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张网”下暂时逃遁的薄熙来

谷开来与王立军相继受审,外媒最希望看到的是薄熙来在此案中涉入多深、谷开来如何通过海伍德等人转移高达6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接下来还能看到中共当局追查这60亿美元来源之不正当,并以贪腐罪惩罚政治失败者薄熙来,因为这是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预留的“三张网”之一。 但是所有媒体统统失望了,大批国际媒体——包括赫赫有名的《华盛顿邮报》、《时代》杂志等美国媒体记者赶到安徽合肥后,仅能在法庭外观察。外媒认为,全案缺乏阳光。庭审结果只让这个案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连海伍德究竟是死于谷开来之手,还是另有更神秘的第三者杀手;以及海伍德被灌食的毒药是“毒鼠强”还是“氰化钾”,都留下了种种悬疑。以至于网站上现在流言四起,说代替谷开来受审的是山东廊坊女子赵天韶。王立军的庭审因涉及“国家机密”,对外完全不公开,连悬疑的可能都没为外界留下。 中国律师毕竟比外媒及外国法律专家更了解中国的现实。维权律师刘晓原8月9日在推特上就谈到: “谷开来杀人案开庭,这是一起‘三指案’。所谓‘三指’是指,指定管辖、指定律师、指定旁听”,“如果不指定结果,应该不会开审”,说白了,国内司法界人士知道此案必成“四指案”。 谷开来案审判的最大看点,其实是一直被视为该案的背后主角薄熙来从案件中被切割开,无论在9日开审的谷开来案及10日开审的重庆四警官案中,都未见被告人有只言片语涉及薄督。8月13日开审的王立军案,虽然外界无从得窥究竟,但按照该戏剧原定剧本的逻辑,已经审过的两起案子与薄已经切割开,第三起再将其联系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剧本并非出自一派之手。 这即意味着,今年3月中旬薄王案发后,胡温习等中共高层为薄熙来预留的“三张网”:路线斗争、政治错误(即腐败)、刑事犯罪,没有一张网罩住了薄熙来。这当然并非薄本人有了不得的势力,而是胡温的政治对手(中央B)势力太大,多方掣肘,终于成功地迫使胡代表的中央A将薄熙来从谷开来等案中切割开。 从结果看,这是中央A与中央B妥协的结果。一些中国国内的政治动态可作为佐证。 第一,就在谷开来案预定开审的前一天,由退休老部级干部马宾、李成瑞等领衔、1,644人联署一封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坚决要求罢免温家宝的职务。其理由是:温家宝“在任期内充当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犯有违反宪法、全力推行私有化、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错误与罪行”:“事实说明:温家宝已经成为全盘西化派在中央顶层的代表人物,成为名副其实的内奸,是国家当前最不安定的因素”。有趣的是,日本共同社、读卖新闻于8月8日的报道中引述保守派人士的话说,“信中还要求宽大处理薄熙来”。但我查同日博讯登载的“‘乌有之乡’闹翻案, 1,644人署名坚决要求罢免温家宝”,却未见此说。 ——要求罢免温家宝的方式,实是“围魏救赵”之计。但此事表明,经济与资源上主张公有、权力上主张党有(即利益集团私有)这种左派主张在中共党内大有市场。左派、新左派不满的不是现体制,尽管这种体制是他们批评的腐败根源与政府无责任的渊薮;他们真正反对的是自身在这一体制中的边缘化。至于将中国私有化的罪魁祸首归于温家宝而非邓小平,是因为温家宝今年3月14日在记者会上谈到“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肃清”,指北京与薄熙来的斗争属于“文革”与“改革开放”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第二,原来通过多种渠道放风,称谷开来通过海伍德等转出去的60亿美元巨款消失了,只剩下一项海伍德想得到的工程项目中介费,而且是受多种因素干扰未能成功的项目中介费。从法庭陈述来看,全是海伍德的贪心与行事不当(比如威胁薄瓜瓜人身安全)成为惹祸之由,谷开来是爱子心切才铤而走险。此前谷开来据说在伦敦购买的两处价值200万英镑的豪宅,现在也被英国《金融时报》证实,是由谷开来大姐谷望江出资购买的,虽然该报怀疑谷望江可能代表谷开来持有股份,但至少没有获得直接证据可资证明。 ——这意味着薄熙来原来面临的“腐败”指控很难成立,至少在中国贪腐成风的政治环境下,这两处由亲戚馈赠的房产还不能证明薄犯有腐败等“严重政治错误”。 第三,胡对军内的控制力较弱,这有两点佐证:一是“八一建军节”那天,《解放军报》发表“永远的军魂,永久的忠诚”,令人惊讶地谈到:“在我军历史上,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投敌叛变;无论野心家多么狡诈,从来没人能够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按照中国人从字里行间读报的习惯,这话的意思是说,军内确实曾有人想利用军队(而且是成建制的)实现个人阴谋,只是没有成功而已。二是《纽约时报》8月8日刊文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上将今年上半年在一个节日酒会上借酒泄怒,公开表示没有将其提升进入中央军委是不识时务的做法,这一举动导致胡锦涛愤然离场。联想到《解放军报》6月19日发表“军队干部要避免亚忠诚,政治上要清醒”,意在敲打那些不太听话的将领,可知胡在军中影响力与其地位应有的权力名不符实。 从这两次审判的结果来看,薄熙来已暂时从中央A为其预留的三条罪名下逃遁,剩下的就是用党纪、政纪等处分裁量了。以谷开来案审判的结果来看,胡锦涛与其政治对手只打了一个平手。考虑到胡拥有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等三个“一哥”身份,平局实际意味着输了一着。况且,中央A为谷开来指定的辩护团队在庭辩时称,此次杀人案有“神秘的第三方”介入,法庭说“谷开来有重大立功表现”等,又可以看到中央A对放薄一马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为此案留了一个口子,当作手中留用的“王牌”。 下一轮博弈将以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常委、副主席宝座为标的物展开逐鹿之战。谁胜谁负,因为都是台底的拳脚,不到最后揭盅,很难预估。至于薄最后是否能够“王者归来”,那得看十八大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

薄熙来“入常”之路为何如此多艰?-2012年中国政局分析(二)

最近的王立军事件,至今只有三个关键因素确切无疑:一、王立军去过成都美领馆,一天之后又“自愿离开”;二、国安部副部长邱进等数人在成都美领馆之外将走出来的王押解进京;三、此事件的发生对薄熙来政治前途非常不利。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2006年至2007年间北京流传的一条消息。在胡锦涛进入第二任期时,江泽民写信给胡锦涛,建议不能再走指定接班人的老路子,要通过党内民主,在省部级干部当中推选。胡听从此建议,在省一级干部与中央党校的干部学员中推选,据说习近平得票最高。因此,习近平成了中共党内集制度化资源(党内民主推荐)与非制度化资源(太子党身份)于一身的第五代领导人选。于是在2007年有了前文提到的对习薄两位太子党不同的安排。由于李克强当时已经成为朝廷心照不宣的下届总理人选,颇有雄心的薄政途前景很不明朗。 第一,薄熙来的“入常”之路为何如此艰辛?

中共太子党离权力到底有多远?-2012年中国政局分析(一)

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驻成都领馆事件,让薄熙来长达三年的问鼎之旅进入戏剧化高潮,使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更显扑朔迷离。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制度性资源(党政干部考核与任免)与非制度性资源(父辈家世、官场关系)一直相互为用。要分析最近重庆王立军事件与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先得从这里入手。 在政治权力交接上,即使在共产国家当中,中共的权力交接也很有特点:既不象苏共那样,通过党内高层协商推选出继任者,血缘原则在权力交接中基本不起作用;也不象北韩金氏政权那样只认血缘,从一代到三代,都是父死子继,或者古巴卡斯特罗家族那样,兄终弟及。中国是双轨制运作:既有一套制度化因素,即高层指定接班人,但不能按血缘传给子女;又有一套非制度化的潜规则,离权力最近的“太子党”可以得到种种进入官场的便利与晋升优惠。 这一权力交接模式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毛时期另有特点。邓小平以退休元老的表面身份掌控朝政,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集体领导机制。在废掉两任总书记之后,指定江泽民任总书记,为了让他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还隔代指定了胡锦涛在江后接任总书记一职。因为邓氏指定的接班人既非其子女亲属,太子党直接继承父辈权力从制度上看似断了路。邓并不反对高干子弟经商,但地位仅次于邓的陈云却反对,主张从太子党中培养接班人,因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由此中共形成了一明一暗、相辅相成的干部选拔机制。制度化的“明规则”就是邓小平主张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有地方工作经历”,选拔时要经过推荐、考察等一系列程序;非制度化的“潜规则”就是高干子弟们在政治晋升上可以优先考虑,但其升迁必须符合“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