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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龚小夏 on 八月 16, 2011
“新保守主义”在冷战结束特别是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的一段时间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保守主义者相信，美国应该以其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世 界范围内弘扬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社会制度。正如新保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那样：“新保守主义者根本不要维护 现存秩序，因为这样的秩序是建立在等级制、传统、性恶论的基础上的。” 他们认为，美国的使命是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制度。而旧有的国际关系架构，包括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却是自由民主的障碍，因为全世界的专制政权在里面都有发言权。 美国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战争中遇到的种种麻烦，以及全球化下国际经济的新格局对美国形成的挑战，使得新保守主义的理念受到了广泛的怀疑。不仅原来反对战争的左翼对其痛加批判，一贯支持上述两场战争的保守派的右翼也开始摈弃这一理念。其中，一批著名的保守派的法律专家，比如曾经担任里根与老布什总统法律顾问的博登·格雷和布鲁斯·法恩，就指出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在事实上威胁了美国的立国原则。 这些学者援引美国国父们推崇的古罗马为例子：在罗马人关注的主要是国内事务的时候，罗马能保持共和制。一旦罗马向外扩张，成为一个拥有大量行省的帝国，共和制便消亡，蜕化成了帝制。他们指出，作为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其目的是将华盛顿的联邦政府的权力限制到最小的程度，让地方有尽可能多的自治权，这样才能保住共和制。一旦权力集中到联邦政府那里，人民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就很困难。而权力集中的最迅速的途径，就是向外进行扩张。因此，帝国的建立，就意味着共和国的衰亡。 除了专家们的质疑之外，在最近两年风起云涌的右翼的茶党运动中，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也非常不受欢迎，被认为是政府滥用人民税款去好大喜功的表现。德克萨斯众议员保罗是茶党中最受青睐的政治人物之一。他认为，只有在内政与外交上彻底摆脱大政府，美国才能真正回到繁荣富强的轨道上。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在伊拉克的战争，并且主张取消一切对外援助。 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质疑，不久前还风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在美国的现实政治中看来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不过，其遗留下来的空白，到现在却也还没有能够被填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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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龚小夏 on 八月 12, 2011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文明兴衰的“挑战与应战”理论虽然经常被批评为过于简单，但是在分析长线历史发展的时候却他却能高瞻远瞩。他认为，人类永远面临着各种挑战。一个能够成功地应战的文明会成长，而一个应战失败的文明则会衰落。 近 几日英国出现的大规模城市骚乱、美国刚刚结束的债务上限危机、西欧国家严重的债务与失业问题，无不与民主国家中福利社会的发展相关。也就是说，几十年来 “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福利制度的发展，成为各国财政的越来越沉重的包袱。虽说大多数选民不得不同意削减福利势在必行，但是随之引起的阵痛却带来了大幅度的 政治反弹，使得福利社会面临着来自内部的严峻的挑战。 其实，福利社会本身是西方民主国家在二十世纪应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包括法西斯德国与共产党苏联——所拿出的应战方案。福利社会在保持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以政府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力求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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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龚小夏 on 八月 8, 2011
在 空旷地方走夜路的人会遇到一种现象：本来以为在一条线直走，殊不知发现走了半天却回到原地。迷信的人以为那是遇上鬼怪了，所以中国人俗称为“鬼打墙”。在 历史的发展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以为在鼓足干劲向前直线奔走的时候，却猛不丁发现自己中了这种“欲速则不达”的圈套，不但回到原地， 而且在奔走的过程中还白白地牺牲了大批人的汗水甚至生命。中国人在二十世纪中这种苦头吃了不少。记得1980年 代初期农村搞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共产党的干部们便叹息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步回到解放前。”三十年来，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在直奔经济起飞这 一目标走了很远之后，却忽然发现只有唱起几十年前那些“红歌”才能激起一点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热情，尽管那些歌曲的背后充满着五、六十年代人的血和泪。对 过去有点记忆的人不禁会忖度，是不是历史又会再次给饱经沧桑的中国人开一个残酷的玩笑？ 美 国的历史虽然只有短暂的二百多年，但是却没有出现过中国式的“鬼打墙”。从独立革命脱离英国统治，到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到十九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到二 十世纪的平权政治，美国一直在向着一个更加公平和更加富裕的社会前进。然而，美国的发展却从来不是直线前进，而是左右摇摆。著名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 格写了本题为《美国历史的循环》的书，指出美国历史总是在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进步主义—保守主义之间摇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没有了与苏联阵营竞争 的因素，这样的摇摆似乎更加显著。二十一世纪伊始，选民连续两届将保守的布什政府选上台，而从2006年开始自由派却连续夺下了国会和白宫。2010年中期选举，保守派再次获胜。政治一次次急转弯，令人目不暇接。 被称作“伟大的政治钟摆”（the great political pendulum） 的美国民主，使得这个国家的发展完全不可能走直线。国家每向前迈一步，都要经过种种的协商和妥协，都要考虑到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只要往任何一个方向过分 地倾斜，另一方会立即尽全力往回扳。美国的道路永远是“之”字形的，在每个特定的阶段看起来总有一些国家比美国走得更快——三十年代在解决经济危机上比不 过德国，五十年代在发展重工业上比不过苏联，六、七十年代在寻求社会公平上比不过西欧，八十年代在轻工业和出口生产上比不过日本和四小龙，到今天在大规模 国家基础建设上比不过中国。但是，美国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在数十年的疯狂之后，一代人面面相觑，想不透当初为什么那样糊里糊涂，以至于一路 狂奔之后却转回了起点。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在国家政治中的这种现象，多是小小一批自以为是的人掌握了大权，罔顾甚至用暴力镇压他人的异见，好大喜功、自我标榜的结果。只有建立起民主这个“伟大的政治钟摆”，才能避免人类历史的那些“豆腐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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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龚小夏 on 六月 3, 2011
写历史，太近了容易在情绪上出偏差，而太远了又容易在细节上出问题。在六四屠杀过去二十年之际出版的《天安门对峙》一书可以说兼具了不远不近的长处。 这本书算不上是整个天安门事件的历史，因为政府那面的决策记录至今仍然多数停留在传说与猜测上，也许其中几个最主要的人物已经将最主要的细节——比如他们做决定时的动机——带进了坟墓，而比学生人数多许多倍的普通民众的参与和组织只留下了一点零星的、多数是侧面的记录。Eddie Cheng二十万字的《天安门对峙》（原著为英文 Stand Off At Tiananmen）告诉世人的是发生在示威学生中间的详细的故事。该书追溯了那次震撼世界的从学生示威演变至人民起义的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一批突然之间被推到国家乃至国际舞台中心的年轻的大学生领袖们——如何以激情开始，以想象力为号召，以勇气同时又带着过分的固执己见而将示威运动变成对天安门广场长期的占领，却在真正的镇压到来时溃不成军。 《天安门对峙》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与故事，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场历史转折点上的宏大的悲剧。人们看到，一个在试图推动改革的专制政权是如何无法摆脱自身意识形态、语言、行为方式的窠臼，是如何在居高临下的慈祥统治者与面目狰狞的暴君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摇摆抉择，而最终在无法和平控制局面的时候又是如何大开杀戒。人们也看到，这些同样的窠臼又是如何制约着抗议者的一方，使得政府对立面的领袖们摇摆在激动得近于语无伦次的青年鼓动家与试图建立起以小范围的自封社会精英为基础的权力谋略家这两种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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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龚小夏 on 五月 13, 2011
今年一月，也就是在中东的大规模示威运动的前夕，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人口调查报告，题目是《未来世界上的穆斯林人口》。这份报告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数字，就是穆斯林世界远比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工业西方以及大多数国家要年轻。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面，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在2010年，穆斯林占世界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上下，而年轻人则占了百分之二十六。 在九一一之后，穆斯林国家的年轻一代令西方世界极为担忧。在穆斯林世界那些专制独裁的国家里面，年轻人面临的是长期失业和生活无着。不久前的统计显示，埃及的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五，黎巴嫩百分之二十一，突尼斯百分之三十。即使移民去欧洲也没有能让情况有太多改善。在英国的穆斯林青年失业率为百分之二十，在西班牙甚至达到了百分之四十。这种绝望的状态使许多人变成了中国人说的“愤青”，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也在他们中间找到了市场。在普遍的不满情绪的推动下，极端分子们能够在他们中间大肆宣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对西方甚至整个外部世界的仇恨，煽动青年人去参加“圣战”，令“穆斯林青年”在这些年里面几乎变成了“恐怖主义孳生地”的代名词。几乎所有知名的恐怖分子都自他们中间产生。尽管那只是极少的几个人，但是却给他们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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