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政治钟摆

在 空旷地方走夜路的人会遇到一种现象:本来以为在一条线直走,殊不知发现走了半天却回到原地。迷信的人以为那是遇上鬼怪了,所以中国人俗称为“鬼打墙”。在 历史的发展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以为在鼓足干劲向前直线奔走的时候,却猛不丁发现自己中了这种“欲速则不达”的圈套,不但回到原地, 而且在奔走的过程中还白白地牺牲了大批人的汗水甚至生命。中国人在二十世纪中这种苦头吃了不少。记得1980年 代初期农村搞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共产党的干部们便叹息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步回到解放前。”三十年来,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在直奔经济起飞这 一目标走了很远之后,却忽然发现只有唱起几十年前那些“红歌”才能激起一点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热情,尽管那些歌曲的背后充满着五、六十年代人的血和泪。对 过去有点记忆的人不禁会忖度,是不是历史又会再次给饱经沧桑的中国人开一个残酷的玩笑? 美 国的历史虽然只有短暂的二百多年,但是却没有出现过中国式的“鬼打墙”。从独立革命脱离英国统治,到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到十九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到二 十世纪的平权政治,美国一直在向着一个更加公平和更加富裕的社会前进。然而,美国的发展却从来不是直线前进,而是左右摇摆。著名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 格写了本题为《美国历史的循环》的书,指出美国历史总是在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进步主义—保守主义之间摇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没有了与苏联阵营竞争 的因素,这样的摇摆似乎更加显著。二十一世纪伊始,选民连续两届将保守的布什政府选上台,而从2006年开始自由派却连续夺下了国会和白宫。2010年中期选举,保守派再次获胜。政治一次次急转弯,令人目不暇接。 被称作“伟大的政治钟摆”(the great political pendulum) 的美国民主,使得这个国家的发展完全不可能走直线。国家每向前迈一步,都要经过种种的协商和妥协,都要考虑到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只要往任何一个方向过分 地倾斜,另一方会立即尽全力往回扳。美国的道路永远是“之”字形的,在每个特定的阶段看起来总有一些国家比美国走得更快——三十年代在解决经济危机上比不 过德国,五十年代在发展重工业上比不过苏联,六、七十年代在寻求社会公平上比不过西欧,八十年代在轻工业和出口生产上比不过日本和四小龙,到今天在大规模 国家基础建设上比不过中国。但是,美国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在数十年的疯狂之后,一代人面面相觑,想不透当初为什么那样糊里糊涂,以至于一路 狂奔之后却转回了起点。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在国家政治中的这种现象,多是小小一批自以为是的人掌握了大权,罔顾甚至用暴力镇压他人的异见,好大喜功、自我标榜的结果。只有建立起民主这个“伟大的政治钟摆”,才能避免人类历史的那些“豆腐渣工程”。

国债风波与美式民主

美国最近这场国债风波,引来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批评。一个堂堂大国,政府竟然在借债这样的问题上不可开交地闹了这么长时间,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勉强解决了问题,让许多外人看起来简直是笑话。中国媒体上不少舆论也借此批评美式民主缺乏效率,不似集权的政府那样能够迅速解决问题。 的确,多数美国人对这场危机中两党表现出来的偏执与低效表示非常不满。然而,这场债务危机却反映了美式民主制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侧面。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以国家的信用作为抵押借贷。也就是说,借贷的大权在国会手里,行政部门不得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借债。每逢财政预算入不敷出——这是最近多年来的常态——政府就需要借贷。而国会要给贷款额规定一个上限,提高上限需要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作为三权分立制度的重要原则,国会代表选民掌握着批准税收和财政预算的权力,行政部门只能向国会提交预算计划。国债既然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会当然不能放权而任由总统去拍板。在这次债务危机期间,有一些人——包括前总统克林顿——曾经劝说奥巴马总统动用《宪法》的第十四条修正案,绕过国会来提高借贷上限。此言一出,宪法专家们,包括白宫的法律顾问都大叫不可。

不听召唤的民意代表

美国国债违约期限逼近,众议院在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晚间连续进行辩论。共和党的议长贝纳本来计划要在那天结束之前表决,但是到了离午夜还有一个小时之际,却传出消息说,有数十位共和党议员坚决不赞同贝纳的法案,再加上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使得该法案无法获得217票的多数。持反对立场的共和党人主要是茶党党团的成员,其中包括正在参加总统提名竞争的明尼苏达州的巴克曼和德克萨斯州的保罗。由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议员斯各特领头,十数位几个月前刚刚被选入国会的新人对议长进行挑战。 在美国的议会民主制下,国会的成员虽然分属共和民主两大党,但是各自党团的领袖对每个议员的约束力是有限的。议会领袖们“管住”本党成员的办法最主要的有三种:控制委员会成员的分配、为选区进行特别拨款、帮助议员在下届选举募捐。在面对去年依靠茶党运动的波澜冲入国会的议员来说,这三种手段就失了效。 自2009年以来风起云涌的茶党运动,将削减政府开支变成了美国政治辩论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这次债务期限变成了一次危机。国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不断地增加开支,在债务期限到来时继续举新债还旧债。像斯各特这样一批在2010年被选上来的新议员,就是抱着削减政府的决心进入国会的。

幸福的敌人

理想主义走太远了,往往会走向自己反面。女权主义正是如此。 最近几天被美国媒体炒得最热的消息之一,是明尼苏达众议员米歇尔·巴克曼的头疼病。这位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的唯一女性被媒体爆出消息,说她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会患头疼,有两次还去找过医生。为此,不断有人质疑她是否能够胜任总统的工作。 头疼大概是多数人都有过的经历,更年期的妇女(巴克曼今年五十五岁)不时出现头疼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美国的妇女经常用头疼来推脱参加一些活动,使得头疼几乎被看作是一种妇女病。政治候选人的健康自然是公众关心的话题,可是过去除非有癌症、心脏病这类威胁到生命的疾病,候选人健康上的小毛病是不会成为新闻的。巴克曼的头疼成为媒体话题,这里面显然有性别歧视的嫌疑。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会出面抗议的女权运动组织却始终缄口不言。 最近两届总统选举中出现了几位令人瞩目的女性候选人,包括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与共和党的莎拉·佩林和米歇尔·巴克曼。这三位女性候选人的个人生活——从衣服、发式、化妆、声音、身段,到丈夫、子女、事业——被媒体挑剔的程度远远超过男性候选人。其中,两位共和党女性遭到的攻击更多。而号称代表妇女权益的女权组织从来没有为她们说过话。非但如此,对佩林与巴克曼这两位保守派,女权主义者对她们的攻击有时候甚至可以说到了残酷的地步。

债务危机与意识形态

继希腊的债务危机之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正面临着债务危机的挑战——到八月二日,如果国会不批准提高联邦的借贷上限,美国政府就面临着无法还债的处境。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借新债才能偿还一点旧债,债务由此而越积越多。 过去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是国会投票提高借贷上限。自奥巴马上台以来,上限已经被提高了三次,数额将近三万亿。 到今年六月,美国的主权债务达到了14.46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看着这个天文数字,多数的美国人难免心里发毛:到了“新帐老账一起算”的那一天,美国该怎么办?真的是“债多不愁”? 在这个背景之下,国会的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就提高债务上限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民主党人支持奥巴马政府将债务上限提高2.2万亿美元的计划,同时增加对企业和富人的税收来弥补财政不足;而共和党则要求将这个数目减少至1.9万亿,并坚决反对增税,同时主张以削减政府开支来削减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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