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by 龚小夏 on 八月 20, 2011
巨额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已经成了美国人的一块集体心病。除了少数奉行极端的凯恩 斯主义的人——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之外，无论是自由派、温和派、保守派，都承认降低债务、减少赤字势在必行。然而，如何在实行的同时不影 响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率，这点谁心里都没有底。 就 在联邦政府争吵不休的同时，许多地方政府却已经就平衡预算展开了积极的行动，成果最显著的地区就是与首都华盛顿一河之隔的弗吉尼亚州。八月十八日，州长麦 克唐纳发布消息说，继去年两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之后，今年的财政再次出现了五亿四千四百八十万美元的盈余。而仅仅在两年以前，该州的财政还有大约四十亿美元 的亏空，占政府预算的百分之十。这个数字比联邦政府大约三分之一的赤字比例虽然低不少，但是由于州政府既没有开动印钞机的能力，借贷幅度又有限，所以这在 选民中也引起的相当的危机感。尤其是在州政府因为缺乏资金而关闭了公路边大批服务设施之后，财政赤字就成了人们每日能够感受得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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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龚小夏 on 八月 12, 2011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文明兴衰的“挑战与应战”理论虽然经常被批评为过于简单，但是在分析长线历史发展的时候却他却能高瞻远瞩。他认为，人类永远面临着各种挑战。一个能够成功地应战的文明会成长，而一个应战失败的文明则会衰落。 近 几日英国出现的大规模城市骚乱、美国刚刚结束的债务上限危机、西欧国家严重的债务与失业问题，无不与民主国家中福利社会的发展相关。也就是说，几十年来 “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福利制度的发展，成为各国财政的越来越沉重的包袱。虽说大多数选民不得不同意削减福利势在必行，但是随之引起的阵痛却带来了大幅度的 政治反弹，使得福利社会面临着来自内部的严峻的挑战。 其实，福利社会本身是西方民主国家在二十世纪应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包括法西斯德国与共产党苏联——所拿出的应战方案。福利社会在保持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以政府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力求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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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龚小夏 on 八月 8, 2011
在 空旷地方走夜路的人会遇到一种现象：本来以为在一条线直走，殊不知发现走了半天却回到原地。迷信的人以为那是遇上鬼怪了，所以中国人俗称为“鬼打墙”。在 历史的发展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以为在鼓足干劲向前直线奔走的时候，却猛不丁发现自己中了这种“欲速则不达”的圈套，不但回到原地， 而且在奔走的过程中还白白地牺牲了大批人的汗水甚至生命。中国人在二十世纪中这种苦头吃了不少。记得1980年 代初期农村搞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共产党的干部们便叹息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步回到解放前。”三十年来，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在直奔经济起飞这 一目标走了很远之后，却忽然发现只有唱起几十年前那些“红歌”才能激起一点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热情，尽管那些歌曲的背后充满着五、六十年代人的血和泪。对 过去有点记忆的人不禁会忖度，是不是历史又会再次给饱经沧桑的中国人开一个残酷的玩笑？ 美 国的历史虽然只有短暂的二百多年，但是却没有出现过中国式的“鬼打墙”。从独立革命脱离英国统治，到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到十九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到二 十世纪的平权政治，美国一直在向着一个更加公平和更加富裕的社会前进。然而，美国的发展却从来不是直线前进，而是左右摇摆。著名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 格写了本题为《美国历史的循环》的书，指出美国历史总是在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进步主义—保守主义之间摇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没有了与苏联阵营竞争 的因素，这样的摇摆似乎更加显著。二十一世纪伊始，选民连续两届将保守的布什政府选上台，而从2006年开始自由派却连续夺下了国会和白宫。2010年中期选举，保守派再次获胜。政治一次次急转弯，令人目不暇接。 被称作“伟大的政治钟摆”（the great political pendulum） 的美国民主，使得这个国家的发展完全不可能走直线。国家每向前迈一步，都要经过种种的协商和妥协，都要考虑到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只要往任何一个方向过分 地倾斜，另一方会立即尽全力往回扳。美国的道路永远是“之”字形的，在每个特定的阶段看起来总有一些国家比美国走得更快——三十年代在解决经济危机上比不 过德国，五十年代在发展重工业上比不过苏联，六、七十年代在寻求社会公平上比不过西欧，八十年代在轻工业和出口生产上比不过日本和四小龙，到今天在大规模 国家基础建设上比不过中国。但是，美国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在数十年的疯狂之后，一代人面面相觑，想不透当初为什么那样糊里糊涂，以至于一路 狂奔之后却转回了起点。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在国家政治中的这种现象，多是小小一批自以为是的人掌握了大权，罔顾甚至用暴力镇压他人的异见，好大喜功、自我标榜的结果。只有建立起民主这个“伟大的政治钟摆”，才能避免人类历史的那些“豆腐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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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龚小夏 on 七月 13, 2011
继希腊的债务危机之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正面临着债务危机的挑战——到八月二日，如果国会不批准提高联邦的借贷上限，美国政府就面临着无法还债的处境。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借新债才能偿还一点旧债，债务由此而越积越多。 过去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是国会投票提高借贷上限。自奥巴马上台以来，上限已经被提高了三次，数额将近三万亿。 到今年六月，美国的主权债务达到了14.46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看着这个天文数字，多数的美国人难免心里发毛：到了“新帐老账一起算”的那一天，美国该怎么办？真的是“债多不愁”？ 在这个背景之下，国会的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就提高债务上限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民主党人支持奥巴马政府将债务上限提高2.2万亿美元的计划，同时增加对企业和富人的税收来弥补财政不足；而共和党则要求将这个数目减少至1.9万亿，并坚决反对增税，同时主张以削减政府开支来削减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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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龚小夏 on 七月 13, 2011
佛罗里达法庭最近判的一桩杀人案抓住了全美国人的心：一位22岁的年轻单身母亲Casey Anthony在2008年被控谋杀两岁多的女儿。经过三年多的调查与庭审之后，12位陪审团成员一致宣布当事人没有犯下谋杀罪。判决宣布之后，媒体与民众中出现了一片愤怒的声音。人们纷纷评论说，面对检察官拿出的如此充足的证据，嫌疑犯还被放走，究竟公理何在？然而，虽然是民意沸腾，法律却丝毫不为所动。陪审团的一些成员后来公开解释说，辩方提供的一些证据，检方没有能够很好地解释。无罪判决并不等于认定嫌疑人清白，只不过是陪审团成员心存“合理的疑问”（reasonable doubt）。按照法律，只要有这样的疑问，就不能作出有罪判决。 陪审团制度是英美司法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近年来在讨论是否引进这一制度，赞成与反对的声音都不少。赞成的一方认为，陪审团制度在西方多年实行，已经被证明非常有效。当今中国司法腐败层出不穷，引进这一制度是推动中国法制发展、抑制司法腐败的有效途径。反对的一方指出，中国目前不存在完备的证据搜集规则以及开庭前的证据审查制度，也没有一支专业性的、不带偏见、不受政治影响的法官团队。中国的律师辩护也受到官方的严重干扰，使得庭审往往成为一道将公安侦查机关的结论合法化的走过场程序。事实上，今日中国大多数的刑事案件当事人没有请律师。而如果没有辩方律师积极的参与，陪审团的选择就无法保证公正性。 引进陪审团制度建议，在中国已经有了超过一百年的历史。清朝末年推出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草案中，就提到过陪审团。而中国最新推出的《民事诉讼法草案》则规定“独任法官或者裁判庭作出裁判时，应当参考陪审团决议”。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陪审员制度仅仅是“陪而不审”，完全没有判决的权力。这与英美法之体系中的陪审团制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说到底，陪审团制度是英美独立的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绝大多数人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在有些州里面，有法律学位的人甚至没有参加陪审团的资格。）在庭审的过程中，检方与辩方都需要将各自的证据与反驳以普通人能够听明白的语言表述清楚，让普通人根据常识来进行判断。在刑事案件中，12位陪审团成员必须在详尽讨论之后达成一致决定才能够作出判决。哪怕有一个人不同意，判决也不能成立。好莱坞在1957年拍了个非常精彩的电影叫《十二名愤怒的男人》（Twelve Angry Men），描写的就是在一桩杀人案的审判过程中，陪审团有一位成员怀疑检方的证据，最后说服了另外十一人，给一个外人看起来几乎是肯定有罪的案件作出了无罪判决。 美国的陪审团放走几乎可以肯定有罪的嫌疑犯的情况经常会发生，是因为这里定罪的标准非常高。法官在审判前会指示陪审团成员，只要他们有“合理的疑问”就必须作出无罪判决，宁可放走有罪的人也不能冤枉无辜者。这与中国的刑事审判原则是相反的。如今中国刑事判决的有罪率达到99%，其中有多少是冤案不得而知。再加上各级行政部门高高凌驾于法院之上，以意识形态和行政手段来控制法律，导致许多案件的审判难以公正。尤其是到某种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冤案率更会大大上升。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引进英美式的陪审团制度恐怕无法与整个现行的法律体系配套，从而无法实现该制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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