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s from 五月 2011
Posted by 万延海 on 五月 31, 2011
去年10月，艺术家艾未未在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馆一千多平米的展厅里，展出一亿颗葵花籽，其重量超过150吨。这些葵花籽是景德镇1600名熟练工人历时2年多制作完成。 艾未未挑选葵花籽作为主题，是因为葵花籽在中国是最常见的街头零食，还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葵花籽曾用作政治宣传，中共领袖毛泽东被比作太阳，人民群众被比作向日葵，而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 而笔者理解，艾未未选择一亿颗陶瓷葵花籽来展出，也暗示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情况。有趣的是，一盘散沙的人民，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安全和无法维持稳定的。 2006年初，笔者曾经和一批维权律师交流，有律师表示，中共专制的本性是期待人民无组织、永远一盘散沙。我当时回应说，在现代信息和技术时代，每个个体能量或动量极度增强的时代，一个人，配备手提电脑、无线网络、摄像和录音设备，就可以发挥一个人权组织的功能，也可以成为一个新闻社。在此信息和技术的时代，唯有人民可以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博弈和斗争，利益群体有各自的代表机制，国家才有可能是安全的。反之，执政当局面对高能量的一盘散沙的人民，既无法观察和预测社会的走向，也无法就重大的民生和民权议题进行协商，而致社会于不好治理的状态。 或许在过去的时代，兵器落后，通讯不发达，执政者的监控措施根本和现在无法相提并论，当局害怕有组织的人民，害怕出现新的权力中心，害怕起义或暴动。而今天，有组织的人民很难通过暴力或武力来变更政权了，执政对此应该大可放心。 如果人民组织起来，根本无法通过暴力或武力推翻政权，那执政者需要处理的就是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而不能总是处于应急状态，不能总是追逐短期目标，不能总是发起一个一个战役，好像永远处于和假想的敌人战斗的状态之中。 执政者也需要反思古代执政者的智慧。社会变量已经完全变化了，作为个体的人民，已经远远不是古代的人们。中国的执政者需要新的智慧、新的思维，中国需要新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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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五月 25, 2011
本周，八国首脑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首脑会议前夕，八国召开了关于全球互联网的会议，探讨全球互联网战略。 会议前夕，我应邀来到巴黎，和法国的新闻界人士、互联网自由活动人士、同性恋权利人士以及艾滋病基金组织进行了交流。八国全球互联网会议前，巴黎媒体纷纷报道专制国家迫害互联网异议人士的情况。 5月22日晚上，我应邀参加法国电台法兰西文化节目现场直播节目，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情况、中国互联网自由和我个人及所在组织运用互联网发展和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交流。 我在电台节目中谴责了下列三种情况：1、民主国家的公司帮助中国政府发展网络监控技术和机制，限制公民政治自由，迫害人权；2、民主国家的投资人的资金用于中国互联网审查和监控；3、中国政府不仅自己进行网络审查和监控，也帮助世界其他专制国家发展网络监控和审查的技术和能力。 5月18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8名纽约居民对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在线搜索服务提供商百度提起诉讼，称其因屏蔽百度搜索结果中支持民主的言论而侵犯了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百度公司在美国上市，吸纳美国投资人的资金，但却帮助中共专制政府进行政治审查。 5月19日，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法律 基金会”和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代表法轮功学员在加州联邦法院对全球互联网设备生产商思科公司（Cisco）提出起诉，指控思科为中共量身订做网络监控系统，协助中共导致高达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捕、被虐待，甚至有部份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 上述诉讼，反映出西方民主国家企业的技术和投资者的资金被用于中国的网络审查、监控和人权侵害。 中国政府不仅运用西方民主国家公司的技术和资金来进行政治审查和监控，中国政府也积极帮助其他专制国家政府获得网络监控和网络审查的技术，帮助专制者控制、压制乃至镇压本国民主运动人士。2009年春天，伊朗发生绿色民主革命，伊朗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权就是运用中国获得的网络监控技术来发现和镇压本国民主运动人士。 中共当局不仅维护本国的专制制度，也在挑战人类的文明。中共当局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资源对抗当代人类文明，所以西方社会必须高度觉醒，要限制互联网技术被专制者所用，也要防止西方的资源进入独裁者的帮凶类的公司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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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五月 20, 2011
美国之音报道，国际劳工组织最新调查显示，中国综合性医院经常对艾滋病患者进行歧视，拒绝提供治疗，艾滋病感染者手术难的问题相当普遍。 情况通常是这样的，在医院手术前，要给临床病人做艾滋病检测，如果发现感染者，医院就用各种方式推诿手术，比如，声称可以用药物保守治疗、本医院没有医疗条件、建议到传染病医院治疗等。 于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面临需要手术治疗时不能及时得到手术治疗，因为传染病医院主要擅长传染病防治，而不具备提供综合医疗服务的能力。在城市里，中国卫生部一般指定当地的传染病医院为艾滋病治疗的“定点医院”。但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除艾滋病及其相关病症需要治疗外，面临更多的却是和其他人一样的多样化疾病和医疗需要。 中国《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医院拒绝给艾滋病感染者进行手术是违法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1989年2月21日，中国颁发《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发现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控制措施：对…..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予以隔离治疗。”这是中国艾滋病早期隔离治疗的法律基础，随后卫生部门指定的艾滋病医疗机构也多是当地的传染病医院或是医院的感染科病房等。 虽然2004年8月28日修订后的《传染病防治法》取消了艾滋病隔离治疗的规定，但各地艾滋病治疗指定在传染病医院的格局已经形成。 其实，艾滋病虽然是传染疾病，但并不通过日常生活接触传播，不影响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所以艾滋病防治其实和传染病医院关系不大。一方面，艾滋病的预防主要在于个人行为安全和阻止医院传播艾滋病，并不需要对感染者进行隔离，另一方面，传染病医院并不能提供特殊的医疗服务，而且会加强公众对艾滋病感染的恐惧和歧视心理。 虽然2006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要求不得对感染者在就医上进行歧视，但中国一般医院处理艾滋病防治的能力确实不足。主要问题是，艾滋病防治经费主要通过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下发给其下属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医院或指定提供艾滋病治疗的医院，而大部分医院并没有获得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能力建设，也无专项经费来处理医院感染相关的支出。同时，医护人员权利保护不够，医护人员担心自己一旦被艾滋病病毒感染后不能获得良好的补偿和照顾。 上述因素导致了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手术治疗难的问题。问题如何解决呢？笔者以为，定点医院是可以的，但可以多设立一些，而且设立在综合性医院里，因为毕竟定点医院提供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和机会性感染的便利，同时综合医院具备提供手术治疗的条件。同时，需要把艾滋病防治经费中相关医疗和医院感染问题的经费合理分配到更多的医疗机构里，而不是卫生部各个司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把持经费，各自为政，导致病人就医出现困难。为医护人员提供医源性感染的保险和权益保障机制，有助于医护人员更加积极地为病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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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五月 18, 2011
自从2月20日所谓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国有超过100名维权人士被拘留和被失踪，包括著名艺术家艾未未。最近，一些维权人士陆续获得释放，回到家里。大部分维权人士回家后，对外保持沉默，不接受记者采访，让人们想到了严重的酷刑。部分获释人员对外说出了酷刑的情况，包括脱光衣服使用侮辱性的攻击方法和电击等。人们对遭遇酷刑和威胁的维权人士予以同情。 同时，人们也担心，酷刑之下的维权人士究竟向警察透露了哪些信息？这些信息是否威胁到其他维权人士的安全？乃至维权组织本身的安全。担心是有理由的。 在酷刑、抄家、没收电脑等野蛮行动下，维权人士之间长期运用并信以为真的“安全”的私下交流方式，比如通过skype文字或语音交流、拿掉手机芯片后召开密室会议，现在看起来却成了无法保密、可能完全被中共当局掌控。很多人不由得会一身冷汗，自己在私密环境下说出来的大胆意见，竟然完全被警察掌控，会不会被以此定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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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五月 13, 2011
2011年5月1日，中共中央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求是》发表题为“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文章，提出“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够覆盖全部实有人口的动态管理体系”，要求“修改居民身份证法，完善居民身份证使用、查验制度”，“以公安人口信息为基础，融合人口和计划生育等部门相关信息资源，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实现对所有人口底数清、情况明、管得住、服务好”，同时，“要完善公民信息管理、使用的有关规定，依法保护公民信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周永康讲话要点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周永康在《求是》杂志上的文章节选自其2011年2月20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就在周永康讲话前一天，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会议上讲话表示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 胡锦涛讲话一语道出中共执政当局的心思。现有的人口户籍制度管理不了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所以需要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建立覆盖全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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