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s from 九月 2011
Posted by 万延海 on 九月 26, 2011
最近，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到处有人问我中国镇压维权人士的情况，包括2010年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前后对维权人士的软禁和限制出境，以及2011年2-3月份对数以百计的维权人士的抓捕，包括抓捕著名艺术家艾未未。 但是，就在这疯狂之际，中国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包括多数知名维权人士被释放、对国内微博的开放以及对维权人士一定程度的容忍、民政部长出来放风要开放民间组织注册。几天前，微博传言中国政府将严格控制微博的发展，包括可能关闭最为火爆的新浪微博，但很快官方出来辟谣。我也认为中国政府关闭微博的可能性不大。相反，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尝试用开放的策略来化解一场全面的政治革命。 去年，我在参加奥斯陆刘晓波颁奖典礼回程飞机上给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写了一个评论文章，标题为“中国人为民主做好准备了吗？”文中我曾经表示“今天，中国政府打压刘晓波的支持者和民间运动，导致民间社会空前团结和国际社会关注。但如果国内外中国人民主运动不能成长和有效地利用好当前的机会，中国政府改变策略，比如一段时间更加开放和更多宽容，导致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向政府靠拢，赢得时间。虽然短期内出现宽松和宽容局面，但等到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力量分散后，当局总是掌握进一步控制的主导权。当然，无论出于怎样动机，我们应该欢迎执政当局任何表达善意的机会，并把握好这样的机会，把善意持续发展起来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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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九月 21, 2011
9月5日，国际艾滋病团体“世界艾滋病运动”发布2011年度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实现零——零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零歧视和零艾滋病相关死亡”。据悉，这是为了配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全世界范围推动的“三个零”战略：零艾滋病新发感染、零歧视、零艾滋病相关死亡。 今年7月11日，曾经担任河南省长和省委书记的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见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李克强表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全世界范围内呼吁零艾滋病新发感染、零歧视、零艾滋病相关死亡的战略“三个零”构成了中国国家级艾滋病防治战略的指导性愿景。 看到上述消息，我就想起了学生时代激动人心的时刻。1978年9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前苏联阿拉木图开会，通过了旨在在全世界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阿拉木图宣言》。80年代，我在医学院读书，阅读了大量关于“2000年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文献，深深地为这个宏伟的目标而感动，并决定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 然而到达2000年的时候，原本准备放弃艾滋病民间工作而去读书的我，却听说了河南出现广泛的艾滋病流行的情况，并且当地发现艾滋病流行的医务人员受到迫害。感染者们经济困难，得不到药物，很多人家破人亡，留下很多孤苦的儿童。 我为这样的事实而震惊，同时感到公共卫生理想主义的苍白。今年初，当我听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实现三个零”的时候，我不禁一愣，这是我依然生活其中的世界吗？我已经对这种口号式、而无现实可操作性的目标感到麻木，我更加愿意看到联合国机构可以针对中国具体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问题而努力。比如，城市流动人口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难以获得治疗药物，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感染者更加困难；比如，中国警察依然到处用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从而影响性工作者携带和使用安全套。 我对一个长期掩盖艾滋病疫情的河南省前省长对联合国官员表示中国致力于实现艾滋病零新发感染和零死亡的情况，感到滑稽。想想联合国艾滋病机构至今没有珍视中国经采供血传播艾滋病的现实，或许中国副总理李克强和这位联合国官员也是喜欢“假、大、空”的难兄难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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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九月 20, 2011
9月6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Joseph M. Torsella在联合国开发署36名成员的执行理事会秋季会议上发表声明，要求联合国开发署依照其本身的政策实施信息公开，尽快公布所有的审计、督导和财务信息。 9月9日，美国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意大利和瑞典对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禁毒署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远程观看联合国机构内部审计报告，认为这是联合国这样的公共机构建立透明的文化和问责制的重要举措。声明认为，捐款国、受援国、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应该可以看到资源在多大程度没有被浪费和滥用。国际机构必须接受公共监督，审计报告必须公开。 联合国开发署掌管联合国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和社会项目，年预算53亿美元。如果联合国开发署不能按照声明的要求公布内部审计报告，联合国的资金来源就面临威胁。 长期以来，联合国机构的资金使用一直存在诸多争议。比如，在中国，联合国资助的项目通常要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联合国雇佣的工作人员也通常来自外交部或安全部许可或选拔的人员。如果联合国在中国不敢得罪中国政府而公开支持民主和人权事业，人们不会同意联合国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上毫无作为，但人们还不至于 非常愤怒。但是，遗憾的是，联合国机构假惺惺地要来中国推动民主和人权事业。 联合国民主基金的钱到了中国政府选拔的机构那里去了，联合国人权工作的基金项目到了中国政府选拔的学术机构那里。这些机构通常在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领导下，向国际社会提交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帮助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玩欺世盗名的游戏。一些大学开设的人权课程，不是为中国培养人权工作者，而是为中国政府培养在人权问题上的国际关系人才。 同样滑稽的是，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在中国主要和中共政治伙伴组织全国总工会合作，联合国人口基金主要和中国残害人权而臭名昭著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联合国妇女基金主要和中国妇联合作，联合国禁毒署主要和中国公安部合作，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主要和中国卫生部合作。联合国机构的理由是，联合国只能通过该国政府工作，接触有利于推动变化。但究竟是联合国在改变中国，还是联合国被中国政府利用来做外交工具，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从最早的一个官员发展到现在的一个庞大的国家办公室。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号称在中国支持公民社会发展，但却选择中国政府同意的组织来合作，从而实质上帮助中国政府孤立了真正独立的艾滋病组织的发展。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长期支持资助的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秘书处负责人近期在微博上发表言论，对向感染者提供安全套的行为表示非议，认为性爱玩得是感觉，而不是橡皮套；在一个微博上，认为感染者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项目，无论做的好坏，都是联合国的成绩每年向外宣扬。 或 许，这个世界不应该对联合国期望太高。但如果联合国承诺要实现的目标，就要履行诺言，就要依照透明的文化和负责任地使用项目资金，否则就应该削减或冻结联合国的项目资金款。联合国不能实现的目标，比如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保障，或许可以直接来支持中国的人民来实现，而不是让国际机构来耗费民主和人权援助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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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九月 19, 2011
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早期是闭关锁国政策，限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入境，对出入境人员进行普遍的艾滋病检查，同时禁止进口血液制品。艾滋病被宣传并被理解为外国人的疾病，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是腐朽没落的西方病。 今年初，中国取消了限制外国人短期入境的限制，但依然要求入境的外籍感染者申报、接受咨询和管理。中国艾滋病防治，从早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步入“人盯人”的时代。 中国的政策起草者和大众思维缺乏基本的科学观念和社会想象力。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艾滋病病毒通过人类性行为、血液和母婴途径传播，特别是性行为完全是隐私行为，大多发生在双方自愿的爱人情侣之间。这个特征决定了，一方面艾滋病病毒将跨越国家、人种、阶级、性别等而在人类广泛传播，一方面我们每个人可以通过管理个人行为来预防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病毒感染人体后，艾滋病检测不能马上发现所有的感染者，所谓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窗口期”问题，而任何医学检测可能出现假阴性现象。这意味着医学检测不能发现所有的感染者，试图通过发现感染者而加以特殊对待的政策，无法控制医院手术、内窥镜检查等带来的艾滋病病毒传染。控制医疗过程带来的艾滋病传染，需要实施“标准防护原则”，医务人员需要将所有病人的血液、其他体液以及被血液、其他体液污染的物品均视为具有传染性的病原物质，医务人员在接触这些物质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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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万延海 on 九月 7, 2011
上周，台大医院艾滋病感染者器官捐献事件，引起民众恐慌，台湾和大陆媒体广泛报道。人们纷纷关注和质疑台湾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管理问题，台湾民众提出健保IC卡需要输入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情况，部分台湾议员提出调查此案和修改法律。为此，由台湾主要艾滋病民间团体组成的“台湾爱滋行动联盟”8月3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反对健保IC卡输入艾滋病病毒感染信息。 台湾中华民国自1995年3月1日实施全民健康保险，给予民众就医时较好的经济支持，使其不至于因罹患重大疾病而不能求医。全民健康保险要求所有中华民国国民参加投保，每个人个人负担部分保费，政府和雇佣单位承担一部分保费，高收入者支付多一些保费。不参加投保的人不能享受全民健康保险，而且要受罚。 台湾卫生署中央健康保险局负责全民健康保险工作。早期，每个参保人将获得一张纸质的“健康保险凭证”，就是所谓的“健保卡”。2002年，中央健康保险局在台湾推行“健保IC卡”（晶片卡）取代纸质的“健保卡”。 健保IC卡有助于识别患者滥用医疗资源情况，也有助于存储患者医疗记录，但健保IC卡受到台湾民权团体广泛批评，认为健保IC卡容易泄露个人隐私而侵犯人权。台湾艾滋病权益团体也积极行动，要求健保IC卡不得输入艾滋病病毒感染和相关疾病的信息。台湾政府承诺，健保IC卡不输入个人重大伤病信息。 8月31日的新闻发布上，台湾艾滋病团体反对健保IC卡输入艾滋病感染信息的主要理由有：1、健保卡只能记录过去已经发现并由卫生部门管理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信息，而无法知道人群中大量潜在的感染者，包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感染的感染者信息。如果大家眼睛就盯着已经发现的感染者，而忽视对所有献血和捐献器官的艾滋病检测和手术中的全面防护措施，艾滋病病毒传播的事件就会不断发生。2、过去的艾滋病检测记录，不能作为现在献血或捐献器官的依据，因为人们可能近期因为不安全的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病毒。3、健保IC卡输入艾滋病病毒感染及其相关疾病信息，将可能导致感染者就医出现歧视，同时雇佣单位可能获知艾滋病感染信息而带来就业上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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