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s from 一月 2012
Posted by 万延海 on 一月 30, 2012
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性传播成为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甚至严重污血案导致很多人感染艾滋病的河南省也开始强调艾滋病传播途径以性传播为主，但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中国著名医生高耀洁在其书稿和采访中却依然认为，中国艾滋病流行主要是通过当年卖血和输血传播的。高耀洁的意见，引起人们的议论。我支持高耀洁医生的意见！ 中国国务院2010年12月3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指出：“性传播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男男性行为传播上升明显”。随后河南省人民政府于2011年7月8日发布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意见》也表示：“性传播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男男性行为传播上升明显”。那么，高耀洁如此坚持的意义在哪里呢？ 首先，中国政府，特别是河南省政府，一直试图掩盖污血案导致的艾滋病流行的事实，掩盖问题的严重性。2010年，河南省卫生部门甚至出台政策，发放奖金给那些发现通过注射吸毒和性行为感染艾滋病案例的医务人员，而完全不提及当地非常严重的通过卖血和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更何况，主动告知过往输血和卖血人员去检查艾滋病，根本就是政府的法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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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一月 26, 2012
一、中国政府淡化打击卖淫嫖娼作为控制艾滋病的策略，提倡安全套推广 中国国务院于2010年12月31日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48号），提出“要在严厉打击卖淫嫖娼、聚众淫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重点加强对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人群综合干预工作，在公共场所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摆放安全套或安全套销售装置。” 尽管再次提出打击卖淫嫖娼作为艾滋病预防的策略，但强调重点是行为干预、健康教育和安全套推广。中国《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4〕7号）同样提出了“公安部门要依法严厉打击卖淫嫖娼”，但是中国政府新近颁发艾滋病政策文件（包括《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没有出现“打击卖淫嫖娼”的说法。这些文件强调了行为干预和安全套推广的工作。 《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国发〔1998〕38号）认识到“吸毒、卖淫嫖娼活动在短期内难以禁绝，所以我国艾滋病加速流行的趋势十分严峻，预防与控制工作亟待加强”，需要“减少重点人群(吸毒者、卖淫嫖娼者等)中的相关危险行为”，“对高危人群要加强禁毒禁娼等法制教育，促使其改变不良行为。要积极推广使用避孕套，宣传共用注射器的危害。”到2002年，在100%的戒毒所、收容教育所和80%的监狱、劳教等收容场所中，要开展艾滋病、性病的预防教育。营业性娱乐、服务场所及流动人口聚集集的场所和组织出国人员较多的单位要必备有关的宣传资料。 中国国务院2006年2月12日公布了温家宝总理日前签署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条例》规定了各级政府防治艾滋病的责任，并明确了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权利和义务。条例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中，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是指有卖淫、嫖娼、多性伴、男性同性性行为、注射吸毒等危险行为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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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一月 26, 2012
春节前，温哥华的华人团体“加拿大价值守卫者联盟”举办新春茶话会，邀请我做即兴演讲。我于是用中国当下最具有政策走向意义，而又互相矛盾的两个词汇来引出自己的话题：软实力和实名制。 在经历30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以及过去10年中亚地区颜色革命和最近一年阿拉伯国家出现的茉莉花革命后，中共中央于2011年10月在17届6中全会上提出进行文化建设的号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稍早前于7月1日中共党庆90周年讲话中提出，“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但是，中共发展文化事业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努力，却和中国当前警察治国的情形相差甚远。无论中共当局投入多少政治经济资源来发展文化事业，中国国保警察肆意对维权人士和异议知识分子使用酷刑，中共就难以实现其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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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一月 20, 2012
中国著名异议作家余杰于今年1月11日离开北京到达美国华盛顿，并于1月18日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去国声明”，称自己在2010年12月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人员绑架和遭遇严重的酷刑。其中，余杰描述的国保人员一段讲话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余杰说，国保人员威胁他说：“如果上面下了命令，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在外面挖个坑把你活埋了，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就在此时此刻，外国人在给刘晓波颁奖，羞辱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打死你来报复他们。”这位国保接着说：“根据国保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国保警察威胁活埋知识分子或维权人士的情况并不罕见。2010年12月下旬，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者腾彪博士也曾经受到“活埋”的威胁。12月23日晚，腾彪去看法律学者范亚峰博士的母亲，被警察带到北京双榆树派出所。一个高胖的便衣警察大声说：“跟他这种人费什么话呀，打死挖个坑埋了算了，正好我们这儿有地方埋！”警察威胁腾彪说：“你以为你失踪了你家人能找得到你吗？北京没了你一个人能有什么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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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一月 17, 2012
本月初，中国卫生工作年会在北京召开，卫生部长陈竺提出，要建立健全专门机构接受和处理患者投诉，要充分发挥社团组织维护医患和谐的作用，要创造条件普遍建立第三方调解、建立医疗责任保险等处理医患关系新机制。 近年来，中国各地医患矛盾非常突出，一些地方出现患者使用暴力攻击医务人员的情况，究其原因，多为患者在医院看病受到伤害而维权无门的情况。而中国卫生部门口，也经常有各种权益受损患者的示威抗议行动，乃至暴力攻击行动。 建立专门的患者投诉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维护医患和谐的作用，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解决好医务人员和患者矛盾的关键，首先在于分别保护好患者权利和医务人员的权利，而不是在权利保障机制不明确的情况，去寻求“和谐”或“调解”。 强调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显示了执政当局向专业团体分权的意向，而这种分权的意向不是为了提供保障患者权利的机制，而是为了化解因为医患矛盾而给当局带来的执政焦虑，避免医患矛盾发展为政治冲突。 但是，这种分权的意向依然有积极的意义，显示越来越软化的执政态度。类似情况出现在去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当数百名来自河南和河北当地的感染者聚集北京要求政府履行对艾滋病家庭儿童照顾的承诺，政府没有触动警力大肆镇压，而且总理温家宝还特别邀请上访感染者代表会见，听取感染者们的意见。 中国《信访条例》第十三条明确指出：“设区的市、县两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信访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利于迅速解决纠纷的工作机制。信访工作机构应当组织相关社会团体、法律援助机构、相关专业人员、社会志愿者等共同参与，运用咨询、教育、协商、调解、听证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处理信访人的投诉请求。” 尽管中国法律政策鼓励专业团体和社会团体参与信访工作，但实际上，信访问题却成为中国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中国公安部门也把长期上访的人员纳入政治动态监控系统，导致中国专业人员、社会团体、法律援助机构协助信访人办案的情况是少之又少，不敢触碰信访这个雷区。 社会团体、专业人员、志愿者和法律援助机构的助人精神和中立立场或求助者中心的立场，为认识信访人复杂的困境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并有助于信访人在理性和理论的指导下提出自己的意见，摆出事实，有利于政府部门认清问题本质和作出处理意见。专业人员、社会组织和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参与案件的跟踪、监督和评估，开展相关的调查研究，提供政府政策和决策的参考建议等。 既然现在卫生部提出要发挥社会团体来调解医患矛盾，我就觉得，社会团体也可以不发挥调解的角色，而是主要发挥帮助弱势的患者一方，维护患者的权利，为患者提供法律援助，而客观上，因为有专业人员协助，患者维权趋向理性，社会团体发挥了化解矛盾的效果。我们可以在卫生部信访办公室附近建立一个患者权益保障中心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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