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在2012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期间,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向前NBA球星姚明发问,姚曾经“年收入4、5千万人民币”,而扬州市市委书记谢正义年收入不到20万,为何“大家同样辛苦、同样工作,最后的反差非常大”,姚明的回应是,“两人是在不同体制下发展,属于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
此话引起网友热议,大家都知道芮成钢错了,却不知道姚明的回答也只对了一半,官员与球星“属于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正确,“两人是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似是而非。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双方薪酬是不同的薪酬定价系统所给定的”。不过,这怪不得姚明,他并非经济专家,但已经迅速机敏地抓住最本质的问题,即不能拿名球星与官员做比较。因为即使在美国,从总统、州长到国会议员等政界人士的薪酬,都无法与名球星、好莱坞明星相比。当然,也不会有人会象芮成钢那样去拿两者相比较,并扯到收入分配公正这个问题上来。
名球星的薪酬高,是上世纪70年代全球化以来发生的事情。全球化开始的时候,正好是电视机普及的时代,这就使人们对球赛的消费超出了球场,人们通过电视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球赛。由于一些专才的高知名度提升了球赛门票价格,增加了全球转播收入,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中少数专才的市场价值,于是著名球星可以参加门票与转播收入的分成。一些商业化运动项目(行业)的翘楚——如棒球、篮球、足球业的顶尖球星与拳击手的收入逐渐上升,终至出现姚明这样的天价薪酬球星。与此同步,各个行业如律师、企业管理、投资银行业的顶尖人才的薪酬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幅度上涨,他们的薪酬虽然不如顶级球星那样丰厚,但年收入逾百万成为常见现象。他们的生活之奢华也让人吃惊,比如一些公司在纽约,人住在新泽西的企业高管,竟然每天上下班都乘坐小型飞机,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节约开支,这种奢华举止才算是停止。
理论总是姗姗来迟。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专家们对上述现象从各个角度加以分析。政治学家认为这意味着着社会特权的转移,所得税下降损害了原来的公平原则。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赢家通吃”(Robert Frank以及Philip Cook的观点)。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罗格•马丁(Roger Martin)的说法让那些强调“人力资本”重要性的经济学家听了满心欢喜,他认为专业人士的薪酬飙涨,原因在于世界开始意识到,“才能”比“财富”更稀缺、更有价值。总之,各学科的专家们的解释中,只有经济学家偏重于认为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习惯了市场竞争的美国人当中,虽然很少有人将其纳入社会分配公正的范围内加以质疑并讨论,但也在反复问:为什么要付给顶级明星那么多钱?
2010年10月11日,《纽约客》(The New Yorker)发表被誉为“本世纪前十年全球最顶尖的十位思想领袖”之一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Talent Grab:Why do we pay our stars so much money?”(人才争夺战:为何要付给明星那么多钱?)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该文认为,经济学家阿亚•查卡尔(Aya Chacar)和威廉•赫斯特里(William Hesterly)在《管理与决策经济学》(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提供了答案。这两位经济学家引用加州大学(UCLA)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阿兰•佩奇•费斯克 (Alan Page Fiske)的“关系模式原理”阐述其观点。由于该文阐释得比较简单,我从费斯克的主要著作《社会生活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Life)一书里引述其观点。费斯克认为,由于生产模式根植于主体间的关系,根据主体之间的特殊组合特点,他提出了“关系模式原理”。
根据费斯克的理论,主体之间互 动有四种基本类型,跨越时间空间依然有效: “在所有文化中,人们绝大部分时间仅使用四种基本模式来组织社会的多数情况”,第一种模式为公共分享(communal sharing,CS),是基于互惠的血族关系或世系,如家人、手足等,这是一种照料和分享的关系,关键的关系为“财产”;第二种模式为权威等级(authority ranking,AR),有着垂直等级排列的人之间具有这种关系,如上司和下属。在农业或封建领地类型的社会,权力等级处于统治地位,这种关系以效忠为基础;第三种模式为平等匹配 (equality matching,EM),如同学、战友,该关系中的人需要达到和维持平衡,如轮流值日、等待分配等,这是一种平等和互惠(equality and reciprocity,ER)的关系;第四种模式为市场定价(market pricing,MP),这一关系中的人需要用比率或概率来进行评估,如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社会决策的得与失等,这是一种公平和均衡的关系。以竞争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受市场定价的支配,这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模式。在任何情景下对模式的选择都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互动的本质。
查卡尔和赫斯特里在分析了费斯克的“关系模式原理”之后,认为这正是人们对“才能”的价值集体改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专业人士与雇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综上所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特别在美国)每个行业的“明星”能够获得巨额薪酬的原因,是因为市场定价系统的作用。由于这些明星人物的才能都是稀缺的,因而能够获得稀缺物品的定价;扬州市市委书记谢正义的年收入不到20万,那是因为他的薪酬属于权力等级系统给定。相比较而言,做市委书记的人才与做顶级球星的人才,当然是后者属于稀缺物品。
姚明的回答如果是:“我与谢书记的薪酬是属于不同定价系统给定的”,那就是非常完满的答案。
中國大陸干部同志所得, 或許比姚明多甚或更多, 國家模式做就了為官者明的暗的利益.
国内许多评论讲得不清不楚,也有一些人总爱将灰色收入或者贪腐所得扯进来讲。何老师这篇文章讲得非常清楚,二者工资的差别是不同薪酬系统给定的。官员如果利用权力腐败寻租,那是违法犯罪行为,不在合法的薪酬系统之内。
可惜国内大多数评论者不明白这个道理。
芮脑残为了添主子屁股,常常抛出很2的问题。建议以后不要再理它。
这更像比较姚明与美国市长的薪酬差别。一说中国的市委书记,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工资基本不用,别的都不关心了。
芮成钢发表这番宏论刚好是在愚人节,所以要特别感谢芮成钢先生让我们过了一个真正的愚人节。
芮这几年每年都有这样“愚人”的问题: 2010年11月12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芮成钢对奥巴马总统声称我是亚洲人,所以“我可以代表亚洲”来进行提问;2011年9月14日在达沃斯论坛上,芮成钢问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大使先生,听说您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钱?”而这次又为养尊处优的市委书记鸣冤叫屈…….。
這個問題姚明應該這麼回答:哦?中國官員收入公開了?
其实非常简单的问题。姚明只要问一下:为什么芮xx和奥普拉的收入有如此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