から申し出があったのか、あなたが求めたのか?彼はツィッター上で知らない人と議論するのを拒否し、取材は受けるが日本語でないとダメだ、と言った。 ⑨王立軍事件以来、信じ難い仰天ニュースが色々出ており真偽不明の突飛なものもある。中には薄熙来が大連航空事故を起こしたとか、王立軍の殺人の証拠は毛髪やツメでなく(保存困難な)肉片だとか。 ⑩かくて私は真偽判別しかねる情報よりも、この報道の生み出した情報効果に注目して分析したほうがよい、とおもった。このさして長く無い記事の伝えたい重要な情報は3点ある。 ⑪その伝えたい重要な点❶は薄熙来は自分に関係する醜聞の大部分を否定。谷開の犯罪行為は否定せず。そして妻とは不仲であって、早く離婚しておればよかった、と。❷は「これは権力闘争ではなく、重慶のマフィアの復讐で有る」と。❸は「俺は復活する」と。 ⑫ この3点は薄熙来を読み解くのにぴったりな具体性を持っている。まず薄熙来支持者の重要な願いを代表するもので、かつまた党中央A(公開化派。胡・温に代表される中共)に”下りる梯子”を提供したといえる。 ⑬ それは、妻(*英国人殺害容疑者)と切り離すことによって、薄の罪の負担を軽くして、「マフィア退治」の報復で権力闘争を否定して「中共A」の面子を立て、薄熙来復活の伏線まで残す、ということだ。 ⑭ 高官は家族の巻き添えで出世の道が影響を受けることはない。先例も中共には多い。贾庆林の妻の林幼芳は事件を起こしたが贾は離婚によって全国政協会議の主席に留まれたといわれる。最後の「復活」宣言は「王者の帰還」のように支持者を元気づけるわけだ。 ⑮以上述べた事は宇田川という日本人記者がねつ造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ある日本ツイ友によると、宇田川は自分のブログを「C級政治評論」と題し、主な内容は日本民主党の政治評論で、中国評論もてがけている。その文章は日本人にしてはユーモアがある、と。 ⑯だとしてもこれは彼が描きうる絵図ではない。一番重要なことは宇田川氏本人が積極的にこのような情報を流したり、偽ニュースで自身の信用を無くす危険を冒す必要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 ⑰ というわけで、大胆な推論をすれば、彼が薄熙来にあったかどうかはまだ証明されていないとしても、その取材の肝要な点は中国側が彼に流したもので、薄熙来に有利な点から見て、それをやったのは「中共B」の側だろう、ということだ。 ⑱ここで注目したいことがある。4月24日、陳光誠が逃げた、という情報が出てくる前に、中央A側は何人かの匿名情報源(実名は王康1人)を通じて外国メデイアにリーク情報で薄熙来一家仰天ニュースを流した。 ⑲が、陳光誠事件が国際メディアの焦点になると彼らは一斉に行動を停止した。(上からもう言うな、と言われたと)。陳事件の結果からみると中共Bが優勢になり、これは米国の対中外交史上最大の失敗だった。 ⑳ 5月8日に河南省襄城县村民の聂木妮夫婦が領事館に逃げ込んで、次の日Jeffrey Bader前国家安全保障会議アジア局長が「米中両国は陳光誠事件みたいなこんなことがこれからもはやっちゃ困っちゃうのよ」と公開の席で述べたものだ。 (21)メディアの陳光誠熱が冷めたとき、宇田川敬介が5月11日、突然、半月前の”独占インタビュー”が発表された。実に周到なタイミングである。 (22)というのは5月10日に広州の「時代周報」が「谷望江(谷開の姉?)が裏から支配する喜多来(企業名?)資本系列の秘密」が発表されたのだ。これは他のサイトに数多く転載された。削除されたのもあるが、金羊ネットにある。http://news.ycwb.com/2012-05/11/content_3799831.htm (23)夕刊フジの記事はまさに薄熙来と谷開夫婦が政治上、切り離されたタイミングにぴったりで発表されたのであ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