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西藏不断发生僧侣自焚抗议的悲剧。3月23日，人民网指达赖喇嘛煽动藏人自焚并向藏民传播纳粹思想。此前中国卫生部官员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来自死刑犯，让人联想到法轮功多年来的指控：器官移植的供体有不少来自不明不白死去的法轮功学员。所有这些都让人清晰地看到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中国政治与宗教的冲突达到前所未有之紧张程度，而且这紧张不限于法轮功，还包括藏传佛教、新疆的伊斯兰教，以及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与天主教。
面对这些矛盾，无论是北京当局还是中国人（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几乎很少有人能够从宗教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这一角度理解。大多数汉人都在想：我们给了少数民族许多经济上的帮助与政策上的优惠，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于对待法轮功，许多人干脆除了重复北京宣传的那种“邪教”说，甚至不愿意多花点时间倾听一下其呼声。这种内涵上与官方相近的态度，源于中共政治与宗教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紧张关系。
西方的文化学者一直将宗教视为“解读人类文明的钥匙”，很重视研究宗教文化。但中国对宗教的态度却完全不同。1949年以后，中国的宗教生活曾被禁绝，宗教研究也陷于荒废。我在大学时曾专门选修过《世界三大宗教》这门课，但内容很浅，其宗教史观主要是马克思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一理念的阐释。对明清时期非常兴盛的民间宗教，我本人了解也是由浅入深，随着对史料的接触逐步了解的。根据我自己的阅读与思考，中国政治与宗教的紧张关系，需要从三方面加以理解：
一，来自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但这点必须分成两个层面分析。
第一个层面：历代王朝虽尊儒，对佛教道教始终持容忍态度，儒佛道三教均被视为正统。虽然曾发生过“三武一宗”四大“灭佛”事件——这些“灭佛”事件的原因有文化的，比如信奉儒学的士大夫们反对。但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因为寺院僧尼不事生产，不纳税赋。但当时灭佛造成的紧张与恐怖远非今天中共政府禁绝法轮功可比，即以死亡人数最多的唐武宗“灭佛”为例，整个过程因各种原因死亡者约300人。北周武帝宇文邕只是强迫几百万僧尼还俗，并未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在家当居士也一样可以信佛。周世宗更文明，只是规定，出家前先得获得父母、亲属同意，统一设置戒坛，不允许私度僧尼，同时还禁止宗教习俗中一些伤害身体的残忍方式。大多数时期，朝廷对佛道等允许存在发展，一些皇帝及皇室成员、达官贵人还是信奉者。与中共建政以来对宗教的严酷控管完全不同。
第二个层面：历代王朝对民间宗教大多都持警惕态度，明清两朝统治者甚至视之为祸乱根源。在儒释道三教之外，中国其实一直存在名目众多的民间宗教。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宗教史学者王庆德在2010年曾发表一篇《中国民间宗教史研究百年回顾》，梳理了中国学界对民间宗教史的研究并指陈其优弊。他指出，将民间宗教纳入文化视野的不是对其持贬斥态度的中国士大夫，而是荷兰汉学家格鲁特(1854-1927)，在1892年到1910年间,他先后撰述六卷本的《中国的宗教体系》和二卷本的《中国的教派宗教与宗教迫害》，专注于中国民间存在的非制度化、非系统化的信仰与仪式，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有关中国民众宗教的体系。20世纪40年代,陈荣捷将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寻常百姓的层次，即民间宗教；一个是知识已开者的层次，即儒道释三教等制度化宗教，从而在社会中给定了民间宗教本应有的位置。但这点学术上的突破，完全因为中共的政治文化而被摧毁。
二，中共与宗教的关系紧张前所未有，源于共产主义学说本身。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只有共产主义学说为人类的终极价值提供解释，这是其他所有社会科学没有的特质，因为只有宗教才为人类提供终极解释。信奉此学说的共产政权建立的都是极权政治，其特点是不仅要管理人间与人的思想，还要管理神界，负责对世界做出终极意义上的解释，因此将一切宗教视为威胁其统治的异端邪说，将一切有组织的力量视为对其政权的威胁。这就是中共政治与一切宗教（组织）之间必然存在紧张冲突的内在根源。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对制度化的宗教如佛、道、天主教有管控地开禁，也不允许民间宗教的存在。与此对应的就是宗教史研究上的极权文化特点：对宗教的界定更多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由于流传于社会下层即民间的各种教派之思想信仰与社会的正统观念有所抵触，其组织独立于一元化的社会体制，有的教派（如白莲教）还成为反政府的民众运动的主角，遭到官方和法律的禁止，明清两代统治者将这些民间宗教称之为“邪教”，今天的研究者有不少也认同这一定义。
正因如此，法轮功在其初起阶段，是以气功组织而不是以宗教组织的名义存在，否则不可能有任何活动空间。
2000年北京政府决定消灭法轮功，中国知识界几乎一致认定这种消灭具有政治正当性与合理性。直到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过程开始后，北京在西藏与新疆遇到的麻烦才逐渐为国内公众所知。中国人开始模糊了解到，西藏问题遇到的最大的一个结就是宗教问题，新疆的冲突同样也包含着中共政治文化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习惯性地认同政府消灭邪教的中国人，在法轮功的问题上可以与政府一致，但在西藏、新疆、基督教家庭教会与中共政府的政治冲突上感到困惑。
如何理解宗教现象？马克·布洛克曾有言，宗教“就像一个结，这个结将社会结构与社会精神大量迥异的特征缠绕在一起。简言之， 宗教信条涉及到整个人类环境问题”。任何宗教（包括中国民间宗教）的兴起和传播都有植根于社会土壤的强大的原动力，并履行一定的社会功能，如心理安慰功能、社交功能、济助功能、治病健身强体功能、谋生功能、晋升功能等等。除了这些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宗教所发挥的精神纽带作用。
中国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将会构成中国今后社会矛盾的重要内容。北京当局如果只采用政治暴力简单地取缔、打压各类宗教，结果只会加深中共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内在紧张，造成政府与各宗教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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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何老师有很多妙文，但不得不指出本文逻辑混乱，缺乏客观公正对时下中国大陆民众的宗教信仰状况的详细描述、法轮功邪教运作模式的详细分析、藏传佛教内的政教一体以及世界各国对于邪教的管制的详细分析。误导读者以为大陆是一个宗教不自由、迫害杀屠宗教人士的国度，其实现在的大陆人民可以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等正教，而这些传教的场所遍布全国。
何老师讲到点子上的。不知道Andy以为什么才客观。我们的寺庙，教堂，清真寺等等，包括各类企业不都严格按照党的规定做吗？党小组不是经常光顾这些地方？恨不得每个人都受党的控制
非常抱歉，我要表达的很清楚，中国人有信仰宗教尤其是主流正教的自由。
你们说的事例，我身边事没有发生。但我可以举我身边的经历过的：
我在江西某个偏远的小县城内长大，母亲与外祖母都信佛，每个月都和邻居和老友都会去寺庙进香拜佛祈求家人平安家庭美满，我们县城四周遍布个庙宇，没有人因为信佛拜佛而受到质疑乃是迫害，反而政府与当地有钱人都会不停的兴建寺庙和佛塔。 我曾在杭州与苏州两个地方工作过，我本人和同学同事也经常到各地寺庙和佛塔内进香拜佛，虽然我们不信佛，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健康的活动。在杭州和苏州的寺庙和佛塔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人满为患，熙熙攘攘的好不热闹。 且在苏州，我在水上乐园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教堂，在多个城市内也能发现不少的上面挂着大大十字架的小教堂。我有个同事就是在水上乐园旁的大教堂办的结婚典礼，非常的幸福。
我妻子是徐州的，因此本人去过徐州的多个乡村，这些村落都可以看到小教堂，徐州一代因为基督教传播成功，已经和佛教一样盛行，我妻子的祖母信基督教，每每都要和乡里老人去教堂做礼拜，而我也头一次看到。
续上：头一次看到了圣经。
天主教是“主流正教”吗？
按天主教传统，红衣主教由教皇指定，中国政府却要任命中国的红衣主教。
也就是说，中国的“合法”天主教不为教皇认可，为教皇认可的天主教在中国不合法。
这是“中国人信仰主流正教的自由”？
教皇授权的天主教和中国政府授权的达赖喇嘛一样，如果说中国政府是不合法的，那么教皇政权（其为政教一体政权，贴近西方政权利益）也是不合法的。
历史上，凯撒管上帝黑暗荒唐，同样上帝管凯撒就更黑暗荒唐了。考虑到目前国际环境，且如果中国的天主教需要教皇来任命，就变成了上帝管凯撒了。
中国政府只要保证天主教徒可以提供或帮助他们提供场所让他们朝拜他们心中的神-真主，不影响到信众的发展与正常的朝拜，就符合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要求，
楼上的贴回不了，回我自己的吧。
教皇不认可的话，全世界都不会认可你是天主教。这还算“主流正教”？
照楼上的逻辑，似乎中国政府认可的宗教才是“主流正教”？教皇管不了天主教的事，达赖管不了藏传佛教的事，就中国政府是最有资格“认可”宗教的？
荒谬。
看了你的回复与留言，我认为你是被体制所迷惑的国内知识分子之一，你所说的在公开场合的信教种种，都是在中共管控下的假象。如果中国真的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那么我想请你解释，为什么去年七一要让佛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教徒组织起来唱红表忠心呢？这到底是信仰自由还是中共红教一桶浆糊呢？
你说法轮功是邪教，请你举出法轮功是邪教的证据。你说的那些所谓公开活动的正教，有哪一个不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教会、寺庙按行政级别划分，主教、主持等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严重违背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
中国并无真正的宗教自由。佛教、道教与基督教都接受中国政府领导。僧道及三自爱国会领导下的牧师神父有行政级别，分别与科级、处级、局级对应。国家宗教事务局甚至还出台《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宗教自由的国度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现在中国是恺撒要管上帝之事，连西藏活佛的转世都由其规定管理。
另外，请你到海外相应网站上看基督教家庭都会、法轮功、天主教徒们对中国宗教迫害实况的叙述。
请问，你心目中的宗教自由是否在政府管控下的“自由”？
何女士，我提醒您以下几点，并希望您开文详细讨论法轮功、西藏流亡政府的前世今生：
1.中国的藏传佛教，自清康熙开始就有了由凯撒管上帝的传统，并成为其教规。难道达赖喇嘛他本人要改变藏传佛教的传统，请问是谁在破坏其文化的特色？现在你去看看，各网站看看最近在新德里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的报道，你会发现藏独份子在阻止警察将施救自焚者并将其送往医院。我本人就认定藏独组织犯有他杀或教唆自杀罪。这样的组织和佛教，绝非是劝人为善的宗教，而绝对是邪教与政治合一的异类
2.我对家庭教会（本人怀疑是否有诈骗国人之嫌，因为我发现很多资料都报道过其常出神棍、引发自杀、卖淫、诈骗钱财的事例发生）不熟悉，但是我上面已经说过我身边的案例，国人都有正常的宗教场所信奉自己信仰的神，并不得到迫害或干涉，并且在国人中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不管这些宗教场所是否有党组织是否受政府监督，但是我要说的是大家都有信仰自己神的自由，并不受干涉，难道不是吗？
3. 你之前也说过中国目前政治谣言层出不穷，请你看看法轮功控制的网站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自由门主页网站等等，看看其是否是这些谣言的始作俑者。这是明显的政教合一的初始特征。 至于法轮功是否在国外被定为邪教，请看韩国、德国、东南亚各国等专家对其的评价。
1、清政府对达赖喇嘛的转世只是给予形式上的确认，遵循宗教自由的原则从没有干涉过达赖喇嘛的转世。我不知道新德里藏人自焚的视频你到底看过没有，那么多人在灭火，你难道没看见。说藏传佛教是邪教说明你对藏传佛教毫无认识。
2、既然你也承认每个人都有信仰自己神的自由，那么为什么政府要打压迫害北京守望教会？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有多少被政府强行关闭，信徒被拘押你知道不知道？“神棍、引发自杀、卖淫、诈骗钱财”的事例，在你所谓的那些公开活动的正教中发生的不是更多吗？不需要我给你举例吧。
3、政府封锁扼杀真相当然只能让谣言盛行。中共在全球收买几个狗屎专家污蔑法轮功是邪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看到的是法轮功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东南亚、韩国
、日本等都受到保护。加拿大有一家中文媒体因收受中共的钱财而污蔑法轮功，结果被起诉并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些事实你看到了没有。
之前没有留意到此贴，其他贴我不用回，就回以下部分就行了，引用，一切都在无声之中：
据博讯网指出，示威者一度阻止将伤者送往医院，但警方最后还是将他送入医院。法新社引述医疗机构消息来源称，自焚者生存希望渺茫。这是新德里发生的第二起藏民自焚事件。去年十一月一名藏民曾在中国驻印度使馆门前自焚。
名藏民严重烧伤，据博讯网指出，示威者一度阻止将伤者送往医院，但警方最后还是将他送入医院。法新社引述医疗机构消息来源称，自焚者生存希望渺茫。这是新德里发生的第二起藏民自焚事件。去年十一月一名藏民曾在中国驻印度使馆门前自焚。
这是一名年轻藏人，他自焚是为了抗议中…国主席胡锦涛到印度访问。胡锦涛将于3月28日到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首脑峰会。据报道，事情发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与600流亡藏人在国会外的广场集会，他们手持横幅和标语，抗议胡锦涛将会到访。期间，一名藏人引火自焚，其他示威者协助将火熄灭。这名藏民严重烧伤，据博讯网指出，示威者一度阻止将伤者送往医院，但警方最后还是将他送入医院。法新社引述医疗机构消息来源称，自焚者生存希望渺茫。这是新德里发生的第二起藏民自焚事件。去年十一月一名藏民曾在中国驻印度使馆门前自焚。
昨天自焚的这名男子27岁，身穿一件马甲和一条深色的裤子。一名目击者对法新社记者说，该男子突然引火自焚，全身变成了一把火炬，他在街上跑了起来，过一会他的头发开始冒黑烟。然后他就倒在地上，大家都非常惊讶，围观的一人将一件大衣扔过去盖住他，企图将火扑灭，后来警察到达将他送去医院。一名示威者对记者说，这次示威的目的是抗议中国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也抗议中国当局违反人权和宗教自由。他还说，希望参加金砖五国会议的首脑听到藏民的声音，西藏人正在死亡。
http://www.nytimes.com/2012/03/27/world/asia/tibetan-exile-sets-self-afire-in-protest-act.html?_r=1&smid=fb-share
何女士针对你分析的部分，我将在周二之前回你，我本周末需要去杭州办点事情，不在苏州。
再次请问何女士，您什么时候能建立自己的facebook 主页，在美国之音上留言竟然比大陆的绝大多数论坛的留言功能还不如，竟然需要审查通过，严重妨碍正常的交流。
facebook 上有很多理性的高知识分子的网友，他们可以和您进行理性的交流与启发，能提供您更大的空间来传播您的影响。
何女士，本人在twitter 上多次给您留言，希望你开贴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之前的社会体制改革必要性与大陆兴建平潭特区的目的与影响。都为见到您的回复与文章。请问您何时开文讨论？
今年海峽兩岸論壇, 目前大陸針對海西特區(平潭, 福清, 福州, 長樂, 甚至可以延伸到莆田, 永泰, 泉州, 廈門)整體發展政策已經超過幾百項, 撇開交通發展部分, 對台灣有政治指標和影響比較的開放政策有以下幾個:
1. 允許台灣律師事務所在福州、廈門設立分支機構
2. 泉港石化工業區
3. 台灣同胞在福建投資農業 可享國民待遇
4. 允許台灣有線電視網路到福建發展
… 5. 開放中華電信, 亞太電信共同投資金廈海底電纜開發
6. 在浙江和福建分別籌設所謂的台灣村和台北小鎮, 實現台人住區自治, 等於先在區內示範一國兩制
7. 宣布海西特區, 開放機械、船舶、冶金原本限制性質產業, 台商可以獨資經營
8. 台灣投資者可以獨資娛樂場所
9. 福建特許台資經營市政公用事業, 等於讓台灣人可以用公司的型態或者新加坡模式管理市政建設
10. 開放台灣同胞可以在特區經營個體戶事業 (擺攤, 小吃, 包工, 計程車)
也就是說, 海西特區未來走的是新加坡模式, 中共以國家力量提撥預算主導主要重大工程, 但是特區的管理則是採取是公司經營方式, 特區居民可以透過委託管理公司的方式來實現市政管理, 住屋管理, 市政工程的發包, 公文審批, 媒體自主, 也就是只要不碰觸政治意識形態這一塊, 海西特區將會針對台灣同胞給予最大的自由發展, 透過開放台港新的律師可以到特區設立分支機構, 未來除了刑事案件, 所有的司法審理都可以透過仲裁公司的方式來處理, 開放中華電信和亞太電信可以投資海底電纜, 允許台灣的有線電視網路公司可以到特區發展, 讓特區的媒體和網路可以自主, 開放台灣投資者可以獨資經營娛樂場所 ,也相對表示對於娛樂與生活遊憩方式的鬆綁, 最後甚至讓原本在台灣從事基層工作的台灣人也可以可以在特區內從事和原本台灣相同的工作, 讓台灣人可以擺攤, 經營小吃, 商店, 基礎工程, 開計程車, 卡車, 對於在特區的產業, 採取最大的彈性, 對於國際經營管理研發等特殊人力, 採取專案申請, 開放引進的做法查看更多
《华夏时报》：当前继续推进改革主要面临哪些方面的阻力？如何选择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找到改革的路径？
周瑞金：从我国总体态势判断和五点共识出发，我认为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进入当前的改革攻坚阶段。
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用了大约25年左右的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
这个阶段，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即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目前我国为50%左右，一年增1%，约10年左右达到60%的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我国占20%左右。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力。实现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从当下的社会思潮来看，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难容的不同声音。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然而，冲突各派的观点，其核心问题是相同的：如何破解社会各界都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这样一些迫切、公众反应激烈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邓小平南巡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的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时时遭遇不友好的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functionhanshu
中共对自己党内的人都不信任，怎么可能信任宗教团体？说道藏佛教，藏人非常虔诚，如果您到农牧区，这些藏人就是转经筒，念经，人是既朴实又自然，但中共就不相信喇嘛，非得让喇嘛效忠中共，喇嘛自古以来就是效忠班禅和达赖，您让他效忠老共，效忠老共的人还叫喇嘛吗？那叫藏奸
Andy zhong，你生活在外星球？在农村，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经常被抓被罚款，成都著名的秋雨之福教会被撵出租用的教堂，被迫在外面公开礼拜；北京守望教会已经被逼迫近两年了，是中国教会被迫害的冰山一角，你是瞎子还是你本来就是迫害者之一？
如果他们信奉基督教，完全可以在正常公开的基督教场所礼拜和诵读圣经，为什么要私建教会？
我本人真的很怀疑其的建立是否有政治因素、诈骗国人之嫌。因为我发现很多资料（国内外的资料）都报道过这些未公开的教会或家庭教会常出神棍、引发自杀、卖淫、诈骗钱财的事例发生。
很高興看到你說的地上教會蓬勃發展的情況。只是，不是每一個信眾都認同地上教會唯官方是從的態度。這不是說都有政治目的，而是說從教會的屬性上看，教會是屬於耶穌的，不是世俗政府的。如果信徒覺得地上教會做不到這一點，那麼自行聚會也不是甚麼違背聖經的事情。況且從教會史上看，羅馬時代基督教就是以家庭教會的形式存在，那些時候由於無法公開，個地教會也是參差不齊。當然就算是現在，在宗教自由的地方，各教會之間也還是參差不齊。來過美國都知道，強行劃一是不可能的。舉個例子：同樣是新教教會，對於「預定論」是否成立，看法不一。然而這並不妨礙各教會以耶穌的名義服務社會。
另外我也認為法O功是邪教，但不需要官方用行政權力告訴我，而是應該由教會或者報紙輿論告訴我，讓我自己去判斷。打著官方旗號，大張旗鼓宣傳取締，還不讓人質疑這種政策的合理性，是非常理虧的。
我再次重申，本人非共产党员更不是公务员，我也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对政治有兴趣的外资企业的职员。我认为质疑政府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要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打倒主要敌人我们就要出卖我们自己的人格吗？
共产党不是好鸟，藏独台独法轮功就是好鸟了吗？
谁是共产党的最佳替代者?已经折腾近两个世纪的中国还需要继续折腾下去吗？我们难道就不能用最大的勇气和最大的宽容给中国一个改革的机会吗？哪怕给改革实践者一点掌声和鼓励一点建议和帮助！
有时候在想如果当初国人给国民党一个改革的机会而不是赶走它，也许中国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也许中国早在20世纪末就成为富强民主自由文明进步的大国，而不是也许再蹉跎到21世纪中叶国人还不知道民主自由为何物了。
其實你說的這些聖經已經有了明確答案：聖經羅馬書就說，政府有統治世俗世界的權柄，而且這是上帝授予的，信徒必須信服，前提是政府的目標是「懲惡揚善」。至於說是不是因為當權者是共產黨就有甚麼不同，聖經中的答案也是一致的：沒有。猶太人被流放，成為「巴比倫之囚」的時候，上帝還是要祂的子民為他們所在的地方禱告。新約中耶穌也叫祂的信徒給壓迫他們的人禱告。如果說政府做不到上帝要求的「懲惡揚善」，只能說政府放棄了上帝給予的權柄，作為信徒的我們應該相信上帝的力量，為政府禱告，希望它改過自新。
瞎子也是有判別是非能力的好不好!
Andy zhong自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樣本
有的人看似一切正常 邏輯也OK
但是受長久的官方宣傳洗腦後
下意識會覺得官方的敵人對自己的利益都是有威脅的
敵人被官方迫害當然就…自動視而不見了
非左既右，非右既左的阶级斗争思想看在你们这群所谓追求民主自由的人身上被体现的淋漓精致。可悲！
Andy zhong你长编大论看似有理，实在空洞无一物且自相矛盾，非常简单，现在所能见光的宗教都是在共产党规定的框架内，而非宗教本身的框架。就好比有一条大道有人为了自已的利益而用强权规定别人只能走而不能开车一样。
看了评论之后，只能说主流人才还是在体制内的，如果反对派都是这样的水平，真是由衷对中国民主前景表示担忧啊~
法轮功的诡吊之处就是把自己装扮成个似宗教非宗教、似健身气功非健身气功、似政治团体非政治团体、似民间组织非民间组织的二椅子、四不像。
何女士这里用法轮功作例子例子来说明纯宗教问题实在不妥，甚至可能导致李XX对你将它不伦不类的四不像说成是完全宗教的不满。
Andy zhong/Ningreat， 法轮功何邪之有？不要被道听途说蒙蔽了双眼而不自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轻率立论常有所失。
我只是说法X功是不伦不类的二椅子，倒是您自己将它称为‘邪’X。
如果您知道，请以事实（而非道听途说）明白地说明法X功到底算个什么东西 — 宗教？健身气功？政治团体？民间团体？还是商业团体？
谢谢！
·—– 我急需要的你反而剥夺严控，我不太着急的你反而偏偏给我，我能满意吗？你总想用你那纯唯物的观念强加于我，而我却是非常重视精神世界的，我硬愿少吃少喝，也要精神灵魂的安详，而你却总想用物质利益购买我的信仰自由，我能满意吗？
—–你成天喊和谐西藏，为什么要干涉我的信仰呢？为什么你们本来不信神的存在，却非要到信仰团体中可插一手呢？为什么宪法明文公民有自由信仰的权利，你们反而就是要干涉我们自己的教务？为什么要我供奉领导人像呢？庙堂是供神的地方，你让我怎么朝拜？你想让我们尊重，你可以把你的像放到商店里，那个家庭喜欢挂着，是他家的自由，为什么非要我拜这些人的像，就算是领导，他也是人，你这样做无疑在故意恶心我，恶心我的神灵，你诚心让我进阿鼻地狱，我每拜那些人像一次，我难受的要死，我能满意吗？你说，你让我心屡屡受伤我生不如死，我能满意吗？—–我如是理解藏民自焚缘由。
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大陆很多地区的公开场所不挂领导人像，不干涉教务，不用物质利益购买信徒的信仰自由？至于法论大法好不好，国人心里有数，我不多说。但我竟然可以在电梯里看到”天灭中共，法轮大法好”的天书，发现法轮功不停的在国内QQ、skype、论坛甚至在网游中可以日日月月的不停宣传。我认为法轮功组织力远胜于民运组织，民运组织应该汗颜。法轮功不仅如此还成为了去年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最重要的幕后组织者和宣传者。这个严密的法轮功组织应该被载入历史，如果李洪志如果身逢乱世，应该是不亚于老毛的大神。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樣本
其熱切的回應 開始時會被人誤認為又是一個五毛
不過真正的五毛應該不會那麼激動
從其自認是站在正義立場富於熱情感
來看應該是一個既得利益背景的天真二代
但長久的慣性思維使其觀照度偏頗而不自知
官方所做的種種與各種受壓迫的宗教群體所做的種種
究竟有無探究與比對過?
懵懵懂懂之間 竟也認為國民黨可能比共產黨好
如果他有研究過國民黨的話…也許就不會有這種思考
這也透露出其實他內心應該知道真正壞蛋是誰
現在網路資訊豐富無比 只要用心蒐索所與辨識 人人都擁有一個其大無比資料庫
比傳統圖書館還好用….要了解真實世界 不難
而這也是官方所極為忌誨 難怪會有所謂網路長城的存在
這個樣本很不錯…不斷的在提供我思索的動力
Eric，我如果真是既得利益的第二代也是托改革带给普通国人的福份，而绝非你所谓的官商二代。我父亲是下放知青，母亲是农民，曾祖父曾外祖父在文革因地主成分而被打成黑五类。父母靠自己的起早贪黑、辛勤劳作、辛苦打拼才步入了准小康水准，这就是我这样的第二代背景。你如何呢？
我在facebook上对中国历史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如下：
1.革命的结局是变革，变革的结局是改革，但改革的结局不是革命是社会进步，只有不改革的结局才是革命，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2.20世纪的中国革命就是一场场一崭新的独裁政权暴力推翻另一腐朽的独裁政权的过程。
3.我曾担心共产党和民进党会有合流的可能，现在看来还是我杞人忧天了。
4.口号喊的响喊的好不代表做的好，革命不可取，改革最佳化，屁股决定大脑。
这就是20世纪中国历史给后人的启示。
5.大陆在政治改革的第二个阶段社会体制改革这个过程中，肯定必然伴随着镇压事件和意识左派的回流，因为中国大陆各地方政府并非铁板一块，执政党也有派系不同的做法。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扬善抑恶。对于大陆新的好的变化和进步多多鼓励，对于大陆坏的恶的一面也不放过，但是不要上岗上线，我们不要因为不完善的改革或正在改革遇到了保守势力的反扑或改革的副作用而否认改革而去宣扬暴力革命从而重蹈20世纪中国暴力革命的悲剧。
6.89六四事件要不要平反，我说要，但是不是现在。自然会在某个时候启动政治改革的时候平反的。
对于89六四事件，自始至终追求的不过平反的问题而已。
对于文革运动，自始至终追求的不过发展路线的问题。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叫不了了之的说法。
对于文革，历史已否定，对于六四，历史已平反。
.老毛因文革而彻底被赶下理论的神坛，
老邓却因六四事件的主角过于幼稚而偏激而是否会被赶下理论的神坛，世人暂不可而知。
但有一点是可肯定的，六四事件应该是一场爱国护党的学生运动。对于现在的啃六四老本的人来说，也无异于是莫大的讽刺。
回复Andy zhong:，你那帖我回复不上，贴在这里。
1、我的深度分析文章在我个人网页上，有好几篇，请看：“ 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 http://www.danke4china.net/Article/news_view.asp?newsid=825
2、福建平潭非政治体制改革，无非是将台湾拉得更紧，使台湾大陆化，走上今天香港道路。
3、我时间紧，不会有太多时间与你讨论，请谅。
4、不太理解，为何你认为自己可以安排别人的时间与兴趣？
在给大家看看我为中国民主阵营与政府改革派制定的策略，请多多指教：
1.現敵勢過大，以陷我民主自由於邪教分裂貪腐戰亂之不義，圖殲我民主自由之主力，亡我民主自由於星星之火未燎原之時分。我進則敵更進，我退則敵方退。
故今鐘某曰：我強大敵滅亡之謀略在於順應華之民情，再造華之國體；斷絕民之不義，啟蒙民之思想；分化敵之派系，潛伏敵之堡壘；建構我之據點，踐行我之民主。待天時地利人和，聚天下能士，或议或革，相機而動，方可存我之實體，強我之精神，實我之民主，興我之憲政。
2.中国海外民主宪政运动的杰出学者型领军人物—何女士，罕见的有别于众多海外民运人士推崇暴力革命的主张，而是通过两篇博文从宏观角度上为韩寒三文提供了有力逻辑佐证来埋葬暴力革命提倡和平政改。在此甚为欣慰。
然何女士的三点主张，本人认为前两点仍为不妥。以下为我的观点。
… …
谈地方自治的主张：
今日今时之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战场不在中央而在地方。
众观中国近年的社会动荡的爆发点没有一个点是爆发在一线城市的，中国目前的社会动乱点是越远离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越容易爆发。因为中国各地方政坛素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官相护”的传统陋习,更严重的是地方利益财团与地方政府黑社会化越来越严重化；而越往上呆的地方，居民享受的福利越好，受到利益侵害的几率越小，被独裁暴政的可能就越低。这些年中央政要一头高呼政改提倡民主亲民惠民，地方官员另一头却抵制政改施虐暴政疏民侵民。
所以放任地方自治的结果将不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建立，而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倒退。中国需要的不是地方自治需要的是在21世纪初建立完善乃至推广政治特区，来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社会提供试验田。而这些特区，是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与监督下，开放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乃至结社结党自由以普及当地居民的公民权利意识最终推动类似港澳特区的行政首长议员的直选与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我认为上海重庆天津北京深圳有必要成为续港澳后又一候选政治特区。
谈政府退出经济领域：
当今的西方金融危机难道不是无良的财阀利益团体在缺乏监督体制下而肆意妄为的一场盛宴的产物吗？时下西方现代经济体系的溃败就源于对于自由市场经济自我协调能力的过度信心与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过于放纵，中国应该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在提倡自由竞争与市场经济的同时，需要对于无良财阀利益团体与垄断利益涟(包括官方与民间的垄断集团）的限制与监督，既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相结合。
1.对于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我有自己的看法和体会，我认为极左极右的观点对于现实社会都将是灾难性的，宇宙万物存在的真理就是优胜劣汰。我们以推动社会文明、人类发展、科技进步为目的，在兼顾弱势群体的时候需要对于强者乃至对社会优异者的奖赏，社会才能进步，否则这个社会将是大锅饭的时代。现在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一为自由化过渡导致公权力的无能低效，二为社会化运动过于激进。
西方民主宪政绝大多数值得中国借鉴和采纳，市场经济需要自由竞争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社会体制需要社会发展与社会监督相结合。至于哪个需要过一点，需要相对于时代的变化特征做出相对应的调整。
2.以暴抗暴、以恶制恶本身就是违反现代民主宪政社会的精神，无视法制社会的诉求。其结果需要全社会各阶层去承担任何结果，包括利益损害、生命的牺牲、国家的灭亡、民族的败落。
3.任何革命的发生不是谁可以阻挡就可以阻挡的，同样任何改革的发生也是亦然的。革命还是改革主要取决于社会矛盾的可协调程度，如同韩寒所说任何可以通过金钱解决的矛盾都是可协调的，是不具备暴力革命的条件。
只有当社会矛盾激化到政府无法再解决、蛊惑乃至拖延随时引发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大规模社会暴力运动且不断在神州大地上不断燎原的时候，革命条件才真正意义上的来临，这个时候革命成为社会演变的主旋律不以人意志而改变，但是仍须通过思想界知识界乃至新政权的引导走向良性的政治改革。终其结果，革命的结果是改革，改革的结果不是革命，只有不改革的结果是革命。
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现状，既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且考虑降低社会风险的因素，知识界、思想界乃至网络媒体普罗大众都应该以推动政治改革为第一思考模式。
4.这就是革命爆发的成熟条件，但是中日等各政府都开始在做弱美元做强人民币的时候，这种条件还是非常渺小的。
但是何女士的“先通过局部放权建立开明专制，让社会拥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与结社自由，渐渐放开党禁，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建议我认为当局很有必要采纳，而且事实上也在部分采纳实施中而少为人所见而已：香港普选与网络自由度的一定程度的引导开放。
所以何女士的建议也就不能称之为建议了！
而中产阶级确实如何女士所言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或支柱，但是却完全可能成为中国改革的主流与支柱，因为只要中产阶级开始渗透进党文化和党体制（中共和中产阶级必然两情相悦，相得益彰，例证:大批中产阶级成为人大代表和以三一集团老总入主中央权力集团为标识），中国改革的进程也就开始大踏步的迈进了。
一场非中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必然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由中产阶级推动的资本主义革命，因而从这方面讲，何女士也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国现有可能的革命将是一场自由化民主化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革命，而肯定其必然为类似中国传统改朝换代的造反运动或必将催生出独裁暴政黑暗的民粹革命。这就是目前真正憧憬民主宪政的士人学士识士所忌讳的革命。
1.通过修宪延长总统任期并运行领袖双人转模式而产生的民主宪政制度应该属于类似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一个异类。这个异类的诞生，我认为有三原因，一则强人普京权力欲极重，二则为俄国人民伟人情结严重，三则俄国急需一强人统领俄国走向稳定富强的社会。
换句话说，如果这次选举没有出现大规模舞弊的话，这将是公民社会的悲哀，是俄国公民社会造就了普京大帝，是俄国人民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也算是民主政治的结果。
不出所料的话，普京不会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裁者，他应该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时代独裁者，具备独裁与民主的共同特征。
他一方面不抗拒民主宪政制度，并会努力的改革民主宪政制度的弊端并发展自由经济，另一方面他会在无形中促成了自己成为一个大帝而无人能再挑战他的权力除了他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民主宪政的倒退，但对于俄国或俄国人民来说也许是他们在寻求最适合他们的政治运行模式所付出的代价或妥协，但这种模式在普京之后将或许无法再复制。
2.一切脱离现实社会的理论或意识形态都如同共产主义一样终将在现实社会中脱节而被时代所抛弃，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理论中有美好乃至实现的那一天。所以现在否认国家、民族、乃至否认两岸现行宪法法律基础的理论或思想都如同空中阁楼，海市蜃楼一样虚无。
3.半月有余一直无法翻墙出来和大家共议天下事，在无比憋屈之余，于有限的偏中立客观的外网（华尔街日报、朝鲜日报等）、《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与何清涟女士博客内感受着全球华人社会的冲动与激情。更在近日拜读到韩寒的理性成熟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的这篇警文和无数国内外学士对其的鞭挞之文。
今日终于成功破墙而出，在此我为韩寒辩护，多数鞭挞他的人不自觉中将国人自发（非外力影响）的维权运动和示威抗争与暴力革命混淆，因为他们无视中国现代社会的承受能力，一切可以在社会承受的风险都不是革命而是现有社会的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而革命则是对现有社会和体制的彻底的摧毁，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同时我相信他是支持这些运动与抗争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领袖。
除非中国的革命团体在革命之前就已经诞生一位中国华盛顿式领袖和强势高效廉洁的民主宪政政府，否则暴力革命一经从潘多拉之盒放出来，将不再是谁想收回就可以收回去的，其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另一个更加暴政黑暗政权的诞生。请问，目前的华人社会除了台湾国民党稍微有这么一点的潜力之外，其他任何政权或团体可以让大家放心满意吗？
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仍需要中国人以最大的耐心和宽容，以最大的智慧在合理正义的维权抗争运动中促成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妥协谈判与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道路虽然漫长，但确是最佳化最可行的道路，因为一旦执政党政军之堡垒从内部被攻破，那么一切的旧体系都将不攻自破。
历史上的独裁者的狂妄，毕竟还要受到某种约束，在西方是基督教，上帝及其教会拥有的属灵权力，制约着恺撒们的世俗权力，任何尘世的统治者也不能与神平起平坐；在中国是天道和祖先，历代皇帝都要“敬祖先”，也在某种程度上“畏天命”，起码在表面上要装出某种敬畏情怀，还能在大灾难之后发布“罪己诏”。
进入现代极权社会，独裁者把科学主义变成拜物教，所有的极权者都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和科学的信徒，宣称自己的思想是最科学，并以科学之名扼杀一切信仰。这绝非科学本身错了，更不是宗教错了，而是科学的惊人成就被俗人的狂妄所利用，科学理性便僭越了一切而成为绝对权威，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所认定的那样。极权主义是无神论者把科学绝对化庸俗化权力化的灾难，是科学被权力狂妄者利用来证明狂妄有理的灾难（每个时代的独裁者都会利用那个时代的社会常识，来为自己的权力狂妄作辩护），是做不了上帝的人却非要充当上帝而导致的灾难。
无神论者绝非等同于极权主义，西方现在绚丽多彩的近代文明依赖的不是其宗教文化而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早在中国20世纪初中华新青年就已经认识到这点了，否则数千年来，中国不会是世界第一强国了，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
在追去这两位先生中，因为赛先生的直接客观，国人轻易的接纳并传承了下来，我们致力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技术革新，执政者抛弃了唯心主义走向了唯赛先生的中心主义。这本身就值得鼓励与赞许，却不料成为了今日世界文明社会的诟病。
我料有两原因：1.老毛的毁神倒孔的过程过于偏激，摧毁了国人的道德标准与渺小人类自欺欺人的精神寄托。 2.在对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上与赛先生齐肩上德先生，因为战争因素、理解吸收因素、赛先生变化多端与容易被扭曲发展的因素，而使中国赛先生步入了歧途。
所以，我认为目前政府对于宗教场所管理机构的管制监督与对于国人的各五大宗教信仰自由是不相矛盾的，因为宗教自由的标准就是民众可以自由选择自由信仰自由朝拜自由传播，这点不是中国宗教的主要矛盾，而只是宗教管理者与政府之间的权力矛盾。而且如果这种过程能被坚持下来，我认为中华文明发展潜力将远比肩西方文明乃至超越。
所以，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不是短暂的历史过程，就可以判定中国宗教文化与宗教管理体制是落后乃至独裁的。
另外我要直接的指出你的错误，西方的文明的优越性不是因为上帝制约凯撒的成功，而是权力制衡与权力监督的政治制度制约了凯撒的成功，这点之前的的德先生因为不够成熟而没有体现出来，但是成熟了德先生，是可以被中国人接受和推广的。
而且，我提醒你一点“如果说凯撒制约上帝是独裁，那么如果上帝制约凯撒那么就是浩劫。
用脑子读书别用嘴，更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什么“否则数千年来，中国不会是世界第一强国了？”拜托别意淫得那么厉害好吗？
手淫伤身、意淫伤脑。
看见没有，你丫就是当惯了奴才的人，要你站起来还真困难。
请问：多长时间是你所说的“短暂的历史过程”？60年还是10年？
十年吧，十年一届。击鼓传花吗？在任上千万顺利，这不跟骗子一个逻辑吗？
对于历史长河来说，10年不过瞬间。但对于一个国家的富强一个民族的崛起一场改革的效果少则50年多则百年。秦自商君变法之后崛起乃至统一中国，历经百年。同样，中国经百年苦难内耗之后，再经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最早到21世纪中叶晚着21世纪70年代才完全的体现出这场改革的效果。
还有本贴是本人在此的最后的一帖。所谓志不同道不合，且本人想沟通的人是何女士而非心无国家无民族无德无品唯恐中国不乱假民主真独裁的小人。既然何女士不屑和我理论，我也不必在此浪费时间。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非大才，只求觉醒海外民主志士，希望他们走上正途，可惜时不待人，成王败寇，中国民主宪政的实践者不外乎二者，国共二党，其他不过过眼云烟罢了。一笑而过就可了。
更正下：
在追求这两位先生的过程中，因为赛先生的直接客观，国人轻易的接纳并传承了下来，我们致力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技术革新，执政者抛弃了唯心主义走向了唯赛先生的中心主义。这本身就值得鼓励与赞许，却不料成为了今日世界文明社会的诟病。
我料有两原因：1.老毛的毁神倒孔的过程过于偏激，摧毁了国人的道德标准与渺小人类自欺欺人的精神寄托。 2.在对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上与赛先生齐肩上德先生，因为战争因素、理解吸收因素、德先生变化多端与容易被扭曲发展的因素，而使中国德先生步入了歧途，从而使未得成熟的德先生从制度上制约了中国赛先生的发展与进步。
谢谢你留了这么多言。但我也对你提一点小建议，即看看我的相关文章与网友的意见。
在推特上，你要求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我请你看我的文章《两会的“改革”与“政改”之间的鸿沟》，原载于BBC•点评中国，2012年3月12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2/03/120312_cr_lianghui.shtml
这篇文章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区别谈得很清楚，但你却要我去看福建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很认真地看了一下以后，才明白你根本未看我的文章，否则不会将行政改革当作政治体制改革，还非要别人赞成你的意见。
本文关于中国是否有宗教自由，你同样不肯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宗教自由，也不愿意看中国政府对宗教施加迫害的事实。自说自话。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呢？
其实诸多留言的网友也许不象你这样擅长长篇大论，但他们在基本问题上的认知可能比你更清楚一些。愿意听听他们的意见，可能会有助于你廓清认识。
这丫不是不明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就像有网友说的“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要把这装糊涂的蛋教育清楚，是不可能的任务。
你的这篇文章，我早已看过，但是我认为该文分析过于表面化而缺乏深度分析。老共的社会体制改革计划，请问您真有认真看过吗？我认为不然。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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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力。实现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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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城镇化、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向职能政府、问责政府、有限政府，地方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公民启蒙运动与公民社会的建立发展，乃至在福建特区开放台湾人自治区、新闻媒介的自由化私有化运作，竟然在您看来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不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纵观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莫不是靠这些基础的落实才达到了目前西方文明世界自由民主的高度。空中阁楼、注入强心剂的政治改革将如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的社会变革一样经不起时代与国人的检验，至少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深厚历史沉淀的国度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效果。
我再次明确的强调我的观点，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成功之上的，否则就无所谓政治体制改革而只有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的结果注定不是民主宪政自由的国体，而多半是一个独裁暴政血腥的新政权。
而且当西方世界正陷入经济大萧条大衰退，正值西方世界需要重新建立新的改良的政治体制与经济运行模式的时候，在此片面的大谈西方制度的优越性无异于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何女士，我建议您开贴讨论是：
1.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
2.福建平潭特区成立的目的与对中国政治形态与两岸格局未来发展的影响。
我想这对您来说不难吧。
另外关于宗教自由，我的观点很简单，
宗教自由的标准是国人是否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而非宗教的管理组织是否对政府、民族有干涉的自由。
我在中国生活，对中国政府还是了解的，只要宗教不过问政治、民族、地方事务问题，政府是没有兴趣去管这些宗教管理组织的。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宗教问题真因不是中国政府的问题而是宗教的问题，中国自80年代后凯撒一开始不打算管上帝的事情，结果发现上帝与和世界其他的凯撒和上帝一起来要管他的事情，当然凯撒就有了自卫反击，管起了上帝。
如果凯撒与上帝都互不干涉，我认为是最佳的运行模式。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凯撒的事还是凯撒们自己管，上帝就不要参与了。如果上帝真不在参与管凯撒的事情，而凯撒片面要管上帝的事情，我相信我会和你们站在一起反对凯撒的。
由貼文的狂熱度,感覺樣本有轉成特例的情況
不得不思考這種奇異的價值觀判斷與取捨是否有代表性及觀察價值?
另外,要提醒你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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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公認罪孽深重的利益團體
在沒有被清算過往的罪惡,會自動轉好嘛?
目前中國的經濟拜市場經濟之功是比以往進步
但先不談分配是否公平
(利益團體的大小頭目已經從國家財富先咬了一大塊而富得流油)
人民只因現在比以往富足,就可豁稀泥的一筆勾銷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