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下旬，我从美国刚刚回到北京，就接到政府部门电话问讯。因以为是常规问讯，而当时我在处理紧急个人事务，就没有回应。一周后，3月4日，形势显得有点急迫，但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北京警方的询问竟然是调查我是否要组织感染者两会期间去天安门自焚的事情。我当然做出否定的回答。意想不到的是，调查在继续进行；河南警方通过渠道继续了解万延海是否要组织河南感染者两会期间来北京闹事。我觉得，形势到了我必须公开做出澄清的时候了。
近年来，因艾滋病（和血友病）相关的药物治疗和赔偿问题，我国各地的感染者们不断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维权活动，包括法律诉讼、新闻发布会、上访和静坐示威等。我本人和我所在机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一向支持感染者们的维权工作。我认为，公民有通过和平手段维护权利的自由，我们鼓励依照法律理性维权。但我也注意到，激烈的维权方式时常也给行动者带来积极的效果，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虽然我认为，上访、集会和游行示威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我本人和我所在机构并不参与感染者们及家属的上访和示威活动。我们为感染者们提供法律援助和道义支持。我们不会参与行动的组织和行动本身。
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参与一些直接的行动，比如：
1、2003年夏天某个夜晚，河南省上蔡县熊桥村，数百名武装的政府人员袭击了这个村庄，很多人被打伤和抓捕；爱知行随后安排人员陪同一个感染者家属来北京会见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官员。
2、2006年4月，感染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的血友病人及其家属去上海找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谈判，寻求用血制品感染相关的赔偿问题。血友病人和家属希望爱知行研究所给予支持。在血友病人和家属出发前夕，万延海跟同事们表示，面对这些终身出血需要输用血制品的血友病人，（其中很多人因出血肢体残疾和智障，很多人因输血制品或血液成分而感染爱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大多数人没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工作，几乎所有家庭处于赤贫的困境，）如果爱知行研究所需要顾及自己的安全和不能有所作为，爱知行研究所就不需要存在。于是，我们介入和资助了血友病人去上海和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谈判工作。
近年来，因艾滋病（和血友病）相关的维权工作，我本人和我所在机构不断受到调查和告诫。我理解政府的担心，但我以为，政府的调查工作需要依据事实证据，而不是基于担心和恐惧，不能建立于猜测和假想之中，更不能成为工作在艾滋病领域的情治人员构陷打击异己的工具。
政府的调查有一种对政府来说极其不好的结果，那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政府无休止的调查、告诫和表达“友好”之后，人会变得疯狂。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本人和我所在机构，在工作中，接待过多起上访感染者，其中在数十起案件中，有感染者们表达去天安门“闹事”的愿望，一些人并且准备好了标语和横幅。我们积极劝说了来访感染者不要去天安门广场，要考虑行动的效果等。我们的劝说是有效的。2007年夏天，一组来自江苏的输血感染者，在我们的劝说下，没有去天安门广场；后来我们通过国内媒体看到他们出现在北京火车站前手举横幅标语请愿的照片。
虽然我觉得我们的劝说对上访者后来的行动方式是有效的，但是我不清楚我们劝说后人们采取的行动是否收到期望效果。看到越来越多感染者朋友遗憾地离开中央政府所在地，一些人几乎是被当地政府非法强行押送回家的，在2007年底，我决定以后不再劝说了，让人们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后来，我自己也有了要上访的强烈愿望。
或许，有一天，有人来找我说起伤心事。或许，我会说，哥们，咱们一起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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