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序言：准备回家

2010年4月30日，我们一家人离开中国广州来到香港，随后于5月6日离开香港抵达美国。香港《南华早报》在5月10日的报道中称我们此行为“自我放逐”。

我们离开中国之前处于紧张、沮丧和极度惊恐状态。情况糟糕透顶，不仅机构无法正常运转，我也担心当局要动手了。

我们最大的资助方撤资了，资金一下子少了200多万。国家外汇局更加严格的管制外汇，特别是境外基金会赠给国内企业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新外汇政策要求基金会和国内组织之间的赠款协议书需要得到公证，境内机构才能接受境外基金会的赠款。基金会的赠款也拨付的出奇的慢。外面的钱进不来，机构就在等死。

我们16周年庆被取缔了。在那个土地上辛苦了16年，政府毫无谢意。我的心情沮丧到极点。在2月底的一次短暂会谈中，北京市国保的警员们询问我，其他国家有没有艾滋病这样的问题，万先生如果去这些国家去从事慈善事业，不是也很好吗？我不清楚这究竟是委婉的驱逐令，还是暗示我大难要临头了，快点走吧！不管怎样，我意识到，我需要走了，我在中国的极限到了，而且因为机构没有钱，我需要出去把机构盘活了。

我们离开中国之后，很快面临在美国合法居留、工作和自由进出的法律身份问题。在律师朋友和人权组织协助下，我们先获得在美国工作许可，随后获得绿卡。我们的身份允许我们永久居留在美国，但同时我们可以回到中国。期间，我先后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里士满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我也受到邀请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作证，介绍中国公民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和遭遇的政府打击。

我通过网络继续参与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在中国国内的工作和管理。同时，我们在香港注册了“华人爱知行有限公司”，确保我们可以在境外运作资金。我和在美国的友人注册了“中国健康行动”，关注中国艾滋病防治、公共卫生和人权保护工作。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是2011年5月中旬，爱知行员工在泰国曼谷召开了机构年度会议。在经历2010年的震荡之后，我意识到我们可以继续工作了。我们确定了通过微博开展社会倡导、项目管理和社会联系的意见，确定了在所有工作中推动《世界人权宣言》和《艾滋病防治条例》，以及加强员工内部学习和研讨的决定。2011年11月25日，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理事会通过《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关于进一步开展艾滋病防治和人权保护工作的意见》，确定了爱知行在2012-2015年期间继续参与中国艾滋病防治、公共卫生和人权保护的方针政策。

过去的两年中，中国政治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第一年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一方面民间维权风起云涌，一方面维稳警察为所欲为，特别是刘晓波获奖后，当局疯狂地限制维权和异议人士出境，阻止人们参加刘晓波颁奖典礼，以及茉莉花事件后很多维权人士被失踪和受到酷刑。而第二年，中国政局出现和缓的形势，被失踪的著名维权人士相继获得自由，微博上越来越活跃参政议政的声音，以及近期重庆唱红打黑领导人相继出事的闹剧，中国政治出现变化的机遇。

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在思考回国的时机。除对那个土地和人的感情外，回国也有助于我恢复对那个国家的信心，提高自己的幸福感，但最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去管理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机构。我创办和负责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虽然已经受到重创，但依然是一个活跃的艾滋病防治、公共卫生和人权保护机构，我们需要给我们自己、大众和援助者们一个信心。我们有能力、意志和意愿继续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和人权保护工作。

在我最终决定回国之前，哪怕是短暂的回国尝试，我需要把这两年我和家人在海外的生活和工作给世人一个交待。故此，撰写本书稿，欢迎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