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底，我在北京的住所对外发出了北京现代管理学院健康人类学系成立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和设立“爱知热线”的新闻稿，随后中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消息。不久，《中国妇女报》主管单位全国妇联得到公安部通报指示，称万延海为其监控对象，媒体不得报道。我们的活动进入“地下”状态。
十八年过去了，在公安部和中宣部等多部门关照下，我们的工作长期处于被打压的状态，我本人也多次受到警方调查、拘留或处于强制羁押状态。中国媒体被禁止报道北京爱知行动项目或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工作，禁止提及万延海的名字。
回顾过去十八年，在斗争中，我们不仅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而且改变中国的历史了。
一、北京爱知行动项目的成立
1993年5月10日，我和我的机构领导陈秉中先生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工作和文章受到卫生部党组的批评和处理，我被调离“艾滋病求助热线”的工作，我负责主持的“男人的世界”北京男同性恋者文化沙龙被公安部点名勒令停止，我们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上发表的学术文章被新闻出版总署批评为“鼓吹人权、鼓吹同性恋、同情妓女”。陈秉中先生随后被免去研究所所长职务。我被告知不得从事任何有关艾滋病和性学的研究工作。
一些关心环境保护和艺术家的媒体朋友鼓励我走体制外路线。尽管我也接受过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培训，但一介书生缺乏社会阅历和资源来启动政府体制外的工作。
1993年底，这样的机会到了。在著名画家严正学起诉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案庭审围观人群中，我和张星水律师认识了。我们随后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近一家餐厅吃饭，交流各自的工作和未来的计划。听了我关于在政府外面建立一个组织继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和权益倡导的想法后，他表示愿意帮助介绍一些体制内人士建立的民间研究机构，我可以把机构托管在这些机构下。
1994年初，由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顾问委员会退休官员们成立的“北京现代管理学院”同意在学院下设立“健康人类学系”，开展艾滋病防治教育公益活动。1994年3月下旬，当我正在准备发布新项目新闻稿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教授来电话告知，我们1993年夏天一起提交的一份在北京地区男同性恋和双性恋人群中开展艾滋病教育和安全性教育的项目被美国伊丽莎白泰勒基金会批准，我们可以有1万美元的项目在一年内工作。
组织关系有了，经费也到了，起个什么名字对外开展活动呢？“爱知行动”的名字出现在睡梦中。“爱知行动”顾名思义，”爱”与”知”的组合，产生了一些意义的联想。”爱知”音和”艾滋病”近似，表示这是一个关注艾滋病防范和关心艾滋病人生活的项目。和过去”艾滋病”一词的区别是，”爱知”表示用爱心关怀和科学知识挑战艾滋病流行，而不是追究疾病的过错，而”艾滋病”一词中的”滋”颇有怪罪的意味。”爱知”同时表示关于爱的知识、性的教育。爱知行动项目自从成立以来，始终关心的主题是：推动公众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维护艾滋病人的权益和维护性少数人的权利。
2000年7月1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通过北京市西城区成人教育局要求北京现代管理学院取消健康人类学习设置，关闭“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办公室。我们在2000年初就开始讨论在工商部门注册一个独立的机构，以有助于吸纳资金更加全面地介入艾滋病防治工作，特别是对河南地区因为有偿献血（卖血）感染艾滋病受害者及其家庭的救助工作。和学院解除关系后，我们加快了独立注册的进程。
二、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值得记忆的工作
1994年3月至2002年7月期间，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北京爱知行动项目有影响的工作有：
1、编辑《爱知间报》，召开沙龙会议，组织全国的志愿者网络，推动艾滋病防治意识和保护性少数人权利。期间，召开了张北川著《同性爱》书出版座谈会（1994年，北京三味书屋）、艾滋病防治和特殊性行为研讨会（北京龙泉宾馆，1994年12月）。
2、推动关于同性恋的心理学交流，推动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工作。1996年，北京爱知行动项目翻译了一些同性恋心理学资料，包括美国同性恋亲友组织出版的父母处理孩子同性恋、同性恋青少年和父母交往的材料，以及美国心理学会出版的同性恋心理学文件。1996年10月，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发起呼吁，要求中华医学会中华精神科学会依照美国精神学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取消对同性恋的病理学定义。2001年春天，中华精神科学会新版中国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不再把同性恋或双性恋统一地定义为病态，而接受同性恋或双性恋可以正常的情况。
3、对保守宗教运动及其在中国推行的禁欲主义教育进行研究，推动中国政府接受以公共卫生科学为依据的综合性教育和艾滋病教育。2000年7月，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出版《跌倒的牧羊人——安全性教育（综合性教育）和唯禁欲教育（性纯洁教育）比较研究》，对韩国统一教会在中国和卫生部、国家教委和中宣部合作推广的婚前禁欲教育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分析，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这些合作，而要把艾滋病防治和性教育建立在公共卫生科学基础之上。爱知行报告出版后，中国卫生部等部门停止和统一教会下属的国际教育基金会的合作项目。
4、关于河南等地污血案受害者，为输血和有偿献血（卖血）感染艾滋病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道义支持，包括处理山西临汾输血感染艾滋病少年赔偿案、对高耀洁医生的支持、推动给河南卖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经济赔偿、医疗和救助，包括追究污血案渎职官员的法律责任。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在推动中国政府公开污血案艾滋病流行严重后果和为病人提供医疗和关怀政策发挥重要作用。
2002年12月26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卫生部长张文康表示，“目前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累计已达到100万人。艾滋病的流行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危害已在局部地区逐步显现。”张文康特别提出，“1995年前后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的艾滋病传播，涉及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村供血浆人员的感染率一般为10％～20％，最高达60％。目前发病和死亡病例已相继出现，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定造成不良影响。”
三、创办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02年9月26日，在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基础上，万延海、胡嘉、崔子恩、李丹等人向北京市东城区工商局申请注册“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于9月27日获得批准。2005年3月更名为“北京知爱行信息咨询中心”，2007年5月更名为“北京知爱行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性质从无限责任变更为有限责任，对外依然称“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开展非营利性艾滋病防治工作，旨在预防艾滋病在脆弱人群和边缘人群中的传播，帮助感染者和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得到必要的医疗和心理支持，反对歧视，保护其基本人权，改善其生存状态。北京爱知行研究所通过艾滋病法律项目、研究和倡导项目、社群健康和发展项目、合作组织对外开展工作。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致力于在社会边缘人群和艾滋病脆弱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成立以来至今，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在中国各地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人士、性工作者和客人、毒品成瘾者、流动人口、少数民族、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血液或血液制品消费者、青少年等人群中开展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和人权保护工作，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关注广泛的公共卫生和人权事务，积极参与营救陈光诚，反对滥用精神病学会，保护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受教育权和工作权利，保护广泛的病人权利，帮助业内诸多公益组织的发展。
中国奥运会前后，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开始遭遇广泛的政府部门干预和警方骚扰。2010年1月，爱知行16周年庆典活动和年会被取缔，机构随后遭遇工商、税务、消防和出版等多部门骚扰，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影响。2011年，爱知行开始恢复有限的正常工作。
2011年11月25日，爱知行发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关于进一步开展艾滋病防治和人权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机构非政治发展的立场，力图在有限空间下在中国境内继续开展艾滋病防治、公共卫生和人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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