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序言：准备回家

2010年4月30日，我们一家人离开中国广州来到香港，随后于5月6日离开香港抵达美国。香港《南华早报》在5月10日的报道中称我们此行为“自我放逐”。 我们离开中国之前处于紧张、沮丧和极度惊恐状态。情况糟糕透顶，不仅机构无法正常运转，我也担心当局要动手了。 我们最大的资助方撤资了，资金一下子少了200多万。国家外汇局更加严格的管制外汇，特别是境外基金会赠给国内企业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新外汇政策要求基金会和国内组织之间的赠款协议书需要得到公证，境内机构才能接受境外基金会的赠款。基金会的赠款也拨付的出奇的慢。外面的钱进不来，机构就在等死。 我们16周年庆被取缔了。在那个土地上辛苦了16年，政府毫无谢意。我的心情沮丧到极点。在2月底的一次短暂会谈中，北京市国保的警员们询问我，其他国家有没有艾滋病这样的问题，万先生如果去这些国家去从事慈善事业，不是也很好吗？我不清楚这究竟是委婉的驱逐令，还是暗示我大难要临头了，快点走吧！不管怎样，我意识到，我需要走了，我在中国的极限到了，而且因为机构没有钱，我需要出去把机构盘活了。 我们离开中国之后，很快面临在美国合法居留、工作和自由进出的法律身份问题。在律师朋友和人权组织协助下，我们先获得在美国工作许可，随后获得绿卡。我们的身份允许我们永久居留在美国，但同时我们可以回到中国。期间，我先后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里士满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我也受到邀请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作证，介绍中国公民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和遭遇的政府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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