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序言:准备回家

2010年4月30日,我们一家人离开中国广州来到香港,随后于5月6日离开香港抵达美国。香港《南华早报》在5月10日的报道中称我们此行为“自我放逐”。 我们离开中国之前处于紧张、沮丧和极度惊恐状态。情况糟糕透顶,不仅机构无法正常运转,我也担心当局要动手了。 我们最大的资助方撤资了,资金一下子少了200多万。国家外汇局更加严格的管制外汇,特别是境外基金会赠给国内企业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新外汇政策要求基金会和国内组织之间的赠款协议书需要得到公证,境内机构才能接受境外基金会的赠款。基金会的赠款也拨付的出奇的慢。外面的钱进不来,机构就在等死。 我们16周年庆被取缔了。在那个土地上辛苦了16年,政府毫无谢意。我的心情沮丧到极点。在2月底的一次短暂会谈中,北京市国保的警员们询问我,其他国家有没有艾滋病这样的问题,万先生如果去这些国家去从事慈善事业,不是也很好吗?我不清楚这究竟是委婉的驱逐令,还是暗示我大难要临头了,快点走吧!不管怎样,我意识到,我需要走了,我在中国的极限到了,而且因为机构没有钱,我需要出去把机构盘活了。 我们离开中国之后,很快面临在美国合法居留、工作和自由进出的法律身份问题。在律师朋友和人权组织协助下,我们先获得在美国工作许可,随后获得绿卡。我们的身份允许我们永久居留在美国,但同时我们可以回到中国。期间,我先后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里士满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我也受到邀请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作证,介绍中国公民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和遭遇的政府打击。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祝全体员工、志愿者、合作伙伴和业内同仁新年快乐!

如果说2010年对于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来说是惊心动魄和令人恐惧的一年,那么2011年可以说是充满变化、不确定和焦虑的一年,也是爱知行开始恢复常规工作、积极投入艾滋病防治工作和相关权利保护的一年。信心让我们可以坚持,坚持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心和信念。在此新年伊始之际,我们代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向全体员工、志愿者、法律顾问、研究人员、合作伙伴和业内同仁致以新年问候,祝贺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我们特别感谢给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提供资金赞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法国艾滋病行动基金会、欧盟委员会、提供资金代理协助的机构、若干个人捐款人和借款人!我们特别感谢在爱知行出现紧急情况下提供道义支持的人士和机构! 我们特别向来自河南和河北等地的感染者朋友致敬,因为他们/她们的勇敢行动,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加强艾滋病防治和关怀工作的信心! 2011年,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继续在北京和昆明的男同性恋人群和跨性别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和权益保护工作,支持河南和河北等地输血和有偿献血艾滋病感染者要求赔偿和治疗的维权行动,支持大学生社会团体参与艾滋病教育和性教育倡导工作,参与广泛的艾滋病相关的法律援助、政策倡导和人权保护工作。同时,我们全面参与通过新媒体推动艾滋病教育和政策倡导的工作,并带动业内社群组织运用新媒体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能力建设。 在2011年底,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开始恢复在北京等地维吾尔人中的法律服务和健康教育工作,计划恢复在各地男同性恋人群中的安全套推广工作和艾滋病防治服务工作,发布了北京爱知行研究所2012–2015年艾滋病防治工作和人权保护工作的立场声明,明确了机构独立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们期待着2012年我们再次辉煌!我们期待着为艾滋病防治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2011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依然对我国卫生部和国家艾滋病中心领导国家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能力和诚意缺乏信心。我们承诺将继续监督中国艾滋病防治经费的使用和信息透明。 我们期待着我国卫生部门和其它相关部门能够落实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国务院2010年12月31日发布的4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民政部2009年3月6日发布的26号文件《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做好艾滋病预防教育、病人医疗和关怀工作。 我们期待着我国出现更加宽容和友好的艾滋病民间社会组织工作环境。我们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2015年)》“加强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的精神得以全面实施。我们期待《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对社会力量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指导和管理,民政部门要支持相关社会组织注册登记”的精神尽早得以落实。 张锦雄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理事长 万延海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 2011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