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中共全天候监控对象长达将近两年,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傍徨,这一举动算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毛丹等20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对他的“认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去了一趟南京。此行见了不少朋友,其中当然有高华。那几天高华正好在中心有课,每天只要有机会,我们必在一起或长或短地聊一会。我们所治之学虽然完全不同,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当时,我们正好各出了一本书。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辗转了14家出版社之后终于在中国出版,而他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学术自由”之类的体验自然是同病相怜。我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恶劣,除报社被迫将我停职降薪之外,在国内发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还住进了“贴身保镖”全天跟踪。就在2000年7月,我还在北京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与6岁多的儿子一同受伤。但我不想谈这些徒增他人负担的糟心事情,于是问及他的处境如何?他告诉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此外,被视为“国宾”的杨振宁到南京大学之时,受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之托,特别在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位青年才俊。因此,他的处境还算不错,没感受到什么压力,评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成果,没遭到刁难。我很为他庆幸。他顺便告诉我,也正因为南大学风开明,因此这次由钱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区举办一场我的演讲,由于担心有关方面阻止,决定在当天才发布消息。不过,他的学生告诉他,大家已经先期一天通过电邮互相转告,届时来人可能不少,已经安排了一个大礼堂。
那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教师的住房条件差,分给他的住房是一间半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高欣还要与人合住一间。当我参观到他与同事合用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到大家不再使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晚就着黯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难过,于是半开玩笑说:今后写高华逸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我还告诉他,因常向国内朋友推荐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于是内地朋友们理所当然就将找书的任务落实到我头上。我前后总共从香港买过20多本送人。香港书价贵,每本约200元港币。所以我对高华开玩笑:再送下去,我们这些住在香港与深圳的朋友们就要破产了。
我认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体的杰出著作,必定能够留传后世,一直想为这本书写篇书评。但与萧功秦聊及此书时,才发现功秦才是此书的真正知音。一谈到这本书与高华,他满是惜才之情,甚为推重。我想,我非历史学者,即使写书评,未必能写出功秦的专业水准。于是只在那篇《历史的吊诡》(《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存在与我对这本书的一点理解。以后我看到功秦写的“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庆幸自己没有写,因为无论如何,在评价高华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种专业眼光与评述能力。
那几年,高华常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是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过了大约半年,到了2001年3、4月份左右,高华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给我来电话,希望在深圳停留几天。他是一个很少有玩兴的人,有散散心的心情实属难得。作为朋友我自当接待。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黑名单。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大概是8月初到国会参加了一场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听证会。高华其时在香港,听到这消息,于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原来朋友们设想过两三年环境宽松些之后,你还能回来。但你到美国国会做证,就不能回来了。”言下颇有惋惜之意。我当时因为刚结束长达两年多的受监控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没有这方面体验的人,无法体验其中的痛苦与无奈。于是简单告诉他,我既然出来,自然不作短期内回去之想。我理解高华的心思,因为好些朋友都曾说过,一位学者离开了自己植根于斯的土地,有如树木被拔地而起,将失去学术生命。我自己也曾犹豫过,只是在2000年7月那场带累了儿子的车祸之后,我才下决心离开。作为母亲,我至少得对儿子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与高华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6月中在美国夏威夷。当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与先生程晓农也一道与会。我们到达时,高华与朱学勤已经先一天到达。旧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在数次或长或短的谈话中,他的一个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界人士正流行将体制外积累的资源(即声誉)化为体制内的资源(即职称、待遇等),而且这是校方与学者本人都很乐意接受的局面。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证实了高华这一对现实的敏锐观察。这次会议还让我有一个收获:就是亲身见识了高华的演讲才能以及他驾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华在会议期间共做了两场主题演讲,一个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影响”,另一个“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这次研讨会上口才极好者不在少数,吴国光、朱学勤就是善于驾驭演讲的高手。尽管高手不少,高华那张驰有致,条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题演讲还是让与会者强烈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厚。
高华是个极为看重友情的人,偶尔表达,总让人感动。那次在夏威夷开会,学勤与晓农曾见过面,高华则是第一次见到他。临别前,高华悄悄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这次见到晓农,我放心了。他是个谦谦君子,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此后多年我们只在闻听他生病后去过一次电话,但互联网时代,因常能读到彼此的文章,也不觉其远。昨天晚上,我给高华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公子高欣。我向高欣做自我介绍时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但你妈妈会记得我,我叫何清涟,是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现在住在美国,因为某种不方便,很少与你爸爸联系”,高欣立刻回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来过我们家。我爸爸常常提到你。也很理解你没与朋友联系的原因。”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才算是说完了几句安慰之词。晚上,竟终夜难眠。
高华英年早逝,于中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是痛失栋梁;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怎样来总结他的研究于中国历史学的意义呢?网易微博上,我发出一条“悼高华”的微博后,有一位网友回应说,“高华有如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如今飘然而去”。初看这句话时,我楞了一下,怎么就是一只“萤火虫”呢?但转念一想,觉得真是酷评,相对于中国那长达五千余年的漫漫历史,相对于那充满了谎言与文饰的历史黑洞,高华对中国共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的分析,不就象是一只萤火虫吗?不仅是他,还有我,以及其他同代学人,如果都能够象一只萤火虫那样发光,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多些光亮。
2011年12月29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敬佩高华,并感谢披露这段珍贵的友情。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都是未来的缔造者。
祝何老师,程先生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感谢何老师这篇感人肺腑的文章.望中华民族的萤火虫能照顾自己的身体.中华儿女需要您们,中华民族民主事业需要您们.祝何老师,程先生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学者当如是(斯?),研究历史也好,经济也好,都要明真相、说真话,求真理。
请另用名
希望每一个有上进心的中国青年都来做萤火虫,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向高先生致敬!萤火虫的比喻很是贴切,它是那么得脆弱,在历史长河中简直稍纵即逝,好比高先生的英年早逝。但先生带来的光亮却是永恒的,存在于每个身处黑暗中人们的眼里,像种子一样带来希望。期望这块土地上能建立正义的制度,不然将永远留不住她最优秀的儿女。
天总有亮的时候
“有如歷史黑洞中發光的瑩火虫” 之評價 , 也屬於何清漣女士 .
感謝你發表的許許多多文章 .
只有离开大陆才能看到何先生的文章,这是国人的悲哀.何时天亮,全国人民都在企盼.
虽然我们只是一群小小的萤火虫,但我们必将点亮整片星空。
有企盼是一种福气,但萤火虫毕竟照不亮天空,可惜了一代才子。西方民主制度虽然源出希腊,但真正开始成为立法传统当从英国约翰王十三世纪签署大宪章开设,及后不断改进,最后派生出美国制度,并与英国隔洋互为监督观摩,至有今日成果,经过了八百年的修炼。中国时至今日尚无任何类似起步,象零八宪章这样已经非常妥协的文件也无法被接受,我们这辈人有生之年恐怕是不会看到中国有真正起色了。顺便提一句,英国大宪章是在法国入侵,贵族起义,遍地烽火时签订的城下之盟,对国王是个屈辱,对国家却是个进步。
我们必将点亮整片星空
太悲观了.如果再让中共胡弄折腾,中国真没救了.为什么要尽快结束共党暴政的四点理由。《请参看胡锦涛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
中共捆绑中国人民妄图称霸世界,把人类拖入核战争的深渊,人类社会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环境全面污染,不尽快结束暴政,中国的生态系统会遭到彻底的破坏。
中国的环境污染严重,人人都处于恶性疾病的威胁中
中国的生存环境恶化,人人的生命都处于死亡的危险中。
因而尽快结束共党暴政是中国人民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义务。
生活在二十世纪中晚期–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的任何人,都能理解何老师当时的处境。何老师是严肃的学者,写起悼念同辈学人的文章竟也是款款情深,读后至为感动。冷静理性加拳拳感性,因此您博客上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读过了,今后还会读下去。
逝者长已矣,新年到来之际,祝愿何老师及全家人健康平安,如意幸福!
我辈当继续努力!
何老师何时才能回国呀?拯救中华民族必须要你们这样的“萤火虫”给年轻人指路才行!
当年他们要整肃何先生, 大言”记者哪有不搞有偿新闻的” . 把先生查了个底朝天,硬是没发现有偿新闻. 先生品格之高洁, 不是那帮鹰犬可以理解的. 先生出国是对的, 中国大陆不是说真话的地方.
高华先生是我非常敬仰的学者,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是从读了他的那本《红太阳…》的书后真正开始的,那本书我推荐给了很多人看,他们一致认为得益匪浅。当我们正在希望读到高老师更多的著作时,不幸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感到无比的悲痛和惋惜,于此敬向他的家人表示哀悼。
看完这篇文章感慨良多,偌大的国土容不下几个读书人。流氓手段用到极致,这是互联网时代啊。谎言没用,纯粹暴力能支撑几个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