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春天，一名维吾尔人住进了河北秦皇岛的旅店，20分钟后两名警察就来到旅店，调查他为啥来到这里。全国范围内针对类似的“治安高危人员”（深圳市2011年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前夕驱逐外来人口用语）的探访，显示这不是某个旅店或某个地区特殊的警报系统。
2010年3月，浙江省公安厅“为贯彻落实公安部关于建立部、省、市三级情报平台联动应用的工作要求”，制定了《浙江省公安机关重点人员动态管控工作规范 (试行)》，“实现对涉恐人员、涉稳人员、涉毒人员、在逃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和重点上访人员等七类重点人员的动态管控工作”，实现“来能报警、动知轨迹、走明去向、全程掌控”，提高预防、打击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该文件或许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中国最近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实名制”现象。
2011年2月，胡锦涛和周永康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加强流动人口和违法犯罪分子等特殊人群的管理，提出建立全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包括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职能。2011年11月下旬，周永康在中共中央政法委会议上讲话，探讨包括艾滋病患者在内的特殊人群的管理与服务，显示艾滋病患者也纳入动态管控机制中。2011年，卫生部开展全国调查，建立精神疾病患者国家数据库，大概也是服务动态管控的目的。
建立一个国家电子化的情报系统，把政府不放心或认为危险的“重点人员”监控起来，随时采取控制措施，是需要代价的。这个代价之一就是中国越来越高的公共安全预算。
2012年，中国中央和地方公共安全预算再次增加，达到7,017.63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第三年公共安全预算超过国防预算。尽管财政部表示，公共安全经费增加，不是增加维稳经费，而维稳经费只占公共安全经费很小一部分，但是人们无疑注意到中国越来越多的“实名制”、公安对维权人士的骚扰、外来人口受到驱逐、大规模武装警察的行动、重新开始发展的民兵队伍等。
我们以上面的那个维吾尔人的经历为例。他来到一家旅店；旅店要求其出示身份证，对身份证进行扫描录入全国联网的公安情报系统；公安部一个全国公安信息情报中心识别出“危险分子”入住某酒店后，自动发布危险分子的警情报告和指示；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区）和派出所接到情报和指令后，打印上级指示和危险分子信息，通报派出所领导；领导做出决定，安排警员出警；警员穿好衣服，出门，开车到达该酒店，敲门调查被识别出的“危险分子”；前后经过就20分钟。
但是，把政府不放心的人员标签化在政治上也是危险的。当人们自由的权利受到侵害，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成为政府的“眼中钉”或国家的敌人之际，人们可能会反抗，会讨厌政府，并最终成为政府所表示的危险分子。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更多的人们起来反抗，当政府监听到越来越多的怨言和敌情之际，中国公共安全的预算将继续增加，直到不堪重负和民怨沸腾导致体质崩溃。
本人在此引用我2008年3月10日发表的“关于公安部门调查是否组织去天安门自焚的个人声明”一文作为公安管控制造“自我实现预言”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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