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 何清涟 于 七月 5, 2011
最近中国的“唱红歌”有点邪门，自个关起门来唱还不算，还得找个洋人背书。这洋人名头太小不行，没代表性。正做重庆都督的薄熙来不愧是未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备选人物，于是将眼光放到了美国外交界“教父”级人物基辛格博士身上。基辛格博士念在与中国发源于文革时期的深厚友情份上，在耄耋之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于6月29日现身“重庆中华红歌会”，发表祝辞。与前不久薄督携重庆千人红歌团进京请在京大员现场观看相比，这次的特点是重量级洋人捧场。 中美关系破冰之旅开始于被淹没于“红海洋”的“文革”时期，基辛格博士因此对29日的重庆奥体中心那“一片红色的海洋，红旗招展，党旗飘飘”的景象并不陌生，高兴之下，高度肯定重庆的经济建设成就——“相信当年上海浦东的成功将复制到重庆”，还赞扬了“重庆广大市民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鼓舞了城市健康向上的精神，是一种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薄督的政治经济才能都得到基辛格博士的高度肯定，再加上基氏在中美外交历史上曾起过的重要作用，薄督能请他亲临重庆的唱红歌现场，其潜在的外交才能于此亦可见一斑。至于这颗砝码在行将到来的十八大的政治竞争中起什么作用，那就得靠薄督善加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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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五月 17, 2011
仔细读完《财经》杂志5月9日的文章“公共安全账单”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05-08/110712639.html）之后，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是中国“公共安全”的最大破坏者？ 这篇文章做了大量调查，再加上身处中国之内，作者与杂志对这一个敏感话题自然会加倍小心，数据是可靠的，结论是审慎的。公共安全支出超过军费勿庸置疑。该文对支出特征的概括如下： 第一大特征是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主要与国家暴力机器相关。在2011年6244.21亿元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中，武警、公安、法院、司法、缉私警察五大类的预算额度即达到 5064亿元，占全部公共安全预算的81%。其中，公安部门（含国安、铁道民航公安）预算高达3225.62亿元，其次是武警的1046亿元，而解决社会纠纷的法院，预算不过608.74亿元，只占9.7%。 第二个特征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超过中央政府，二者分别为5219.68亿元和1024.53亿元，比例超过3∶1。这意味着地方仍是维稳的主体。 第三个特征是检察院、法院的经费主要依赖地方同级财政，这也加剧了司法权地方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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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四月 28, 2011
持续几年的高通胀与就业艰难已让中国感到不幸福。盖洛普近日公布《2010年全球幸福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属于生活“美满”一档，而有71%的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有17%的人说他们生活“困苦”。 面对郁积的民怨，再考虑到引发北非中东革命的首要因素就是通胀与失业，北京政府已将控制通胀作为第一政治任务，除了释放外汇压力、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以减少流动性之外，甚至决定采取过去一直排斥的方法，即人民币升值。4月中旬，总理温家宝把提高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列为政府控制物价应当更好利用的多种工具之一。 让人民币升值可减轻中国国内通胀压力，这是西方坚持多年的观点，温家宝的表态正好满足了西方这一期望。不过，在温家宝释放这一信息之后，世界并没有欢欣鼓舞。经过多年与中国政府那时起波折的交道，国际社会很清楚，即使北京让人民币升值，那幅度也与西方期望的相差太远。 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胀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也是个未知数。我认为，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与劳动力价格已全面攀升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在抑制通胀方面的作用将远低于预期。因为现在即使让人民币升值，也只能减少今后外汇储备增加所造成的国内货币投放数量。加之升值幅度很小，其减少货币投放和遏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也有限。最可能的结果是抑制了出口，但对抑制物价上涨所起的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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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二月 2, 2011
目前对埃及革命高度关注的国度与人群，除了众多利益相关者——如同气连枝的非洲、中东国家、以及美英等国之外，最关注的大概就是中国了。 来自中国的关注有两类：一类是来自中共政府的关注，估计目前中国各种研究非洲、中东的官方机构（外交部下属研究机构、国际关系学院、总参情报部、社科院等）正在日以继夜地梳理资料，归类整理研究，从不同的管道与专题为中央政治局准备各种相关资料。其中主要的资料包括各种反对组织的活动情况、它们如何利用政治空隙发展壮大，此次活动的组织过程。以中共积数十年作为政治反对派的地下工作经验与执政者这双重经历的老练，自然不会去相信埃及反对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向世界声称的那样，这是埃及人民对穆巴拉克的腐败专制不满的自发反抗。因为群众只是一盘散沙，得有强有力的组织者将其捏沙成团。因此，中共在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屏蔽信息，不让中国人从埃及革命场景中引起联想并从中学到任何经验。 另一类就是来自民间的关注。目前是互联网时代，官方虽然屏蔽信息，但只要愿意翻墙，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各种信息。从推特上的情绪及反应可以看出，国人对革命的宏大场面情有独钟，这当然是多年对本国专制政府不满的一种发泄，所有的赞美全都不吝惜地奉上。至于对埃及革命的各方势力的背景，包括穆斯林兄弟会为何会在这关键时刻调整自己的“市场”定位的背后原因，以及巴拉迪这位在埃及并无政治组织根基的诺奖和平得主为什么会在此刻被推举为名义上的领袖，以及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埃及变局只愿意支持改革与和平过渡而不想要革命的原因，大多数中国网民并不关心。此时此刻，革命狂欢是最重要的，革命后的建设不是大众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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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何清涟 于 一月 6, 2011
讨论中国政府的公信力问题倒不是民间所热衷，只是官方学者隔三岔五地要就此规劝一番。至于政府自个倒是早就将自己当作一个公司对待，而且还不是西方那讲究社会责任的公司，只注重公司的效益即GDP的增长，却将政府的服务功能弃之不顾，先是将住房、医疗、教育等当作包袱甩给了公众，让他们深受“新三座大山”压榨之苦；继而是为了保增长而乱采资源、引进污染项目，征地拆迁，全国到处发生自焚抗争事件。至于民众如何生存，政府只在口头上表示关心。所谓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本属于政府权责范围内的事情，政府更是雷声大、雨点小。与此同时是腐败日渐蔓延成了政治之癌。政府的公信力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损耗，所剩无几。 最近胡总书记在CCTV上访问77元廉租房住户郭春平的节目，表明政府不在乎什么公信力，孜孜不倦地在玩“扮傻游戏”。请看，在节目上，那位廉租户郭春平母女儿面对胡总书记的嘘寒问暖受宠若惊，胡总那一句“一个月租金多少，能不能承担得起？”真是一碗暖胃的面条，让郭氏母女如沐春风，连声感谢“党与政府的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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